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颢：活在碑与石里的明代韩王家族们

皇明诰封韩王夫人刘氏圹志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从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开始，陆续将自己的24个儿子和一个侄孙分封到全国各个富庶的军事战略要地去作藩王，以达到“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的初衷。

分封在平凉的起初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安王朱楹，后改封第二十子韩王朱松，朱松1430年去世于南京，儿子朱冲（火或）世袭王位，1431年到平凉就藩，成为就藩于平凉的第一代韩王。

从1431年到1644年，韩王在平凉共传10世，历213年。这一时段，韩王家族是平凉真正的土皇上，但朱棣登基后，分封于全国各地的藩王其权势和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为了防止藩王坐大或互相勾结串联，朝廷对他们严加管束，规定互相之间不得随意走动，不得四处旅游，不得串亲戚，没有皇帝的诏令，不得进京城。更有甚者，没有皇帝的允许，连出城祭祖上坟都不行。于是乎，10代韩王生于斯，死于斯，平凉就成了他们真正意义上的家。213年的衍续，泾水河边平凉城里的老朱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由他们的家族成员和服务者组成的庞大食禄者集团，给当时的平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往事如风，1644年，当李自成的农民军冲进北京城，明帝国大厦轰然倒塌的时候，平凉城也被李自成的大将贺锦攻破，末代韩王亶塉从平凉城出逃到庆阳，后来被农民军一路追杀，竟然不知所踪。如今，距离最后一代韩王覆灭已有380年的时间，平凉大地上几乎已找不到有关韩王家族的任何痕迹，但在泾河岸边深厚的黄土下面，浩大的韩藩王室身后却留下一批藩王陵墓，矗立在墓前的那些石碑，深埋于幽暗地下的那些墓志，以另外的一种方式记录了有明一代韩王家族在平凉曾经的繁华与喧嚣。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有时是平田整地的需要，有时是城市建设的需要，平凉境内一大批韩藩墓葬被发现，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时有更新，文物工作者整理了大量的明代韩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这其中就有弥足珍贵的安王和三代韩王及四位韩王妃的墓志和篆盖，包括《大明韩恭王墓志》《皇明诰封韩王夫人刘氏墓志》等藩王王室墓志；另有韩藩旁枝的郡王及其夫人的墓志，以及其他驻防平凉的将军、地方主官的墓志，包括《明故镇抚叶君龙峰墓志铭记》《明故寿官叶公墓志铭》《大明敕封内典议正封峰张公墓志之铭》《明故淑人刘氏墓志铭》等篆盖精品。

仅从这些已经出土的墓志铭来看，明代时韩藩王所在的平凉，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明代社会的发展脉络是合拍的，且处于全国同期较高的水平，韩王、韩王妃的墓志铭及其篆盖所具有的那种仪态万方，那种峥嵘气象，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出土于安国镇油坊村安惠王墓的《大明皇帝敕谕》碑，是明代韩王家族在平凉树立的最早的一通碑，时为明弘治元年，亦即公元1488年，是时任韩王重修安惠王墓享堂时所立。碑身为砂岩质，半圆形碑额，长方形碑身，下为屭屃座。通高218厘米，宽83厘米，厚20厘米。碑阳碑额篆刻“大明皇帝敕谕”，碑文为行书，字迹残缺不全，碑阴碑额隐约可见“重建享堂碑记”字样。

出土于泾川县王村镇泾河以北完颜村九顶梅花山的《大明韩恭王墓志》，为就藩平凉的第一任韩王的墓志，只有篆盖，无铭文，立碑时间为1441年，为韩恭王去世的次年。其碑以小篆入书，在形式上显得灵动变化，字势跌宕不拘，与其后的碑石风格截然不同。出土于崆峒区四十里铺镇曹湾村的《明乐平王妃圹志》，立碑于1442年，石灰岩质，正方形，边长75厘米，厚13厘米，碑文为阴刻楷书，共20行，工整严谨，非常完整。此后出土的还有1477年立碑的《皇明宗室镇国将军高氏墓志铭》，为第五代韩王——韩康王的侄孙媳的墓志，篆盖与墓志十分完整，书体线条飘忽细利，用笔富于变化，烂漫多姿，纯然是另一种风格。另有出土于崆峒区的《韩王妃郭氏圹志》，1489年立碑，石灰岩质，楷书阴刻，只有墓志，篆盖遗失。1501年立碑的《大明韩康王圹志》，出土于崆峒区，有盖无铭。

