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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年06月19日 来源:平顶山日报 进入论坛 点击数:  我要评论 【收藏

  孟诜,汝州人,进士及第,唐代著名医学家,著有《食疗本草》等专著。1964年,甘肃泾川大云寺出土了14颗佛祖舍利,在盛放舍利的石函四周刻有孟诜撰写的铭文。铭文为研究孟诜的生平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也因有妙善一词,证明了早在隋唐时代,妙善故事已流传甚广。

  早在陕西法门寺地宫佛祖舍利发现前23年,14颗佛祖舍利就在甘肃泾川大云寺出土了。这是当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对中国佛教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为研究唐代医学家孟诜的生平也增添了新的重要史料。

  一、泾川大云寺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泾川古称泾州,是关中之襟,丝路咽喉,长安门户,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泾川至今仍保留有北魏时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等国保单位,特别是大云寺文化博大精深。公元601年,隋文帝下令三十个州(含泾州大兴国寺)供奉舍利。公元690年,武则天敕令两京、各州建大云寺珍藏《大云经》。泾州改建大兴国寺为大云寺的时候,发现舍利,遂制金棺、银椁、鎏金铜匣与隋石函、琉璃瓶组成五层套函供奉,并在石函盖及四周题刻铭文。明洪武三年(1370),泾州大云寺毁于洪水。

  1964年10月,泾川县城关水泉寺大队农民整地时发现大云寺唐塔地宫。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地宫的过程中,又发现了盛放舍利的五层套函。这次发现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1971年9月,郭沫若先生亲自鉴定了金棺银椁,将之定为国家级文物。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周恩来总理决定暂不公开这一消息,所以大云寺出土的佛祖舍利等文物便被尘封了40多年。2005年以来,大云寺佛祖舍利曾作为我国国宝级文物在美、英、日、法等国展出。2005年4月,在中华世纪坛国宝展上,这套舍利首次在国内展出。

  大云寺的文化价值在于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葬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是佛教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孟诜撰写了《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泾川大云寺出土的石函为灰色大理石制成,顶部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十四粒”字样,函身四周刻有孟诜撰写的铭文。铭文计89行,1000余字。

  唐代高僧道宣所著《广弘明集》中记述,大兴国寺起塔造函时,有人争献“旧磨好石”,乃世间罕见,“固而用之,怡然相称”。由此可见,大云寺石函应是隋朝遗物,只是唐人重新刻写了铭文。

  孟诜之所以被邀撰写铭文,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社会地位较高。孟诜进士及第后任长乐县尉,显庆二年(657)升任河南府司马,后调长安任职,武则天垂拱初(685)升至凤阁舍人,这是参议表章、撰拟诏诰的皇帝近臣。两年后,降职外放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司马,不久又迁任春官侍郎(礼部副职)。太子相王李旦仰慕其才学召为侍读。其写作水平之高也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交游广泛,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方伎传·孙思邈传》载,孙思邈致仕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新唐书·隐逸·孙思邈传》亦载,“思邈于阴阳、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孙思邈是著名的医学家。同时,孟诜与著名诗人宋之问、卢照邻等也有很深的交往。

  三是孟诜对大云寺供奉佛祖舍利的情况有所了解。铭文第十一行“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说明孟诜曾经到过泾州大云寺。“维那”是主管僧众事务的僧官,位于上座、寺主之下,为寺院“三纲”之一。“出法”是那位担任“维那”的僧人法名。出法将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孟诜。

  鉴于孟诜政治地位高、社会影响大、写作能力强,且对大云寺供奉舍利情况熟悉,受邀作铭文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铭文透露出的历史信息

