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前的闹剧：一夜剧团梦，醒来还是少年郎

后来听中学的同学说，城里土地改革按政策执行得比较稳妥，乡间力度更大一些。乡亲们参加过村里的改革会议，大家按政策办事，过去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应有的处理，大快人心，这也是善恶有报的自然结果。       爷爷按要求配合工作，除参加过几次会议外，没有受到粗暴对待。土改还没有结束，“三反五反”运动又开始了。当时县上组织队伍，打击违规行为，我们学生只参与宣传工作。当时的“五反”，主要是针对私营工商业者的不规范经营行为，一些经营不当的商户受到了处理，守法商户则安然无恙。       1952年底开始，“一贯道”反动会道门活动非常猖獗，到处骗人入道。他们说入了道就能成神，编造“夹上簸箕能上天，骑上板凳能过沟”等谎话骗人。我家不少邻居受骗入道，好几次有人找到我家劝老人入道都被拒绝。后来得知这一贯道是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被依法取缔。

1952年在文庙小学大礼堂举办了取缔一贯道的展览，大量实物、照片、连环画，把这个组织的骗人内幕揭露得淋漓尽致。我印象很深的有骗人道具、虚假宣传品等。图片中有人听信谎话，做出危险行为，让人触目惊心。       我家隔壁住着一个名叫王永杰的人，就是个一贯道的头目，后来被依法处理。他的儿子和我是同学，后来生病去世，人们都说这是骗人害人的报应。       当时，凡参加一贯道的人，都按规定接受处理，一般成员主动退道即可，头目则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很多人都远离了这个组织。       在这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运动，我个人也经历了一个由热闹到安静、由开朗到内敛的过程。自从家里按政策划定成分以后，我在同学和老师中成了低调的孩子。过去说我“天真活泼可爱”，现在希望我安静规矩；过去扭秧歌我站在头排，今天我排在后面，认真参与。有一次竟让我翻穿皮袄，头上戴了一个纸糊的猪头，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故意为难，只觉得好玩，便高高兴兴地穿戴起来，表演过程中我模仿得逼真，走到哪里哪里一片欢笑声，称赞我演得好。

事后同学们议论，有的说：“他这种人只能装猪八戒！”有的说：“当了猪八戒还把他得意得不行！真是不知羞耻……”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又一次捅到了我的心里！尽管老师一再讲出身不能选择，要靠自己的表现，然而在人们心目中并不是这样，受人歧视的滋味我已经从小就尝到了。       在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位同学和我一样喜欢唱戏，和当时剧团的很多人都有交往。那时候剧团正要收一批学生，培养后备力量，团长马鸿德特别看中我们两个，他私下里和那位同学商量好，约定了报到的日期，那同学又给我通了气，约定星期五报到。谁知上学时间家里管得很严，根本去不了。那同学已经去了，我只好等到星期六晚上便偷偷背了铺盖去了剧团。

当时剧团在城隍庙，我们去过一次，里面住着很多人。马团长住在钟楼下面的小房子里。马团长把我们领进他的宿舍，介绍了剧团的情况，询问了我们的想法，确定了报到日期，临走时叫人给我们每人端了一碗烩菜两个馒头，吃过以后我们高高兴兴离开了剧团。       星期六晚上，我背着铺盖走进隍庙时里面却黑乎乎、空荡荡的，只有两三个窗户有微弱的灯光，夜晚的庙院显得有些阴森。见马团长的房子亮着灯，我便急步直奔他的房中，推门进去，马团长正躺在床上看报纸，见我进来，非常高兴。我惊奇地问，怎么不见人了？马团长告诉我剧团昨天去了外地，他是专门留下等我的。       这时我的心里有点发凉，情绪一下低落下来。再加上不顾家庭老人的反对私自出走，心里十分不安。我便有气无力地打开铺盖躺在床上。这晚正好马号里有晚会，马团长叫我去看，我怕被家里人发现，没有去，便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

不到半小时，突然有人推门进来，原来是当时文教局的王局长和一个青年女同志。他问我你是新来的？我说今晚刚到，他问马团长怎么不在，我说到马号里看节目去了，他俩便坐在马团长的床上闲聊起来。后来他俩躺在床上说话，气氛轻松。正在这时，王局长叫我起来到外面给他买盒烟，我巴不得赶快离开这可怕的场合，接过钱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刚一出门见窗前一个人影，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老演员的老婆。她问我里面的人在干什么？我说在床上说话，她更神秘地说，人家把你哄出来在里面说话呢。我没听懂她说的啥意思，就一溜烟直奔马号。买完烟，马团长叫我回去，推开门早已不见人影，我把钱和烟给了团长，便蒙头大睡，实际上一分钟也没睡着，眼睛火辣辣地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夜。       天快亮时迷糊了一阵，便起了床，房门一开，只见父亲和爷爷一齐冲了进来，二话没说卷起铺盖，揪住我的耳朵一直把我拉回家中，一顿严厉批评。一夜的剧团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现在想来，如果不是老人把我抓了回来，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