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泾河深处流淌出来的《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君，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每一个读过书的中国人，大概都会背诵这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我一直以为，范仲淹《岳阳楼记》描写的是风景旖旎的江南，与风物雄奇的大西北没有一丁点的关系。但是，近来读宋史，才发现《岳阳楼记》的诞生，竟然与陇东的泾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范仲淹和滕子京在泾河流域共事的经历，就不会有《岳阳楼记》的诞生！

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生于989年，滕子京是河南洛阳人，生于990年。1015年，他们同年科举考试同时进士。这一年范仲淹26岁，滕子京2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在那个时代，同科进士互称“同年”，相当于现在的同学。素昧平生的两人，就因为是“同年”，后来才会有那么多的人生交集。虽为同科进士，但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却不尽相同，范仲淹起点很高，大多数时间都在朝廷做官，而滕子京却一直位居下僚，长期担任地方官。尽管二人职务甚有悬殊，但因为是同年，范仲淹力推庆历新政，滕子京一直是范仲淹改革的铁杆粉丝。改革派失势时，范仲淹被贬为州官，职务更低的滕子京被贬为县官；改革派得势时，范仲淹被重用，受范仲淹的关照，滕子京便也会升迁。

与泾河相关的故事发生在庆历年间，范仲淹和滕子京先后到西北任职。1040年11月25日，滕子京（滕宗谅）以“知湖州、祠部员外郎”的身份调“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第二年5月，范仲淹以“徙知耀州、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知庆州”。宋朝的惯例，一般官员大都一身兼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范仲淹的官是龙图阁直学士，职是耀州知州，兼任的是庆州知州；滕子京的官为刑部员外郎，职为直集贤院，实际担任的职务（差遣）是泾州知州，有如现在的地方主官上挂上一级职务的待遇。庆州位于马莲河流域，泾州位于泾河中游，两个州都是当时北宋防御西夏的前沿阵地，这也是为什么范仲淹会高职低挂，到庆州来任职的原因。范仲淹知庆州和滕子京知泾州的时间基本上是重合的，范仲淹知庆州只有18个月，第一年5月到任，第二年11月即离开；滕子京知泾州虽然跨了三个年头，实际上只有整两年时间。其时，宋夏战事十分吃紧，三川口之战和好水川之战都以北宋的惨败告终，战后北宋朝廷调整了对夏策略，加强了战略部署，将靠近西夏的地区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4路，在人员配备上，重用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军，任命韩琦知秦州（今天水），王沿知渭州（今平凉），范仲淹知庆州（今庆城县），滕子京知泾州（今泾川），庞籍知延州（今延安）。1042年，西夏再次来犯，爆发了定川寨之战，这次战役，宋军输得更惨。三次大战的惨败，成为北宋历史上的奇耻大辱。定川寨兵败后，西夏兵乘势打到位于平凉的渭州，直逼70公里外的泾州。西夏大军压境，滕子京沉着应战，一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一边招募勇士，积极做好防守准备。关键时候，范仲淹亲率15000人自庆州赶到泾州支援，二人齐心协力，终于将西夏军击退。由于防卫泾州有功，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被提拔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升任环庆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庆州知州。但滕子京上任仅10个月，1043年9月，即被贬职调到凤翔府。贬职的原因是时任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等人向朝廷告发，说滕子京在泾州任上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也上书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花费公使钱16万贯。于是，朝廷将滕子京一贬再贬三贬，先是贬到凤翔府任知州，再次贬到虢州（今宝鸡市虢镇）任知州，可弹劾者仍穷追不舍，最后朝廷就将其贬到了荒凉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任郡守。

岳阳地处今湖南省东北，洞庭湖之滨，依长江，纳三湘，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水在此交汇。历史上岳阳在夏商时为荆州之域，三苗之地，春秋战国时为楚地，281年晋武帝时置巴陵县，290年置巴陵郡。宋代以前，中原地区和关陇地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地区因为远离中央政府，不及中原地区富庶繁华，滕子京被贬巴陵郡的时候，巴陵郡还是未及开发的边远蛮荒之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早自屈原起，岳阳就成为历代被贬官员最多的去处，岳阳也藉此而名闻天下。

且说泾州保卫战得胜之后，做事一向高调的滕子京大摆庆功筵，安抚战争中的伤亡者，为此而动用了公款。上面的调查组来了以后，滕子京唯恐株连太多的无辜者，于是将记有被宴请者、安抚者姓名和职务的材料全都付诸一炬。他本意是想保护其他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他一人身上，但他的这种做法却授人以柄，成为对手一直弹劾他的主要理由。

应该说滕子京的能力还不错，到巴陵郡后，他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仍然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多有善举。在任期内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重修岳阳楼，这些都受到当地百姓称赞。仅仅两年时间岳州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写信给范仲淹，请他为之作记。因为范仲淹并未观览过新修的岳阳楼，为了让他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滕子京就随信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其实范仲淹自幼长在江南，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谙，无须观瞻便知其大概。另一个原因，其时范仲淹自己力推的庆历新政，因遭当朝保守派大臣的攻击而失败，他自己也于1045年由参知政事被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的际遇触动了范仲淹，于是他借楼写湖，凭湖抒怀，认为大丈夫应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鼓励滕子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既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也是自勉。范仲淹多年身居高位，对官场险恶多有体会，他深知重修岳阳楼花费巨大，担心有人会再次借机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对滕子京的政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颂扬；同时告诉他人，滕子京是在干出政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封堵了攻击者之口。范仲淹的苦心孤诣由此可见一斑，因为他的这篇《岳阳楼记》，1047年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被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这也算是朝廷对他的最后认可和肯定。

从庆历四年到庆历七年，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调任苏州仅仅3个多月，即病逝于苏州任上，年仅58岁。《宋史》对他的评价比较中肯，认为他为人义气，每逢有同僚、乡党来访，他都慷慨大方，仗义疏财，不仅好吃好喝招待，临走时还要财物送上，这可能也是他一直不善理财，导致账务不清的主要原因。但他个人却从未贪污过，因为他死后竟然“无余财”，给家里什么都没留下，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清官。当官清廉不贪财，值得褒扬，但当官不善理财，所过之处都是一本糊涂账，却是不应该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必然导致他成为一个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

在多如过江之鲫的大宋官员队伍里，滕子京本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既无地位，亦无显赫的名声，但却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名字得以万古流传，而且还拥有了一个“勤政为民”的美名。平心而论，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说明他并非庸俗之辈。据传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心中悲苦由此可见一斑。

泾河与马莲河的交汇，古泾州与古庆州的联袂，滕子京与范仲淹这一对“同年”的交集，让《岳阳楼记》这个千古名篇与泾河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成就了一桩千古美谈，于岳阳楼和泾河而言，也算得一件幸事。虽然人去也，物非也，但泾河不会忘记，马莲河更不会忘记，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岳阳一楼，终成千古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