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有故事|安定城楼在何处？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首七律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宦游泾州、登高远眺，写下的名篇《安定城楼》。诗题中的安定城楼位于安定郡的治所，但其具体位置在何处，历来争议颇多。要解开这一历史谜题，还要从安定郡治所沿革、泾州治所变迁、河西四郡内迁历史、泾原节度使设立等历史中去溯源。

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为有效统治西北疆域，抵御匈奴侵扰，巩固国家对丝绸之路的统辖，西汉朝廷将原北地郡西部划出，置安定郡。（《汉书·志·地理志下第十六》：“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户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五，口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四。县二十一：高平，莽曰铺睦。复累，安俾，抚夷，莽曰抚宁。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泾阳，幵(jiān)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过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临泾，莽曰监泾。卤，灈水出西。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阴密，《诗》密人国。有嚣安亭。安定，参，主骑都尉治。三水，属国都尉治。有盐官。莽曰广延亭。阴槃，安武，莽曰安桓。祖厉，莽曰乡礼。爰得，眴卷，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彭阳，鹑阴，月氏道。莽曰月顺。”）。最初治所设在高平县（首县郡治制，今宁夏固原区域），下辖21县，其辖境涵盖今甘肃东部及宁夏中南部区域，包括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以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彭阳等县地。安定郡的设立不仅完善了汉廷在西北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了施政能力，更推动了当地农业、商贸发展，促进了中原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融合，成为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重要基石。

安定郡自汉武帝置郡后，受王朝更迭、边防形势变化影响，郡治经历多次迁移：东汉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因羌人攻入，由高平迁至美阳（今陕西扶风）实行寄理；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回迁至临泾县，从此临泾城也成为安定郡的治所，再也没有变过。此时，安定郡领临泾、彭阳等6县，属雍州；三国至南北朝时期，郡治在临泾县，曹魏时属雍州，诸葛亮北伐时曾短暂降蜀；十六国时，先后属前赵、前凉、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大夏等政权。北魏设泾州（今泾川县，《元和郡县图志》：“后魏太武帝神麚三年置”），郡属泾州管辖，原安定郡被分为六个郡，安定郡仅剩泾川县域一带。隋唐名称变化，地域未变。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郡入州。在郡治迁徙过程中，安定郡曾因行政建制调整几度废郡入州，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朝廷为加强西北治理复置安定郡，领7县，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又因州县制度改革废止郡制，改置为州。虽然郡制时有存废，但泾州城作为安定郡治所的定位，在隋唐从未改变，实际上此时的安定郡治所与泾州治所已经合二为一，安定城即泾州古城。李商隐身处晚唐，其诗中所提及的“安定城”，正是安定郡治所数百年变迁后的最终位置，由此可知，安定城楼就矗立在安定郡治所安定城的核心区域——泾州古城。

泾州在唐代比安定郡大，还包括陕西长武一带，清代管辖泾川、灵台、镇原，牢牢掌控泾水中游要道，是唐代西北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肩负着抵御西北边疆游牧民族侵扰、拱卫关中腹地的使命。其治所所在的泾州古城，始建于商周时期，历经秦汉拓展，至唐代时规模达到鼎盛：古城周长约28公里，城内人口最多时达30万人以上，常年驻军约20万人，其城池规模、人口与驻军数量都体现出其战略上的重要性。这座古城地理位置极为险要，《读史方舆纪要》曾评述其“外险河朔、内当陇口”，是保障关中安全的重要屏障。唐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三年（768年）间，泾州曾因吐蕃入侵而短暂失守，其余时间均坚守未陷，足见其城防之坚固。唐朝初年，安定郡废郡置州，成为州级行政建置，称为泾州，隶属于关内道，其治所自始自终位于安定县（今甘肃泾川），这与地理遗存、史料记载相互印证，也是确定安定城楼位置的核心依据。

