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棒：再论泾川铜器窖藏出土金铜佛像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内容摘要：本文论证确认甘肃泾川铜器窖藏出土的“归义侯印”为后赵官印，同时认为与之同出的华盖金铜佛创制时代亦应定为后赵，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华盖金铜佛、满城征集的坐佛也应是后赵邺城一带的产物。这些金铜佛像见证了后赵佛教文化的繁荣，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对于讨论早期造像艺术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甘肃泾川 后赵造像 归义侯印 华盖金铜佛 邺城

1976年甘肃泾川玉都公社（今玉都镇）十六国铜器窖藏出土的华盖金铜佛像是我国早期佛像研究中的重要资料，自发现以来备受学界重视。这尊佛像出土时，与三件铜扁铃、两件铜鐎斗、一枚“归义侯印”马钮铜印共置于两件对扣的铜盆中。

由于这批文物没有明确的纪年信息，对于窖藏时代的讨论首先围绕“归义侯印”的主人展开。当时的考古简报提出“归义侯印”是姚兴封赐乞伏乾归之印，西秦诸王将“归义侯印”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至西秦灭亡前，末代西秦王暮末仓皇奔逃之时将这批宝器窖藏掩埋。遂将这批文物窖藏的年代定在西秦暮末被北魏灭亡的前夕，也即公元430年至431年。由于是最初发表的原始材料，“西秦说”被后来的研究者征引沿用，影响甚大〔1〕。还有学者认为“归义侯印”是前秦苻坚赐封前凉张天赐的官印，而将窖藏的年代定为前凉〔2〕。佛像类型学研究方面，李正晓先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将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金铜佛定为流行于4世纪上半叶的Ⅲ型，而将泾川出土的定为流行于4世纪下半叶的Ⅳ型〔3〕。而何志国先生的《我国早期金铜禅定佛类型研究》则将泾川出土的金铜佛划为A型Ⅳ式，时代定为5世纪初至5世纪30年代〔4〕。张帆先生注意到泾川出土金铜佛与后赵建武四年的相似性，隐约表达了其时代可能属于后赵的观点，并联系河北出土的华盖金铜佛和坐佛，认为这些佛像可能都产自后赵的政治文化中心邺城〔5〕。当然也有不少持严谨态度的学者将这尊金铜佛像的时代定为十六国时期，而不再作具体的朝代和国别区分〔6〕。

笔者认为，既然要讨论“归义侯印”的主人，首先需要明确印章的时代。下面从这枚官印出发，对该窖藏及所出鎏金铜佛的时代进行讨论，不妥之处，诚乞方家指正。

一、“归义侯印”的时代

“归义侯印”印钮和印文与上海博物馆藏“归义侯印”完全相同，此类马钮官印还有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大谷大学秃庵文库所藏“亲赵侯印”“归赵侯印”，天津博物馆藏“率义侯印”等〔7〕。故宫所藏的“亲赵侯印”与“归赵侯印”印文中自言国别，为十六国前赵或后赵官印无疑。与之印钮完全相同、印文风格接近的“归义侯印”“率义侯印”也应与之时代相同。罗福颐先生《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即将这类马钮官印定为赵国官印。〔8〕孙慰祖先生在《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图鉴》中，据《晋书·苻洪载记》中前赵赐封蒲（苻）洪为“率义侯”的记载，将上博所藏的“归义侯印”定为十六国前赵官印〔9〕。近来，叶其峰先生又据“邺宫监印”及《资治通鉴》中后赵石祇以姚弋仲为“亲赵王”等记载，联系石勒与马的特殊情怀，将这类马钮官印定为后赵官印。〔10〕可见，此类马钮官印是前赵或后赵的官印，已是印学界的共识，只是到底属于前赵还是后赵尚有不同的意见。（图1）

