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肇荣：解放前泾川民间秦腔戏剧

　　秦腔从清代晚期崛起，到民国年间进入高潮。光绪初年，常腾甲（号称常三爷，捐生，窑店人）创建了本县第一个秦腔班社。民国元年（1912），党原人高应元（乡约）创建了第二个班社--高升班。1930年陈虎娃（丰台人）、1934年燕占海等先后购箱组班，至1949年全县境内共有班社18个。

　　清末民初在我县活动的演员多是本地人。最有名气的如同胞兄弟梁二、梁三（名字不详，今高平乡原梁家村人），在陇东一带声誉大震，至今尚有"梁二梁三，领戏一班，写的正月十五，唱到九月十三"的传说。据传，陕西关中某地在一次唱对台戏（也叫斗台戏）时，因一方输得很惨，便邀梁家兄弟去登台，结果转败为胜，使箱主赢得了许多财物，梁二梁三的名声也轰动一时。

　　梁二之子梁生金（又名春娃子），是一位文武兼优、唱做俱佳的艺人。他的得意门生杨改民（今窑店乡西阳村人），主演须生，兼演花脸和丑角。杨又培养出了很多优秀演员，其中有白忠孝（又名白书来，镇原县人）、任国栋（又名月月，庆阳县人），常俊德（又名喜娃子，西峰人）等，皆以须生为著，各有兼长。其演技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平庆同道艺人的钦慕。民间曾流传着"北原的白（忠孝），南原的杨（改民），挑起董志原上半架梁（金生）"的传说。因此他们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陇东把式"的流派，杨、白、任、常为其代表人物，被群众誉为"四大班长"，其中杨被称为"杨大班长"。

　　辛亥革命后，当地的班社和艺人已不能满足需求，应时而来的是陕西岐山、凤翔、宝鸡一带的艺人。如民国初年在高升班的王凤秦（花脸，宝鸡人）、易得之（旦角，朝邑人），杨早喜（须生，凤翔人）。三十年代本县有名噪一时的魏佳和（须生，宝鸡人）、李华（又称佳宝旦，宝鸡人）和后来的李玉成（又名德德娃，旦角，千阳人）、魏来子（须生，凤翔人）等，被群众称为"西府把式"。他们为泾川培养了许多深得观众好评的演员，如擅演须生的秦宏奎（本县合志沟人）和演花脸的毛有钱（党原人）等都是跟西府演员刘兴艮（二花脸）、冯大净学艺的。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一带的班社和艺人纷纷西上。1936年至1937年，就有以秦腔表演艺术家刘毓中为社长的"新声社"和以王朝建（陕西名旦）为社长的"培基社"先后来我县，除在城内售票（每晚都是满场）演出外，还到农村为庙会演出。还有零星演员流入我县，或临时演出，或长期搭班合演，其中著名须生有以《辕门斩子》享誉的刘易平，以《徐策跑城》闻名的阎更平，具有独特风格的衰派老生张方平、袁兴民，以红生著名的刘全录、景乐民、王超民，久任"平乐社"教练的秦宏德以及后来的丁醒民、高升平、高兴平、李林平、叶益民、陈易平、李发民、余庆民等；小生有号称"活周瑜"的沈和中，文武兼优的张兴华、牛利民、唐利民等；旦角有曾与秦腔正宗李正敏媲美的薛再平（西安曾设有敏平艺术研究学会）和著名花彩沈爱莲等；花脸有名驰西北的汤秉忠、华启民、何瑞秦等；丑角有号称"滑稽大王"的杨保喜（大麻子）和王定秦等。群众称他们为"东府把式"（又叫改良派）。东府演员中，有许多人因在甘肃久演，逐渐渗入了本地艺人（老江湖）的技巧，同时本地艺人也吸收了他们许多新颖技艺，以致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雅俗共赏的演唱风格，故群众称其为"二江湖"。

