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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富强:关于北魏奚康生开凿南北石窟寺原因的探究

2016年08月16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内容摘要:丝路北道上的佛教明珠--南北石窟寺,不仅仅是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一个人的历史功绩,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佛教的自身发展、泾州胡氏家族、胡灵太后以及千千万万的佛教徒和人民大众是密不可分的,他们都为南北石窟寺的开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往的文章往往重视的是某一方面的原因,或者某一个人的历史功绩。本文想通过具体的论述,串联证明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不是某一个人的历史功绩,更不是某一单纯原因的结果,而是千千万万佛教徒与民众共同的历史功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关键词:奚康生;南北石窟寺;胡太后;胡氏家族;佛教徒

  在古丝绸之路北道上有两颗璀璨的佛教明珠--南石窟寺和北石窟寺。南石窟寺俗称东方洞,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城东泾河北岸的蓄家村。背山面水,绿树环绕,景色秀丽。据南石窟寺碑记载,北魏永平3年(510),为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窟龛开凿在泾河北岸红砂岩上,现存5窟,1号东大窟和2号西小窟保存较为完整。东大窟为南石窟寺的主窟,高达13米,宽约17米,深14米,结构独特,造型宏伟。入窟后迎面三壁围立高达2米多的7尊佛像,两旁有13座胁侍菩萨,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为北魏风格。窟顶布满浮雕,诸如舍身饲虎、宫中游戏之类的佛经故事。雕刻简练概括,线条生动流畅,充分反映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余4窟皆小,剥落处露出早期壁画。窟外崖壁上有小龛10余个,均系北魏、中晚唐开凿。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石窟寺是甘肃四大石窟之一,北石窟寺位于西峰市东南的茹何和浦河交汇处,距市区25公里,始建于北魏永平二年(509),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主持开凿创建。历经数十个朝代增修扩建,形成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窟群,是泾川南石窟寺的姊妹窟,丝路北道上的重要石窟。现存窟龛296个,石雕造像2126身,还有众多的碑刻和题记。石窟开凿在长120米,高20余米覆钟山崖壁之上,共有大小窟龛295处,石雕造像2126身,窟龛因崖面自然形态

  分为上下两层,以回廊石阶贯通,布局有制,层次分明。特别是165洞窟高达14米,深15.7米规模宏大,全国罕见,保存完整,内容丰富,其历史、艺术、科学、旅游价值很高。

  据《南石窟寺之碑》和北石窟165窟的宋碑记载,南北石窟寺均为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大将奚康生在做泾州刺史时主持开凿。作为武将和地方大员他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带兵征战和维护一方的安宁与经济的繁荣昌盛,奚康生为什么要举一州之人力、财力、物力去开凿南北石窟寺这值的我们去深思。考证清楚奚康生开凿南北石窟寺的原因对我们研究北魏时期的泾州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对南北石窟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个人信仰原因

  奚康生,河南洛阳人,素信佛教,处处表现出对佛的虔诚。史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康生于南山立佛图三层,先死忽梦崩坏。沙门有为解云:"檀越当不吉利,无人供养佛图,故崩耳。"康生称然。竟及祸。"①从史料不难看出奚康生自己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佛的尊敬,他希望通过佛教来减轻自己的罪孽(多所杀戮),并且在他的居住地和他主政的四州都修建了佛塔或者开凿了石窟,可见他内心对佛教事业的关心和对佛的虔诚。因此他肯定希望通过开凿石窟来表达自己对佛的虔诚,来表达自己对佛的敬重。佛教徒的身份就成了他开凿南北石窟寺的主观原因,更是他开凿南北石窟寺的直接原因。