图1 甘肃泾川窖藏出土“归义侯印”与其他同类马钮官印对比。从左至右：泾川出土“归义侯印”，引自《甘肃泾川县发现一批西秦窖藏文物》；上博所藏“归义侯印”，引自《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图鉴》；故宫博物院所藏“亲赵侯印”，引自《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故宫博物院所藏“归赵侯印”，引自《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

事实上，从前、后赵统治者的族属上分析，这类马钮官印也应当是后赵的遗物。作为刘渊的从子和养子，前赵的建立者刘曜是匈奴人（至少名义上如此）〔11〕。从统治者的族属上，汉国与前赵是一致的，正因如此，学界往往将汉国与前赵合称为汉赵国。东汉魏晋政权颁赐匈奴的官印，皆为驼钮。考古出土和传世十六国官印中，有一类驼钮官印，如咸阳十六国早期墓出土的“副部曲将”〔12〕，故宫博物院所藏“部曲督印”“部曲将印”等〔13〕，它们与匈奴的族属相符，显然是汉国或前赵的官印。而后赵的统治者石氏却是羯人，虽然《晋书·石勒载记》中有“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的说法，但从其深目高鼻多须的面部特征和崇尚火葬等习俗来看，作为羯人的石氏显然有着不同于匈奴的文化面貌。〔14〕因为与之前的汉赵国有着不同的族属和文化认同，加上石勒本人对马的特殊情结，在建立了后赵政权后，一改原本匈奴文化传统的驼钮官印而为新型的马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图2）

图2 汉赵国的驼钮官印举例。从左至右：咸阳十六国墓出土“副部曲将”，引自《陕西咸阳原发现一处十六国时期家族墓》；故宫博物院藏“部曲督印”，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故宫博物院藏“部曲将印”，引自故宫博物院官网。

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后赵安定郡治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而窖藏所在地泾川玉都镇在泾川县北、镇原县东南，正处当时安定郡治临泾县附近。江统《徙戎论》有“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之语〔15〕，《刘曜载记》有载“进军安定，氐羌悉下”之言〔16〕，再加上此前前赵的匈奴、屠各等部族，可知在西晋十六国时期，安定郡内有羌、氐、匈奴、屠各等部族武装势力。此印可能即是后赵灭前赵、据有关陇之后，封赐安定郡的部族酋长或武装势力渠帅之印。

二、泾川窖藏出土金铜佛与其他十六国金铜佛像对比

既然泾川窖藏出土的“归义侯印”是后赵官印，那么前举西秦说、前凉说显然是站不住的〔17〕。从窖藏的埋藏情况看，“归义侯印”与金铜佛像（图3）、铜铃、鐎斗等铜器共置于对扣的铜盆内，这显然是有意埋藏的结果。考虑官印的特殊属性，“归义侯印”的主人很可能是这批铜器的所有者，既然“归义侯印”可以确定是后赵时期的官印，那么金铜佛像的时代应当与后赵接近，至少不会太晚于后赵。下面对比其他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资料，进而讨论窖藏出土的华盖金铜佛有没有可能是后赵时期所造。包括泾川出土的器物在内，目前已发表的十六国金铜佛坐像主要有：

图3 甘肃泾川玉都镇窖藏出土华盖金铜佛 引自《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

1.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传河北石家庄出土的佛坐像，高32.3厘米，作高髻白毫相，有八字须，着偏右式通肩大衣，双手上下叠于腿上做禅定印，盘坐于双狮座上，座前有宝相花图案，释迦背部带焰肩。

2.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高13.5厘米，宽额细眼，束发高髻，有八字须，身着偏右式通肩大衣，双手上下叠于腹前结禅定印，盘坐于台形佛座上。

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宽额高髻，双眼细长，身着偏右肩式通肩大衣，双手上下叠于腹前结禅定印，盘坐于双狮佛座上。

