赵世金/马振颖：唐宋舍利信仰变化--以泾川出土舍利铭文为例

2023年08月16日来源：网络点击数：

摘要: 舍利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佛教传入中土后逐渐流行。隋唐时期各种舍利感应之瑞祥不断涌现，以佛骨为主的舍利埋葬制度成熟。宋代舍利信仰的神圣化特征开始淡化，佛骨舍利、高僧舍利以及各种舍利替代品开始出现。泾川县先后三次发现舍利和舍利铭文，可以从中了解中古时期舍利信仰的变化。

关键词: 泾川; 大云寺; 舍利信仰; 铭文

作者简介: 赵世金 ( 1990—) ，男，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史; 马振颖 ( 1992—) ，男，山东桓台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文献学与西夏学。

泾川县位于甘肃省最东端，与陕西省交界，处于陇东一带的黄土高原沟壑区，北纬35°11'—35°31'，东经 107°15'—107°45'。隋代为安定郡，治安定。武德元年 ( 618) 改为泾州，“幅员二百余里，控扼西陲，地势险要，实甘肃之咽喉，边衢之门户”[1]13。泾州地理位置重要，甘肃境内丝绸之路的河东段有三条路线必须经过泾州，分别为 “泾河—灵州线、泾河—兰州线、马莲河—灵州线”[2]。因此，泾州既是西域文化进入中原的重要通道，也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佛教文化沿着丝绸之路穿过河西走廊，越过陇山进入泾州地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长安进行传播。这里曾经三次发现佛骨舍利，在中国佛教史和考古学界影响颇大。从佛骨舍利的瘗埋方法、数量、参与人物和铭文中，可以看到佛骨舍利在中原地区的信仰及其变化过程。公元319 年，佛教高僧佛图澄在今平凉、庆阳一带宣扬佛法，当地官吏和百姓逐渐信佛。隋唐时期在这一地区开凿了大量佛教石窟，大云寺正是这一佛教活动的产物。

一、舍利及其信仰概述

佛教中的所谓 “舍利”，主要指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经过荼毗大会所产生的遗骨或其身体火化后的遗存物，在中国古籍或一些佛教译文中称为实利、实利罗、舍利罗等。舍利不但有圆形、椭圆形、莲花形等多种形状，而且还分为白、黑、红等多种颜色。其中，白色者为骨舍利，黑色者为发舍利，红色者为血肉舍利。佛教认为，舍利子的形成与修行者生前的修行密切相关，是虔诚佛教徒通过戒、定、慧的修持和加持自己的大愿力而来，十分稀有和宝贵。随着佛教的传播，舍利逐渐受到信众的普遍重视。佛典将佛教舍利分为 “遗骨的舍利，遗发的舍利，遗体上肌肉的舍利”[3]48三种，佛和菩萨的舍利均可有这三种类型。不过，佛教中还有 “全身舍利”、“散身舍利”、“半身舍利”等一些依据舍利形态进行的分类。如《菩萨璎珞经》卷十一记载:“如来法身众德具足，色身教化不可称量，复留全身舍利接度众生，所度众生不可尽。”[4]95 《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卷下记载: “佛言: 坚意，我今住此首楞严三昧，于此三千大千世界……或现全身舍利，或现散身舍利。”[5]640 《大般涅槃经》卷三十指出: “云何得有碎身舍利? 如来为益众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养。”[6]806佛舍利作为佛祖真身的方便示现，是其真身的分体。“如来降形出一人一变化无方，或碎身舍利，或全身舍利，或隐没不现，或流布世间，或现一佛境界，或现若干诸佛境界，神足变化，道力自在。”佛舍利与佛祖真身无异，众生供养佛舍利即是供养佛陀真身，敬仰佛舍利即是敬仰佛祖真身，敬仰佛祖真身就要依照其教导而行，由此而生福德、人涅槃、得解脱。“( 佛) 人涅槃时，为济众生故，碎身舍利。……人所供养，与佛无异，能使众生得于涅槃。”除上述舍利的分类情况外，一些佛经也提到了佛牙舍利、佛顶舍利等佛祖身体中某一特定部位的舍利。