　　1938年以县城人章永福（又名章武士）为首，联合友人从西安购回了一套较完整的箱具，仿西安易俗社筹建了"易风社"。

　　1938年咸阳人郑四带领他的"益民社"来泾演出，期间袁兴民等演员投入了易风社。

　　1942年章永福之侄章少雄以县党部的名义，接收了易风社的全部箱具和部分人员筹建的"社教剧团"。后因"百物昂贵，生活日高，入不付出，无法维持"，遂于当年8月停止。从此有以张乐平（旦角，长安人）、阎更平为正副社长的"泾乐学社"，以张乐平为社长的"通俗社"，县党部和三青团县团部联办的"新生剧团"，以谢复兴（旦角，庆阳人）为社长的"复兴剧社"和以陈易平（须生，长安人）为社长的"民生学社"等县城戏曲班社，朝聚夕散，此起彼落。1947年5月，由县自卫队中队长文安邦负责组建了"泾卫剧团"，该团直活动到建国前夕。

　　旧时剧团通称戏班或剧社。班、社的负责人称为领班长，有箱具的则称为箱主。组织上多为家长制。经济上大部分是合资经营，占股分红，演几场就结一次账。行政管理上也有一定的规章，如安排角色的人，称为派班长，他对所有演出节目中的大小角色都必须通晓，不会者由他包教，所以派到谁谁就得服从，是全班最有权威的人。管箱具的称为箱官，一般是箱主最信任的人，演员不按规定着装或损坏衣物者，箱官有权干涉或提交领班长给予处罚。会计称为管账房的，主办一切经济收支事宜。办外交的叫写头，联系演出地点和有关内外交涉事宜。前台管理人员叫拉前场的，负责挂幕、安置桌凳，演出时备道具，递跪垫、放火等。

　　后台清规戒律很多，花脸可以坐头帽箱，须生坐二衣箱，旦角只能坐脚箱，唯独丑角可以乱坐。同时演员之间吵嘴打架，别的都无权过问，只有丑角可以调解或禁止，故有"丑角为头"之说。

　　班社吸收演员时，缺须生者在耳帘上挂一条黑三须；缺旦角者挂一鬂花；缺花脸者则挂一条红张口胡子等，作为招聘人员的标志。

　　开演前约一小时，管前场的掌起三节马号，向台口托长音一吹，等于发号施令。演职人员闻声登台，各执其事。鼓乐队则大敲一通锣鼓，俗叫"敲开场"，一般占用半个小时，敲完后再过一、二十分钟，一个演员随便穿戴些戏衣戏帽，用两句引子上场，转身独坐桌前，俗叫"坐台"，再念四句定场诗，便袖手呆坐起来，有时还东张西望，看台下热闹。如此坐一阵说一句，转身而下，正戏开始。正戏演完，管前场的又吹一声马号或将桌裙拉起搭到桌面上，表示演出到此结束。对于犯了班规的人，领班长则毒打一顿作为处罚。情节严重者，则供起"庄王爷"指出罪过，被打得七死八活，还得带伤演出，有时还被倒悬梁上，予以禁食，直至彻底认罪悔改或赔偿损失方休。对逃跑的人员，一经抓回，则往往要给以所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三刀子六窟窿"的酷刑处置。反之，只要上了另一班社演出的舞台，则作罢论，既使骗取长余的钱或盗走的东西也予一风吹。

　　年终为了出奇制胜，广招观众，籍以获得一次较高的收入，拟定几个节目，将其角色，互换行当，兜人取乐，俗叫"大反串"。例如"易风社"于1940年在县城南关剧院一次反串戏中，汤秉中（花脸）饰《柜中缘》中的小丑，华启民（花脸）饰《拷寇》中的小生，袁兴民（老生）饰《吃鱼抱合》中的小生，王定秦（丑角）饰《花亭会》中的小旦，张乐平（小旦）饰《取长沙》中的黄忠，张崇义（旦角）饰《劈门》中的老生，当时观众笑得前俯后仰，过后常为人们开心的笑料。

　　旧时的舞台，设备很简陋，挂一幅大幕，两个各约一米宽的耳帘。前台只安几张桌子。一般没有布景和其他幕布，更无扩音，灯光则是在台口上面挂两个铁制的圆圈，搁上瓷碗，用棉花搓成捻子，添上清油点燃即可，四十年代始兴起汽灯，直到解放后才用上电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