4. 日本新田氏旧藏，高13.4厘米，宽额高髻，双眼细长，有八字须，身着圆领通肩大衣，双手上下叠于腹前结禅定印，盘坐于双狮佛座上，佛座前有莲花。

5.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纪年佛坐像（图4），传于1880年左右出土于河北，民国初年已流出海外。高39.7厘米，形体较大。宽额高髻，髻部束发纹明显，额前作左右对称式中分，柳眉杏眼，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领有层次感，胸前衣褶上部作U形，双手上下横贴于腹前作禅定印，盘坐于方形佛座上。方形佛座边缘刻有卷草纹，前面有供连接其他部件的三个小孔。佛座背后刻铭：“建武四年岁在戊戌八月卅日，比丘竺……慕道德……”

图4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铜佛 引自《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

6. 甘肃泾川出土华盖金铜佛，由佛像、华盖、佛光和趺座四部分组成。佛头高髻束发（发纹不明显），佛衣领部为单层圆领，其他特征与建武四年坐佛接近。华盖作伞状，直径13.5厘米，边缘有16个穿系璎珞的小孔。佛光分为背光和项光，皆作莲花状，背光直径10.5厘米，项光直径7厘米。佛座为双狮座，前有莲花，下承以四足趺座，上刻饰卷草纹。

7. 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华盖金铜佛（图5），带华盖通高21.4厘米，华盖直径11.9厘米，同样由佛像、华盖、佛光和趺座四部分组成。主尊与泾川出土的接近，但面部稍圆。主尊旁有二弟子，双狮座下承曲脚壸门趺座，上刻卷草纹。背光上部有一小坐佛，两旁有飞天，佛弟子上部刻莲花。

图5 河北石家庄出土华盖金铜佛与满城征集金铜坐佛 引自《菩提华光——河北博物院藏铜佛造像展》

8. 河北博物院藏，1965年征集于河北满城县。高18.1厘米，发髻、面部特征与“建武四年”坐佛极为接近，但手印位置偏下，佛衣为单层圆领，胸前上部衣褶接近V形。

9. 甘肃博物馆藏，高7.2厘米，造像发髻、面部、衣纹、手印和双狮佛座与泾川出土的华盖金铜佛接近，但胸前U形衣纹底部较圆，而泾川出土的U形衣纹底部较平，制作也稍显粗糙。又有天水市博物馆所藏、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所藏者，与此尊接近。

10. 美国纳尔逊艺术陈列馆藏，高11.4厘米，高髻束发，髻部束发纹近云纹状，双眼细长，面容似做微笑状。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纹呈U形，双手上下叠于腹前结禅定印，盘坐于双狮座上，座前有莲花。

11. 西安文管会藏，高13.4厘米，高髻束发，额前佛发作直条状，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衣褶呈U形，左手叠于腿上，右手贴于左手前结禅定印，盘坐于带菱格纹的佛座上。佛座背后刻有佉卢文，据林梅村先生的研究，铭文呈现出四世纪末的特征。

12. 日本大阪市博物馆藏大夏胜光二年（429年）佛坐像，高19厘米，束发高髻，髻部束发纹近云纹，额前作中分。身着圆领通肩佛衣，衣纹呈U形，双手叠于腿上结禅定印，盘坐于双狮座上，座前有宝相花。双狮佛座下有火焰状壸门座，座上刻铭“胜光二年己巳春正月朔日中书舍人施文为合家平安造像一区”。〔18〕

其中，第1至4件可归入一组，其特点是面部带有浓烈的西域风格，面部和衣纹的犍陀罗造像因素较多，且双手叠于腹前。第5至9件可归为一组，其共同点是面部形象较为汉化而没有西域特征，双手横贴于腹前，着圆领通肩大衣，衣纹呈U形。第10至12件暂归为一组，发髻皆有卷云状纹饰，佛身皆着圆领佛衣，衣纹呈U形，双手皆叠于腹前。