舍利文化信仰是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舍利可以让信众 “思慕正化，多所饶益……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7]28。《金光明经》云: “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聚! 舍利是由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4]354不论原始佛教还是部派佛教，都对舍利推崇备至。舍利信仰随着佛经的传入进入中国，“舍利崇拜在中国一直没有断过，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时期，对佛教舍利的崇拜也达到了顶峰”[8]。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佛教舍利信仰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世俗化趋势加强，不再完全追求佛祖真身舍利。宋代以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高僧的佛骨舍利、肉身舍利都被视为舍利信仰的一种，“宋人对舍利崇信的理解和认识逐渐宽泛，舍利包含了真身舍利和法身舍利，同时舍利也不再完全是唐人理解的正统佛骨舍利，菩萨罗汉、弟子高僧舍利都可以称作舍利，进行瘗埋供养”[9]。残破佛教造像的掩埋也受到舍利信仰的影响，成为其信仰的一部分。正如杜斗城先生所一贯坚持的那样，“( 佛像)‘窖藏’不但与毁佛无关，而且是护佛弘法之举，其性质实质上是 ‘埋葬舍利’”[10]331。这种做法在全国各地的出土文物中非常常见，泾川龙兴寺所出土的佛像即为其典型代表。

在中土佛教文献中，最早记载与舍利有关的僧人是三国时期的康僧会。“( 孙) 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 ’会进而言曰:‘舍利威神，岂直光相而已，乃劫烧之火不能焚，金刚之杵不能碎。’权命令试之。会更誓曰:‘法云方被，苍生仰泽，愿更垂神迹，以广示威灵。’乃置舍利于铁砧磓上，使力者击之。于是砧磓俱陷，舍利无损。权大叹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三国时期，统治者已经开始建塔供养舍利。此后，舍利供养之风非常盛行，隋唐时期达到顶峰。佛教舍利的瘗埋制度在隋唐时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隋代出现了专门安置舍利的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地下建筑，仅为一个狭小的密室……唐代出现了在塔基下构筑类似墓室的砖砌地宫”[11]144 - 145。宋代时期，舍利信仰泛化现象严重，世俗化逐渐取代了先前那种庄严的信仰模式。

二、泾川大云寺舍利

1964 年 12 月，甘肃省泾川县城关公社发现了一座砖砌窖室，室内安置 “舍利石函”。1965年 2 月，甘肃省文物队进行了考古调查，考古报告公布了泾川大云寺佛教舍利石函的相关情况。

石函由四重组成，最外层为石函，其中放置了一个镏金铜匣，匣内放置银椁，椁底放有一块织锦衬垫。衬垫上放置了金棺，棺部又置织锦衬垫，垫上竖有檀香木隔板，隔板墙内放置琉璃瓶，瓶中装有大小十四粒 “舍利”。石函呈方形，由质地坚硬、含质不纯的大理石制成，高 28. 3 厘米，正、背面均宽 50. 5 厘米，两侧宽 49. 5 厘米。函盖呈覆斗式，正中间刻有方格，格内刻阳文隶书 “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字迹工整，四周刻有缠枝西蕃莲，整齐规律，刻工精细。石函四周刻有铭文，抄录其内容如下。

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

若夫能仁幽赞，治圣敬以开祥。妙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故难思巨相形于广济之辰，稀有殊姿，显自忽持之运，恭惟瑞景，允应兹猷者焉。爰有古塔遗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建葺之始，访耆颜而靡祥，光影之气，在休辰而屡警。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以为伊昔拘夷，爰分舍利，甫覃八国，俄遍十方，斯阯腾辉，必是遗好，每将穿究，苦乏资力。诜谓之曰: 自香薪既燎，珍塔具修，理契则通，道符乃应。当今圆常摄运，方等装期，阐持线之微言，赞结绳之景化，融之以慧晷，润之以慈云，行使家励四勤，人弘五力，诸佛现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徙具锤，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遽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伫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既而言曰: 接神在敬，奉觉以诚，兹理或睽，冥应自阻，愿众等少湔意垢，暂抆情尘，注仰内尊，虔恭外肃，同申谶露，共取感通。于是言既逗机，人皆励，尽力坚猛，谛受精严，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之侧，乃勒铭云:

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日拱辰居，川潮海纳，伟哉睿后，显号着于，铭刊镌矣! 康期景度，载于冥纪，乘变之机不测，先物之轨难寻，彰妙本之宿圆，证善权之今发。舍天形而演庆，彩叶大云; 怀地品以宣慈，化敷甘露，岂与夫风君瑟，火辟轸琴，黄祁出名丹，灵则口大诰，其冲兴校哉。神通者哉，昔八万四千，育王起光明之塔，三十六亿首楞，载平等之龛，及眷规模，敢忘修措。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广厦清冷，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采涅槃之旧仪，道宴坐之遗则，空说法而为盖，花韫觉以成台。若诸天之赴临，疑列仙之降卫。夫以炎祁递运，流峙或移，不茂委于镌，讵永宣乎殊妙，式诠斯祐，用刊于侧庶乎，宸微璺璺，与僧伽而永存，灵彩昭昭，历遐劫而常现。重宣睿感，乃作铭云:

