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多年前的王母宫蟠桃大会

有时，一件文物的发掘很偶然，但其考古价值却很大。比如，元代“重修王母宫”巨碑，是2014年秋季的一天，泾川县王母宫景区管理局职工在王母宫南侧植树时，无意中从土层里发现的。

该碑为砂岩质，长方形，高176厘米，宽130厘米，厚35厘米，下部有蒂尾状榫头，重约3吨。根据该局职工薛宝春抄录的题记显示，该碑为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遗存物，但经泾川县博物馆技术人员考证，它是遗失70余年的“元重修王母宫碑”。

泾川县博物馆副馆长、学者魏海峰解释说:“明‘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题记与‘元重修王母宫碑’题记出现在一块碑石的阴阳两面，这是国内西王母文化遗存的重要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泾川西王母文化遗存内涵。该碑与泾川县博物馆馆藏的宋、明、清重修王母宫碑刻及文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链条。”

魏海峰说，根据《陇右金石录》记载，上世纪40年代初期张维收录该碑时尚存泾川，后遗失，原碑约为1200余字，楷书阴刻，张维识录737字。通过碑文，一段历史往事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金代末年，泾州一带饱受金兵蹂践，城邑衰败，道路荒塞，房舍焚毁。元大德初年，史阔阔徒被命为泾、邠二州都达鲁花赤，主持地方最高军政事务。面对“榛莽榆棘连云蔽日、虎狼狐兔白昼纵横、千里萧条而人迹几绝”的社会状况，他率领所属僚佐，“招致残民，慰安抚谕”，民众因而“稍稍归集，斸芜挽犁，渐就耕业”。通过垦荒兴农，终于出现了“马牛羊豕，日加蕃息。公私储蓄，例致丰饶”的喜人局面。于是，在戊戍岁即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正月，官民协力重修了回山王母宫，次年请京兆路都总管府议事官兼提举学校事顾行撰文，灵台玄同逸士王道明书丹，泾州道正、洞阳真人卢尊师的门人郭德敬等立碑纪念。碑文中还对史阔阔徒“节用爱人、勤于抚养”倍加赞誉，他率诸官带头“各出财物”，倡议“羡余之家，约量资助”，可见恤民之情。

“元重修王母宫”碑载，回中“山之脊有宫焉，即汉武帝尝祠西王母于此，陶谷有碑纪之详矣”。这与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宋陶谷《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明彭泽《重修王母宫记》、清《共成善果册》这些古籍文献和馆藏碑刻中的记载完全一致，弥合了元代时泾川王母宫的建设与信仰传承史，且为研究元代时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泾川当地的社会经济及宗教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

根据薛宝春抄录的文字看，关于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题记共有3个部分，碑文字迹清晰可辨。其中上方有明嘉靖五年(丙戍即公元1526年)“泽山桑溥来游”的六字篆书阴文题记、嘉靖十一年“青店山人翟□来游”的行书阴文题记。

据考证，桑溥，字汝公，濮州人，嘉靖二年擢升为陕西按察佥事，不久又升任固原兵备副使；嘉靖六年冬，经提督陕西三边尚书王宪建议，固原兵备副使一职被他人代替，补桑溥为浙江按察使。可见，桑溥来游王母宫即在他任固原兵备副使期间。石碑下方楷书阴刻“三月十七日/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修建□□/修香亭。会首姓名□刻于石”等字及20位会首名字并两位道士名讳，落款为“大明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春三月甲辰十五日吉时”。从题记中可以得知，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泾川王母宫修建了香亭等建筑，而当年为“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

记者由此产生联想，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里写到王母娘娘，也即西王母，泾川为西王母故里，有西王母祖祠为证；写到魏征梦斩泾河龙王的传说(见《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而这一传说在平凉境内广泛流传；那么，《西游记》里写到的“蟠桃宴”会不会取材于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呢?或者说，吴承恩是从王母宫蟠桃大会这一民俗活动获得了灵感，在《西游记》里写出“蟠桃宴”的细节?

记者就这一联想与魏海峰进行了探讨。

魏海峰认为，“蟠桃大会”是宋、元、明时期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中表现较多的一个主题。昆曲度曲家庄一拂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称:“宋官本杂剧，即有《宴瑶池爨》。金、元院本有《王母祝寿》一本、《蟠桃会》一本、《瑶池会》一本。元钟嗣成、明朱有燉俱有《蟠桃会》，情节皆类似。”但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明代文学家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中所描述的蟠桃宴盛况，讲述了王母娘娘举办蟠桃盛会宴请众仙的故事。至于宋、元、明时期文艺作品中描写的在天宫举办的“蟠桃会”原型是否取材于泾川的“蟠桃大会”，还是泾川的“蟠桃大会”是借鉴这些文艺作品演化而来并广泛传播，需要进一步考证。当然，说《西游记》里的“蟠桃宴”是否取材于明代王母宫蟠桃大会，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根据有二:一是西王母文化的源头在泾川，谁能说宋官本杂剧《宴瑶池爨》，金、元院本《王母祝寿》、《蟠桃会》、《瑶池会》不是来源于泾川西王母的传说呢?二是泾川的“王母宫蟠桃大会之年”在公元1542年，而《西游记》恰好产生于嘉靖时期(公元1522—1566年)。这些线索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背景如此吻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