通过上述分组可知，泾川出土的华盖金铜佛与建武四年金铜佛的开脸、发髻、手印、衣纹均比较接近，而且佛座上均刻有相似的卷草纹，二者时代应接近。考虑到同出的后赵“归义侯印”，且泾川玉都镇地处后赵安定郡治临泾县附近，笔者认为泾川华盖金铜佛的时代可定为后赵。另外，与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对比，两者无论是主尊佛像的本体还是华盖、佛座的形制都极为接近；而满城征集的坐佛又与建武四年坐佛的发髻、面容极为接近。考虑到河北地区是后赵迁邺后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且建武四年坐佛亦传为清末出土于河北，故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华盖金铜佛与满城征集的金铜坐佛很可能也是后赵时期的。

值得一提的是，张帆先生在《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中已经隐约表达了上述四件金铜佛像可能同属于后赵的观点。他在介绍完建武四年金铜佛、石家庄北宋村华盖金铜佛之后，紧接着提出：“同为后赵辖地的今甘肃泾川玉都乡，1975年也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带有华盖、背光、趺座的释迦佛龛。”他敏锐地指出“在4世纪上半期的后段，在后赵统治下的河北，中国早期的佛像短短几十年间就发展出较为成熟的东方造型”，并对后赵造像的汉化问题进行了讨论〔19〕。通过上述讨论，目前可基本确定四件后赵时期的金铜佛，其中时代较为可靠的建武四年坐佛和泾川出土的华盖金铜佛可分别作为后赵单体坐佛（建武四年坐佛佛座上有开孔，本身也应是组合式佛龛）和佛龛式金铜造像的代表。就主尊而言，后赵金铜坐佛的特征是：宽额高髻，髻部束发纹明显，额前作左右对称式中分，柳眉杏眼，身着圆领通肩大衣，胸前衣褶上部作U形，双手上下横贴于腹前作禅定印。

余论

在西域高僧佛图澄的影响下，后赵君主石勒、石虎笃信佛教，特别是石虎迁都邺城后广建佛寺，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兴盛期。佛教的兴盛和佛寺的兴建，势必会促进造像的繁荣，这是后赵金铜造像勃兴的时代背景。由于“（佛图）澄道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中书著作郎王度曾上书禁止赵国人谒寺礼佛，石虎却以“佛是戎神，正当应奉……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之语结束了这场关于佛教的华夷兴废之争〔20〕。泾川出土的华盖金铜佛与“归义侯印”同出，而“归义侯印”正是后赵颁赐“赵人”以外的“夷”或“百蛮”的官印，说明在后赵时确有“夷赵百蛮”信奉佛教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前举第一组中带有明显犍陀罗因素坐像时代较早，约在西晋时期〔21〕。但由于缺乏时代明确的样本，西晋金铜造像的面貌仍然较为模糊。因此，作为十六国前期的代表，后赵金铜造像的意义就非常特殊。从造像特征来看，后赵造像不仅佛像面容、发髻不再具有犍陀罗式的西域风格，而且出现了四足壸门式的趺座和圆伞状的华盖等中国元素。后赵时期新出现的四足壸门式趺座，又被后来的北朝造像所继承发扬。这里有趣的是，偏偏是在由带有浓重西域色彩的羯胡所建立的后赵，实现了造像艺术的中国化。一方面，在石氏“乐事佛者，悉听为道”的开明政策下，汉晋时期原本限制汉人出家礼佛的禁令得以解除，使得佛教在北方得以广泛传播，为了适应民众的审美，造像风格可能进行一些调整。另一方面，汉地工匠参与到佛像的制作中，直接促进了造像风格的中国化。〔22〕在由天竺僧人发愿敬造或供奉的建武四年佛像铭文中，出现了“岁在戊戌”的传统干支纪年，这很可能是中国工匠刻铭的固有模式。