目前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韩藩墓志有《皇明诰封韩王夫人刘氏墓志》，镌刻于1556年，以韩王世系推算，应该是第八代韩王——韩定王朱融燧的王妃之墓。其篆盖以大篆入书，颇有金石气，极具法度，线条劲利匀称，最能体现明代墓志篆盖作品臻于成熟的时代风貌，是明代篆盖作品中的上称之作。其书写者为韩王府“书办官”，可惜名字模糊不清，其身份应该与如今的政府秘书长相似，应该是当时韩王府最有文化的人。还有一方《辅国将军生母刘氏墓》，是韩王侄重孙为其母亲立的碑，只有篆盖，以楷书写就，呈现的是另一种风格。这两块石碑均只有篆盖，无有碑文，时间无以考证。

在韩王府以外的其他驻地官员的墓志中，1562年《明故镇抚叶君龙峰墓志铭记》、明嘉靖年间所立的《明故寿官叶公墓志铭》，均为大篆入书，前者优美从容，圆转流丽；后者雄浑厚重，方整拙朴。整体都充分彰显出嘉靖时期大气庄重、法度森严的书风，与明前期的作品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另有一方《大明敕封内典议正封峰张公墓志之铭》虽稍逊前者，但也有大篆之风貌，结字严谨；一方《明故淑人刘氏墓志铭》，虽以篆书入笔，但笔法及结字都不及前者，应是韩王旁枝地位不高的族人的墓志。另有《奉天诰命》碑两方，分别立于1578年和1594年，碑文为楷体，碑额“奉天诰命”4字为篆书，均出土于崆峒区。在这些碑石当中，明嘉靖年间进士及第的平凉人赵时春的墓碑值得关注，其碑立于1567年，出土于平凉城南桂井村塬上的赵时春墓，碑下部残缺，只有阴刻的楷书“翰林院编修司经局校书赵”11字。

除过那些深埋于地下的碑石以外，有明一代，还有浸洇在时间长河的其它碑石，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韩王在平凉的所作所为和活动痕迹。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韩藩前几代韩王礼佛，所以广建佛寺，遍修浮图，崆峒山塔院及塔院中的凌空塔、平凉城东宝塔梁上的大明塔即为那一时期所建；明中叶以后几代韩王崇道，于是道教大为兴盛，崆峒山现存八台九宫十二院等道教建筑就是那一时期的杰作。

道教的勃兴，带动了民间的宗教热情，官民人等游览崆峒山者甚众，韩藩册封多，官员题墨多，其时所刻碑石至今仍有保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存于崆峒山道教宫观中的一批石碑，既有官员游记碑，亦有韩藩勅赐碑。1526年所立监察御史郭登庸游崆峒题名碑，石灰岩质，碑文为阴刻隶书，5行，满行18字，今存崆峒山东台。1560年所立重修崆峒山金城碑，现嵌于崆峒山顶皇城真武殿西墙，褐砂岩质，碑首半圆形，额中篆刻“大明”二字，碑文为阴刻楷书5行，内容为：“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孟夏之吉，韩王夫人郭氏捐资命遣内散官马英祈许重修金城工完以记。”崆峒山极顶皇城道教建筑群，与同时代明朝皇家道观武当山的建筑风格相同，中轴对称仿皇宫，故而称之为皇城，修建皇城是崆峒山道教传扬的一件盛事，故而立碑纪念。有1567年王谟诗碑《奉使关西回登崆峒偶成》，是隆庆年间王谟出使关西路过平凉登崆峒山写的2首五言律诗，碑文楷书，为时任平凉知府祁天叙所书。有《大明新藏经阁碑记碑》，砂岩质，刻于1603年，碑阳、碑阴均为楷书，风化严重，字迹模糊，现存崆峒山中台西北角。最为珍贵的当数嵌于崆峒山雷声峰九光殿石坊正中的“九光殿”坊额，为万历年间1613年末代韩王亶塉所题。九光殿石坊是崆峒山明代建筑物中唯一一组保存完整的石雕建筑，黄砂岩雕成，为崆峒山石雕中的珍品。另有崆峒山太和宫门额石牌坊，1621年镌刻，阴刻“勅赐崆峒”4字行书，上款为“天启元年”，落款为“韩藩重建”，保存完好。在崆峒山上天梯崖壁上，有明代唯一的一处摩崖石刻“黄帝问道处”，刻于1612年，石灰岩质，蜀人张联奎书丹。

面对那些碑石，每每都会心生感慨。那些石头，那些被石匠錾过、被文人写过的石头，也许曾被黄土掩埋过，也许曾被风吹雨淋过。当它重见天日的时候，当它被每一双路过的目光凝神触摸的时候，那一刻，它就活了！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千年的石头自己会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