满月为容，攒曦表相，一音攸述，万法斯亮，鹤林迁映，龙步韬威，芳薪罢爇，构璅凝晖，五分余函，千龄翔圣，骈陛慧彩，允口慈政，雪龛曩饰，月殿新封，昔悲双树，今栖四松，念口难留，口口不测，愿言景口，长挥太极。

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朝散大夫前沙州长史博陵崔，奉义郎行录事参军卢元纲、参军韦晋、通直郎行司功参军事冠基亮，宣义郎行司户参军李恁、博士郑元礼，奉义郎行司仓参军独孤思礼，通直郎行司法参军张景略，郝师式，参军张守范、参军皇甫充、王僧言，豳州宜禄县尉校营使汲人赵贞固书，定远将军守左卫泾阳府折冲都尉，宣义郎行许州长社县尉窦少绎，征事郎行安定县尉窦少微，参议郎行同州参军姜昕，泾阳府右果毅游骑将军薛智静，通直郎泾阳府长史赵思一，登仕郎行泾州录事董玄挺，僧大量、僧行恭、僧悟寂、惠觉、上座复礼、除疑、崇道、无着，寺主志筠、处寂，僧嘉、庆小，罗汉僧广法、讠惠严、师叡、道寂。①

这一千多字的铭文为唐代著名学者孟诜所撰，作为当时士大夫的代表，他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撰文。铭文内容既要凸显最高统治者武则天对于舍利的恭敬之情，也要体现同朝仕宦对于舍利的虔诚之心，更要说明佛僧对于舍利的崇奉之意。隋唐时期佛教舍利信仰非常虔诚，对佛祖舍利怀有无限崇奉之情。泾川大云寺的十四粒舍利是释迦牟尼佛骨舍利，史载大云寺的前身为隋代的大兴国寺，其兴建过程与隋文帝密不可分。在隋唐诸多帝王中，隋文帝最为崇信佛法并力求实践，曾效仿阿育王故事广修寺塔。据《广弘明集》记载: “( 隋文帝) 皇帝以仁寿元年( 601) 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迎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12]77在这三十处舍利塔中，就包括泾州大兴国寺。另据《长阿含经》记载，佛祖葬法为 “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刹悬缯，使国行人皆见法王塔”[7]20。隋文帝要求选择三十处高爽清静之所起塔供养舍利，与佛祖要求在四衢街道之中建塔供养存在一些区别。隋唐时期，禅宗思想开始兴起，其主张与中国道家思想比较契合，丛林禅学的出现使这种形式更加普遍化。隋文帝这个既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又对佛教思想推崇备至的封建帝王更加注重佛学的清静思想，入土为安这种人文终极关怀在隋文帝建立舍利塔这一崇佛行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泾川大云寺舍利和石函的出现，为学者提供了一些研究隋唐舍利埋葬方法和舍利信仰的材料。泾川舍利的瘗埋方式，体现了隋唐时期对佛教舍利信仰的严谨和极度崇拜之情。泾川舍利石函的出土地点地势比较平坦，后依山岭，前临泾水。从埋葬方位上来说，与陇东地区世俗埋葬方法基本相似，为典型的 “背靠山，前临水”方式，这说明隋唐时期的舍利埋葬制度深受世俗社会影响。埋藏舍利的窖室设有券顶，正南正北，石门南开，呈方形，前有甬道，宽约 1. 5米，长约 2 米。甬道内有砖砌石台通向地面，两侧壁上原绘有彩色壁画，现已风化剥蚀殆尽。室门由四块质地坚硬的大理石制成，门顶呈半圆形，长 1 米，高 0. 36 米，厚 0. 19 米。门楣正中刻有一束腰莲座，上置一香炉，炉上刻如意火焰宝珠，莲座两侧刻两幡盖，刻工相当精细。香炉两侧各刻一个飞天，梳有唐代妇女的 “抛家髻”②，面颊相对丰满圆润，袒露上身，戴项圈、玉环，胸腹饱满，下着大裙，面对香炉作凌空飞舞之状，周围衬托以流云。室内门道两侧二石呈长方形，高约 1. 5 米、宽 0. 4 米、厚 0. 3 米，下面有两个力士。门道内相对的两面刻画二天王、二力士，高髻上束法花冠，舍利石函置于室内[13]。瘗埋舍利的方式非常讲究，专门为其开凿地宫，舍利容器依次为石函、铜匣、银椁、金棺，显示出舍利的尊贵。泾川大云寺所出土的舍利，说明武则天时期的舍利埋葬制度已经相当成熟。正如杨效俊先生所言，“隋唐舍利埋葬制度形成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初唐以来释迦牟尼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圣者而被广为崇信，佛骨舍利建立了唐土信者和佛祖之间的直接联系; 二是通过奉迎和供奉、瘗埋舍利表明帝王与佛祖之间的继承关系; 三是唐代从对舍利塔的礼拜变为对舍利真身和舍利塔的双重礼拜”[14]。泾川大云寺舍利建立了佛教信仰者与佛祖的直接联系，泾川舍利与隋文帝杨坚、女皇武则天都有密切关系，表达出统治者试图通过舍利信仰巩固自己统治的政治愿望。