  二、政治统治原因

  北魏后期,陇东一带农民起义频频发生,其频繁程度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太平真君七年(446),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聚万众起义,响应关中以盖吴为首的胡、汉、羌、氐等族的起义。延兴元年(471),泾州民张羌郎发动起义。正始三年(506),秦州屠各胡人王智率民暴动,推举吕苟儿为主,以建明为年号,发展到10万人。泾州人陈瞻又率众响应。这次起义遭到了北魏大将元硕的镇压。但事过刚三年,即永平二年(509)正月,泾州沙门刘慧汪又聚众造反,秦州沙门刘光秀率众响应。这次起义规模很大,震撼了北魏王朝,但遭到了北魏战功显赫的奚康生的镇压。509年,在镇压了刘慧汪、刘光秀暴动之后,奚康生被任命为泾州刺史。他所到之处,都以大兴佛教事业为务,曾动用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开创了规模宏大的北石窟寺和南石窟寺。其开凿活动可见于南、北石窟寺碑刻记载,如泾川发现的北魏《南石窟寺之碑》末尾有着确切的记载:"大魏永平三年(510)岁在庚寅四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平西将军兼华泾二州刺使(史)安武县开国男奚康生造。"②奚康生之所以这样做除了推崇佛教之因素外,还应与刘慧汪、刘光秀本身为沙门,其发动暴动利用的又是佛教这一史实不无关联。很显然,北魏统治者是在有意利用所谓的"正统佛教"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来笼络广大沙门和人民的思想,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

  三、佛教自身发展原因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北魏时期已经有了将近500年的历史,在这500年间经过几十代佛教徒的努力,佛教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已经生根发芽并且不断的壮大了起来。史载"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③可见,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全国佛寺已有6400余座,僧尼达7.7万余人;而至北魏晚期的公元534年,全国佛寺超3万余座,僧尼则增至200余万人。北魏孝文帝尤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并推动了佛教文化的繁荣。由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北魏太和年间到正光年间是北魏佛教发展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而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开凿的)。

  北石窟寺开凿于公元509年,南石窟寺开凿于公元510年,这两年正是北魏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如此雄厚的社会基础使得奚康生开凿南北石窟寺得到当地人民和僧尼的支持,所以他才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开凿出让世界为之一振的精美石窟寺。庞大的僧尼队伍使得奚康生开凿南北石窟寺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并且满足了他对人力的需求,加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使得石窟寺开凿在短时间内完成成为了可能。

  同时佛教教义对南北石窟寺的开凿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佛教弘扬的"因果报应、弃恶扬善"等等教义才使得奚康生、胡太后以及当时千千万万的民众,希望通过对佛教的尊崇(开凿石窟寺就是对佛教教义尊崇的一种体现)来减轻自己的罪孽,来减轻自己心里的不安与恐慌,以达到其善有善报、修成正果、俱登正觉的愿望。

  四、胡太后的影响

  奚康生之所以能够动用全泾州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开凿南北石窟寺这与统治阶级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北魏一朝除去太武帝拓跋焘之外其余统治者都尊崇佛教、信仰佛教,都企图通过佛教的思想来教化人心,从而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宣武帝和胡太后统治时期,《魏书》载:"胡氏,安定临泾人","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④由史料记载可见胡太后是泾州人,而且从小和擅长讲解佛理的尼姑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身世使得她从小就受到了佛教思想的熏陶,对佛教的教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且对泾州有着特殊的感情。

  胡灵太后一生尊崇佛教,在其执政之初,即以于洛阳大兴佛事为务,在北距宫城前门仅一里之隔的中心地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开工之日,胡灵太后亲率文武群臣"表基立刹",表现了她对修造该寺的极为重视。此外,她还主持建造了景明寺七级佛图⑤、冲觉寺五级佛图等。⑥为了弘扬佛法,她又于神龟元年(518)派遣崇立寺沙门惠生、敦煌人宋云入印度求取真经。正光元年(522)冬,还京师,得经论117部,行于世⑦。太后如此笃信佛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时间,京城内外,全国各地,遍地修建寺院,善男信女纷纷出嫁为僧为尼。据统计,北魏肃宗神龟元年(518),洛阳城内有佛寺500所⑧;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竟激增到1367所。⑨16年间,僧寺增加,超过一倍,可见当时佛教泛滥之状。各州郡佛寺,更是遍地开花,此时已有30000多所,僧尼达200万人⑩。