从以上四件金铜造像的出土地点来看，有三件出土于河北地区，亦即后赵邺城附近的王畿范围内，而泾川出土的华盖金铜佛又与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接近，考虑到邺城是后赵的都城和佛教文化的中心，这些佛像很可能都是邺城地区的作品。在4世纪前半叶的北中国，以都城邺城为代表的后赵境内，曾经出现了僧众繁多、寺院林立的景象，这些金铜造像或是其见证者。然而，随着石虎的死去，后赵为冉闵所篡，“石种都尽”，后赵营造的佛教造像艺术的繁华也转瞬即逝。

注释：

〔1〕刘玉林《甘肃泾川县发现一批西秦窖藏文物》，《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

〔2〕张怀群、赵晓春、魏海峰《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中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3〕李正晓《中国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104页。

〔4〕何志国《我国早期金铜禅定佛类型研究》，《早期佛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5—213页。作为早期金铜佛像的经典论著，《早期佛像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当时的资料所限，其对于部分十六国金铜佛像的型式划分存在问题，所以时代判断可能并不准确。以A型为例，该型的划分依据是双手叠于腹前的禅定印，但在具体的标本列举时，又包括双手贴于腹前和叠于腹前两种。A型内分式依据主要是发髻，但河北博物院所藏金铜坐佛发髻有束发纹却被误认为磨光肉髻。又如作为分式依据的衣纹讨论中，在衣纹最为接近的、胸前上部作“凹”形的建武四年坐像与泾川窖藏出土佛像间，又插入胸前上部衣纹作“V”形的河北省博坐佛和“U”形的西安文管所藏佉卢文铭文坐佛。何先生将泾川出土金铜佛时代定到偏晚，可能也受到发掘简报“西秦说”的影响。

〔5〕张帆《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美术研究》2018年第5期。遗憾的是未能注意到“归义侯印”的时代，所以未能明确地指明其时代。

〔6〕金申《新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僧法常金铜立像》，《收藏》2020年第1期。文静、魏文斌《甘肃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12年第4期。马兆中《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造像》，《大众考古》2018年第7期。

〔7〕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图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罗福颐《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400、401号印。[日]神田喜一郎、野上静俊《中国古印图录》，大谷大学1964年出版，第354、355号印。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8〕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369页。

〔9〕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图鉴》，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10〕叶其峰《若干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官印国别探析》，《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第3—24页。

〔11〕唐长孺先生曾考证汉、前赵王室及其基本群众是屠各族，屠各族中以并州屠各势力最强，他们与南匈奴杂处并州。刘渊假托世系，自称为匈奴南单于嫡裔。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77—399页。

〔12〕王瑛《陕西咸阳原发现一处十六国时期家族墓》，《群众新闻网》2019年1月10日。

〔13〕见故宫博物院官网。另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第2101号“归赵侯印”钮式标为“驼钮”，惜未见印钮照片，若确为驼钮则是前赵官印无疑。

〔14〕唐长孺先生认为羯胡中包含较多的西域胡，石勒即很可能是西域石国人。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载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0—424页。

〔15〕《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532页。

〔16〕《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7页。

〔17〕此外，从西秦造像的标准品、炳灵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的第169窟来看，西秦石窟造像多带有西域特征，与泾川出土接近的仅见东壁《佛说法图》壁画中的佛坐像，但禅定印为双手上下叠于腹前，与泾川的双手横贴于腹前区别较大。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年）简报》，《文物》1963年第10期。

〔18〕第1、2、5、6、8号可参见张帆《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第3、4、10号参见何志国《我国早期金铜禅定佛类型研究》，第9号参见文静、魏文斌《甘肃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之一）》，第7、11、12号参见金申《新发现的十六国时期僧法常造金铜佛立像》。

〔19〕张帆《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美术研究》2018年第5期。

〔20〕[梁] 释慧皎《高僧传》卷九《神异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2页。

〔21〕何志国《我国早期金铜禅定佛类型研究》，载于《早期佛像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22〕《晋书》卷一百三《刘曜载记》，第2687页。

朱棒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