另外，从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文中也可以看出，参加这次舍利瘗埋仪式的人物较多，其中既有世俗文武官员，也有僧官和普通僧侣。其中，世俗官员达到 21 人之多，另有僧人 13 人，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以从舍利铭文中看到，一大批世俗官员和僧侣参加了大云寺舍利瘗埋仪式，但却只字未提普通百姓的参与。这充分说明，隋唐时期的封建上层人士更加注重舍利信仰，将其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由于隋唐时期舍利信仰制度还较为单一，大多数人对于舍利信仰还局限在佛祖的真身舍利。因为大多数普通百姓并不能得到佛祖的真身舍利，所以当时的舍利信仰只集中在上层人士，他们将舍利当作一种福祉和神奇的象征。对于帝王来说，舍利的出现成为国家升平、百姓安乐的标志。据《舍利感应记》记载，隋文帝在全国供养舍利之时，各地祥瑞不断涌现，如: “扬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12]154这种现象也在泾州出现， “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12]229。当然，瘗埋舍利时的这些祥瑞现象未免带有一些夸张成分，但也曲折反映了上层统治者对于舍利的崇奉之情，从而导致了舍利信仰的泛化。

三、龙兴寺舍利

无独有偶，2012 年 12 月又在泾川大云寺东侧发现了一批佛像窖藏，其中亦有一批佛教舍利。但是，这次出土的舍利的包装和数量都不能与唐代大云寺舍利同日而语。根据出土的《泾州龙兴寺地宫砖铭》记载，舍利安放时间为宋代大中祥符六年，舍利陪葬品不再是金银器物，而是普通陶棺。从其铭文来看，这次舍利埋葬仪式既没有唐代那么庄严，也没有那么多的上层人物参加。唐武宗会昌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灭佛活动，宣宗继位后开始复兴佛教。为挽救武宗时期被毁佛寺，“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敕旨依奏。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15]615。唐代以后，龙兴寺的地位较高。泾州龙兴寺专门收藏的佛祖舍利说明了其重要地位，从龙兴寺所出土的铭文可以一窥其面目。现移录铭文如下。

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年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智明爰与同院法眷云江，道味有契，水乳无疎，孤洁依投而亲行愿，故相遘遇也。皆承师训，俱受佛恩，将何报于覆焘，复何普于济霑? 岁月随缘，因果远趣，曰: 佛灭度后，八斛四斗分布舍利，遗迹具瞻，戒定惠证，感通应现，明圣兴隆，而身心志向，且愿力岂捐，固铭性炼心，行住坐卧，励至二纪余，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初终不罄，数满二千余粒。奇哉，宝瓶珠转，牙骨星流。一曰稽颡曰: 幸卜丰坚于自院中，历劫无坏，长世载遇。天上人间，愿力非舍矣。不幸云江迁化，瘗事复失。今日智明奉葬酬愿。法教昭彰，上善得获于定果，同因祈会于龙华。远仗圣贤，加备绍嗣矣。

铭云: 于缘有果兮明世出家，瞻佛奉法兮善不可嘉。莫为释子兮积功累德，同志操修兮茂实去花。设舍罗兮无为利用，灭波吒兮辩正除邪。求一粒兮轻水透，水礼神异兮净意开花。报四恩兮傍及九有，同佛会兮利乐河沙。当州本寺管内惠照大师、赐紫义英稽首，助缘比丘义演、表白大德义捷、小师惠远。梁吉书刻。助缘埋葬弟子陶知福。

