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入学记：六岁顽童的第一课，竟因多念四个字挨了打

我六岁入学。那时候我的头上留着一块圆圆的长发，额前剪得齐齐的，脑勺后面留着一撮“气死毛”。据老人说，脾气大的孩子生了气叫唤的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就有气死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用手揪住“气死毛”拔一拔气就换上来了。其实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脾气并不大，似乎没有气死的毛病，不知老人们为何也给我留了这东西。 

夏天穿白粗布背心，蓝布大裆裤，冬天黑布棉袄，黑布裤，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起初我的衣着还比较整洁，后来由于贪玩好动，衣服很快就穿脏穿破了。夏天还好说，母亲经常洗换，到了冬天，新里新面新棉花的衣服很快成了脏的。特别是袖口和裤脚，先是露出了棉花，再到后来破烂不堪像两把扇子。

 一有时间我们就爬城墙，翻跟头，打打闹闹，十分开心，所以衣服就破得特别快。最头疼的是我那双脚，四指没受过约束，前面特别宽，一双新鞋穿不了一个月鞋帮子和底子就闹分裂。先是大拇指跑了出来，再后来鞋帮子由外沿向后裂开。母亲总是紧紧张张地为我缝缝补补，还是赶不上破坏的速度。不过那时候穿破烂衣服的人多，所以谁也不觉得难看。进学校的时候，父亲给我找了一本他们念过的旧课本，纸色虽有些发黄，但一点没有破损。书包里装了一块石板，两根石笔便进了学堂。 

对于文庙小学我并不陌生，入学前我经常到里面玩，只是没有正式在教室里听过课而已。

我的第一位班主任是一位女先生。她很严肃，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厉。上第一堂课，我就受了处罚。当老师讲完学校的规章和课堂纪律后，便开始上课。大部分同学是从校门口书店买来的新课本，因我不知道学校规定用什么书，就把家长给我的书拿出摆在了桌上。老师在教室里转了一圈，除那些有新课本的以外，还有拿《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 

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基础常识，并说《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一律不准进课堂，我的书也要换。临下课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人”字，领读了几遍，讲了“人”的含义。我的课本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第二课是“山、水、田、狗、牛、羊”，这些我早已记得滚瓜烂熟。当老师讲完让学生朗读的时候，别人都只大声念一个“人”字，而我却念了“人手足刀尺”。

 老师走到我的身边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到讲台上，问：“你刚才念的什么？”我说：“人手足刀尺。”老师说：“大声再念一遍！”我又像朗读那样，抬高嗓门，拉长声调念了一遍。课堂上一片笑声。我以为念得好，正在得意之时，脑门上“嗡”的一声，一个巴掌有力地落在我的后脑门上。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看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的眼睛都盯着我，像看见了怪物。本来我不太介意，看见这些异样的目光，我的心里一阵颤栗，意识到情况不妙。

 正在胡思乱想，老师突然问道：“谁给你教的？”我说：“我爹教的。”老师又问：“哪里来的这些话？”我回答：“我的书上的。”老师走到我的课桌前拿起书本翻开看了一下，走到讲台上说：“你会念会写吗？”我说：“会写！”老师把粉笔接在我的手里说：“把你念的写在黑板上。”我没有拿粉笔写过字，刚划了一笔，粉笔就折断了。这一下我的手发起抖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字写完。字虽有些歪扭，但笔画没有错的。 

老师有些气急，厉声训斥道：“我教了一个字，你会了五个，你爹教得好，让你爹教去，明天不要到学校里来。”这时早已下课了，说完便急步走出了教室。放学后回家，把学校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爷爷和父母亲，重新买了课本，到校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文庙小学上了不到半学期，有同学说“女校”好，就又到女校读书。女校全名叫“泾川女子小学校”，在学院街，校址原为庙宇，后改为学校，校园虽小但非常整洁。由于女校里男学生少，教师也大多是女老师，感到非常拘束，加上这里的管教非常严格，我和几名同学又到閤子沟小学落了户。 

閤子沟小学比起文庙和女校来就简陋得多了，只有八间房子，一座小庙，总面积不到二百平方米。庙前一棵碗口粗的柏树，上面挂一口小铁钟，校长既教书又打钟。这学校虽小，但老师都是一流的好老师。校长尹得合，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堪称师表；萧老师高度近视，衣着朴素，能写会算，一手柳体楷书，功力深厚；后来又来了魏仲荣老师，曾任民国时泾川县教育局长，为人厚道真诚，书法享有盛名；刘斌文老师年轻多才，诙谐幽默为学生喜爱。由于学校师生都少，加上老师慈祥善良，师生之间相处非常亲切，我在这里留了下来，伴随着那口小铁钟的清脆声音度过了三年多的初小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