  从众多的史料可以看出胡太后对于佛教的尊重,对于修建寺庙、开凿石窟的热情,对于佛教事业的支持。可以说在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佛教思想、社会的主流艺术就是石窟艺术,虽然奚康生任泾州刺史(509~512)时,宣武帝尚健在,胡灵太后的地位还没有后来那么显赫,但无法否认,胡灵太后当时地位虽不高,但深受皇帝宠爱,作为皇太子的生母,身份自然非同一般,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否则不可能在宣武帝去世之初就能很快独揽政权。"向信佛道"的奚康生之所以能出任泾州刺史,并在那里大兴佛教,或许就与当时身为宣武帝宠妃和太子生母的胡灵太后有关。因此她对奚康生在自己的家乡开凿南北石窟寺应该是大力支持的,是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的。

  五、泾州氏族(胡氏)的影响

  奚康生在泾州大兴佛事之时,胡囯珍(胡太后生父)尚闲居在安定老家,胡氏又是当时泾州敬重佛教的大族,奚康生不可能不与该家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奚康生想要维持泾州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处理好与胡氏家族的关系,想要在泾州大兴佛事必须征得胡氏家族的同意。《魏书》载"国珍年虽笃老,而雅敬佛法,时事齐洁,自强礼拜。至于出入侍从,犹能跨马据鞍。神龟元年四月七日,步从所建佛像,发第至阊閤门四五里。八日,又立观像,晚乃肯坐。"⑪由《魏书》可见胡囯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氏族集团一定对奚康生在泾州大兴佛事(开凿石窟)是支持的,并且一定给与了极大的支持,也正是因为和胡氏的结盟使得奚康生在胡灵太后执政时得到了重用,并帮助胡灵太后平定了神龟三年元叉的政变⑫。

  泾河两岸的自然条件是石窟开凿的先决条件。南石窟寺开凿于泾河北岸的红色砂质岩上,北石窟寺开凿于寺峁岩(古称覆钟山)山麓赭红色沙质岩上。可见,南北石窟寺都是开凿在陇东独有的特殊岩体(红色砂质岩)之上,同时泾河两岸的自然环境也解决了开凿石窟的工匠们的饮水问题以及开凿石窟所需的材料问题。如果没有这种岩体和母亲河的孕育南北石窟寺的开凿就是空中楼阁,就是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泾河两岸的自然条件是南北石窟寺开凿的先决条件;奚康生对佛教的信仰是石窟开凿的主观原因,也是直接原因;通过佛教来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是石窟开凿的根本原因;佛教自身的发展是石窟开凿的历史原因;胡太后和泾州胡氏的影响是石窟开凿的动力更是石窟开凿的社会原因。正是这些原因才有了南北石窟寺今天的辉煌,才使得南北石窟寺被认为是效仿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所开凿。综上也不难看出南北石窟寺开凿不是奚康生和胡太后个人的历史功绩,更不是某一单纯原因的结果,它们的开凿与千千万万的佛教徒、与佛教发展传播的过程密不可分,更与千千万万的人民大众密不可分。

  注:

  ①《魏书·奚康生传》卷7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3页。

  ②《南石窟寺之碑》,末尾,现保存于泾川县王母宫石窟文管所。

  ③《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页。

  ④《魏书·宣武临皇后胡氏传》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8页。

  ⑤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

  ⑥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5~186页。

  ⑦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52页;《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2页。

  ⑧《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4页。

  ⑨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9页。

  ⑩《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页。

  ⑪《魏书·外戚传--胡囯珍传》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⑫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297页。

  参考文献

  [1]《魏书·奚康生传》卷7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33页。

  [2]《南石窟寺之碑》,末尾,现保存于泾川县王母宫石窟文管所。

  [3]《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页。

  [4]《魏书·宣武临皇后胡氏传》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8页。

  [5]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1页。

  [6]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5~186页。

  [7]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1~252页;《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2页。

  [8]《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4页。

  [9]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9页。

  [10]《魏书·释老志》卷1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48页。

  [11]《魏书·外戚传--胡囯珍传》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2]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5~297页。

  作者简介:刘富强(1986-),男,甘肃泾川人,2012年毕业于天水师范学院历史系,现就职于甘肃省泾川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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