从铭文来看，舍利的来源包括 “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初终不罄，数满二千余粒”。相对于隋唐时期大云寺的十四粒舍利来说，这二千余粒舍利来源复杂，而且僧人智明、云江在收集舍利时也没有严格标准，不追求佛祖的真身舍利。这正是隋唐至宋代时期舍利信仰的变化过程，逐渐显示出一种世俗化趋式。北宋舍利起塔供养的寺院，从皇家寺院到一般的民间寺院都有，舍利瘗埋不再局限于皇家寺院或一些比较著名的寺院，一般的小型寺院也可瘗埋和供养舍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舍利来源的多样化，佛祖舍利的数量毕竟有限，但弘法的需求却无限。为了弘法的需要，舍利也出现了一些替代品， “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玛瑙、玻璃众宝等造作舍利，或至大海边拾清静砂石，或选用药草、竹木根节诸物造作舍利”[16]332。所以，在泾川龙兴寺出土多达二千余粒舍利就不足为奇了。

从龙兴寺砖塔铭文来看，这次舍利埋葬仪式并没有其他人员参与。“不幸云江迁化，瘗事复失。今日智明奉葬酬愿。法教昭彰，上善得获于定果，同因祈会于龙华。远仗圣贤，加备绍嗣矣。”智明仅对舍利进行了简单瘗埋，没有任何世俗官员参与。这说明宋代时期，佛教舍利埋藏活动已经缺失了唐代那种庄严的仪式感。究其原因，主要是舍利信仰的世俗化现象较为严重，舍利来源也比较复杂，完全失去了隋唐时期那种追求佛祖真身舍利的精神。

四、泾川宝宁寺之舍利

1969 年初，泾川县发现了北周比丘慧明造佛舍利套函。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琉璃瓶组成，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石函内有银质医用刀 1 把、铜质医用刀 1 把、白玉发钗 1 个、金质发钗 1 个、铜质发钗 10 多个，现存平凉市博物馆。石函为青砂岩质，函体呈长方形，外部立面刻有供养人、双狮等浮雕。阴刻楷书铭文 96 字，抄录如下:

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真容虚寐，妙惙疑神，圣智无私，言谈□绝。然宝宁寺比丘慧明谨□衣钵之余，仰为七世所生法界合识，敬造石像一区，琢磨已就，莹芳殊丽，虽不□氏见，存与真踪无异，籍此善□颠上来，而外阖国黎庶俱登正觉，北周

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

天和为北周武帝宇文邕 ( 561—578) 年号，宝宁寺所出在泾川三次发现的舍利中年代最为久远。这一时期，舍利瘗埋制度还没有完全形成，陪葬器物比较丰富。从舍利棺椁上来看，明显不如大云寺出土舍利那么庄严。从铭文来看，这是宝宁寺比丘慧明的个人行动，没有邀请任何世俗官员或其他佛教人物参加，铭文也相对简单。这次瘗埋舍利在天和二年 ( 567) ，正值北周武帝推行严厉的限佛、灭佛政策之时。但是，北周武帝在建德二年 ( 574) 才下令限佛，建德三年 ( 575) 正式开始灭佛， “( 武帝) 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17]85。所以，这次瘗埋舍利并非出于政治原因。虽然，这次所瘗埋的舍利的来源还不确定，但从瘗埋情况来看，北周时期已基本形成佛教舍利瘗埋制度。

五、总结

泾川县三次发现佛教舍利，分别为北周宝宁寺、隋唐时期大云寺、宋代龙兴寺。这是中原佛教的形成、发展、定型时期，从佛教舍利信仰来看，属于从追求佛祖真身舍利到一个更加宽泛的舍利信仰阶段，舍利瘗埋制度经历了形成、兴盛并趋于世俗化的发展历程。这三次舍利发现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同一个地区出土了相对完整的铭文，可以明确了解每一次瘗埋舍利的具体情况，是研究中原舍利信仰的典型代表。

注释:

①董玉祥和杜斗城两位先生都对大云寺舍利函铭文进行了录文，本文采用杜斗城先生的《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见《敦煌学辑刊》，2005 年第 4 期。

②抛家髻，唐代后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一种发式。具体梳法是将发束髻于顶后抛向一侧，再将耳旁的鬓发处理成薄薄的一层，紧贴双颊。见谭燕鹏《略论唐代妇女发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参考文献：

[1] 张延福. 泾州志[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2] 吴景山. 丝绸之路在甘肃的线路述论[J]. 兰州大学学报，2013 ( 3) .

[3] 杨曾文. 泾川佛教文化论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

[4] 大正藏: 第 16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5] 大正藏: 第 15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6] 大正藏: 第 12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7] 大正藏: 第 1 册 [M].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8] 圣凯，铂净. 漫谈舍利崇拜[J]. 世界宗教文化，2002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