  1、记载了孟诜当时的官职和年龄。铭文第一、二行记载“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这准确无误地说明,铭文为孟诜撰写,其官职为朝散大夫行司马。纵观孟诜平生经历,就在他迁任春官侍郎被太子召为侍读这个时期应邀写了这篇铭文,从铭文第四十九、五十行记载看,写于大周延载元年(694),时年73岁。当时孟诜尚有朝散大夫的头衔。朝散大夫,四品官职名。“行”,兼代官职。根据唐代官制,大官兼管小官的事叫行某官。也就是说,孟诜当时的官职为朝散大夫兼司马。至于孟诜的籍贯,两唐书均载为汝州梁人,铭文载“平昌孟诜撰”。汉、三国均设有平昌郡、县,故地在今山东安丘;北魏设平昌县,故地在今河南滑县。孟诜故里在今汝州市陵头镇孟庄村,据该村孟姓村民说,其祖先是汉代从山东安丘迁到河南的。“平昌孟诜”,说明当时孟诜是以山东平昌作为祖居地的。

  2.、载了古塔遗存舍利的情况,证实了隋文帝分舍利于泾州的历史。铭文第二十三至二十五行写道:“遽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意思是说,骤然打开隋朝的大兴国寺塔下砖砌的地宫,得到了藏舍利的石函,中间琉璃瓶内盛佛舍利十四粒。据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应记》和道宣《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隋文帝即位前,曾有沙门赠舍利子一裹。文帝与昙迁共数,数来数去,总是数不清,所以文帝对此特别珍视,将舍利与隋室受命联系起来,得出“我兴由佛”的结论。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隋文帝仿照阿育王分送舍利造塔的故事,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命三十名高僧偕同朝廷官员往泾州大兴国寺等三十州佛寺颁赐舍利。至于未有寺的各州,亦须建起舍利塔,限十月十五日造毕,全国于当日安放舍利入石函。孟诜铭文不仅证实了隋文帝“颁舍利于诸州”(见《隋书·帝纪·高祖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有详细补充,即大云寺供奉“舍利十四粒”,这是其他史料中所没有的。

  3、铭文中恭维武则天的句子,见证了武则天以周代唐、敕建大云寺的历史。铭文第三十七、三十八行写道:“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日拱辰居,川潮海纳,伟哉!”意思是说则天皇帝,德配天地,殿前围绕群臣,海涵而容万物。赖永海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载,武则天以女主称帝,在儒家经典中找不到根据,因而她需要佛教《大云经》之类的作为宣传工具,制造舆论,取得人心。唐载初元年(690)七月,法门怀义、法郎等造《大云经疏》,言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是年九月,武后自立为皇帝,改国号周,改元天授,颁《大云经》于天下,命每州置大云寺。由此可见,大周泾州大云寺是在隋大兴国寺基础上修建的。与此同时,重新奉安了当年隋文帝颁赐的佛舍利。铭文中称颂武则天的话,是皇权专制时代行文的习惯用语。况且十几年前,孟诜任凤阁舍人时,曾因与凤阁侍郎刘祎之议论“金碗”之事,得罪武则天而被贬台州。孟诜不能不汲取教训,说一些恭维的话。

  4、铭文中有“妙善”一词,证明当时就盛传妙善故事。铭文三、四行写道:“夫能仁幽赞,沿圣敬以开祥;妙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大意是说,至于说到能仁在冥冥中佐助,沿着神圣的寺院而舒展祥瑞;妙善在暗中支持和帮助,环绕正大光明的佛殿而献出光彩。句中的“能仁”是释迦牟尼的汉译名;而下句与之对举的“妙善”,必然是指中国化了的妙善菩萨。妙善故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佛教故事,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标志。史料表明,隋唐以前民间就有妙善故事传说。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被称为妙善菩萨。据《隋书·列传第三十四》记载,仁寿中(601-604),文献皇后崩。著作郎王邵上言曰:“伏惟大行皇后盛德仁慈,福寿祯符,备属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北史》中亦有同样的记载。武德七年至贞观九年(624-635)间,高僧道宣托言与天神对话,叙述妙善观音示现人间修行得道的事迹而成传。公元694年,孟诜在铭文中提及妙善。5年后,即武周圣历二年(699),道宣律师的弟子义常追记道宣生前口授之《香山大悲菩萨传》以文本形式流传于世。说明这一时期妙善故事已普遍流传,并逐渐趋于定型化,也说明了《香山大悲菩萨传》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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