泾州作为丝绸之路东进关中、西通河西的重要枢纽，在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域的商人、僧侣经此入长安，中原的物资、文化经此传向西北，而安定县的泾州古城作为泾州治所，始终是交通枢纽与军事核心。至唐建国，泾州做为唐王朝西北门户，担任着拱卫长安的重责，刺史多由皇帝信任的重要将领担任，如尉迟敬德、李艺、郭子仪、段秀实等（清·乾隆八年抄本《泾州志·官师志》）。安史之乱后，西北边防危机加剧，刺史常由泾原节度使兼任，而节度使则是实力强大的藩镇诸候，安定城作为泾州治所的地位始终未曾动摇。时至今日，泾州古城遗址仍存于今甘肃泾川县城北，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唐代泾州古城的规模与建制，而安定城楼，便坐落于这座古城之中，是安定城的城门楼，也是泾州治所的标志性建筑，更是诗人李商隐登高望远、感怀身世的登临之处。

泾原节度使的设置与河西四郡内迁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击败匈奴后，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设立酒泉、武威两郡以巩固战果，（《汉书·武帝本纪·卷六》：“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张掖、敦煌两郡（《汉书·武帝本纪·卷六》：“秋，东越王馀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因地处黄河上游以西，被称为河西四郡，据《汉书·武帝本纪·卷六》记载，其设立初衷是“控河西走廊，通西域之道”，为西域都护府的建立与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基础。到唐代时，河西四郡迎来辉煌期，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随着唐朝的兴盛而重新繁荣。

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唐朝西北边防局势的转折点。据《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记载：“及安䘵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唐帝国将西北边兵精锐尽数调往东部平叛，导致西北边陲守备空疏，吐蕃趁机大举入侵，先是占领河西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后又蚕食孤立无援的敦煌郡。陇右、河西四郡等地相继失陷，安西四镇及北庭诸州与朝廷的通道中断，《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三·唐纪三十九》载有：“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唐帝国失去了这些西北藩镇的拱卫，首都长安直接暴露于吐蕃的兵锋之下，自此，泾州和原州一带成为唐朝与吐蕃交战的前沿阵地，《读史方舆纪要》中：“广德以后，西陲尽为异域，而泾原之备日棘”的记载，正是对这一局势的真实描述。

河西四郡失陷后，剩余的政治机构、军事力量与中原民众纷纷后撤，进入泾州和原州一带，一时之间，泾州成为西北边防重地，承担着抵御吐蕃、恢复故土、重组西北残存边防力量的重任。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边防形势，代宗皇帝于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式设置泾原节度使，管辖泾州与原州，兼任泾州刺史，治所泾州。（《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四·唐纪四十》：元载以吐蕃连岁入寇，马璘以四镇兵屯邠宁，力不能拒，而郭子仪以朔方重兵镇河中，深居腹中无事之地，乃与子仪及诸将议，徙璘镇泾州，而使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曰：“若以边土荒残，军事不给，则以内地租税及运金帛以助之。”诸将皆以为然。十二月，己酉，徙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璘先往城泾州，以都虞候段秀实知邠州留后。）古泾州城自然也成为泾原节度使兼泾州刺史的治所。马璘为首任泾原节度使兼泾州刺史，其后有段秀实任御史大夫兼泾州刺史、泾原节度使；朱仁明为四镇北庭泾原节度使、泾州刺史、加御史大夫以增修泾城、加检校工部尚书；裴识（名相裴度之子）为四镇北庭泾原渭武节度使，刘知俊为彰义节度使镇泾州（公元894年改泾原节度使为彰义军节度使，清·乾隆八年抄本《泾州志·官师志》）。姚苌、宇文泰据泾州而操控天下，唐代镇泾州的还有朱泚，田希鉴，这都是大军阀。

泾原节度使作为镇守西北边疆的核心力量，兼有行政、财政与军事大权，管辖范围广阔，肩负着抵御外敌、拱卫首都、治理地方、施政惠民等多重职责，而其治所所在的古泾州城，因安定郡设立在前，泾州设立在后，故常称之为安定城（今甘肃泾川泾州古城），这使得安定城成为唐代中后期西北边防的战略中心，见证了泾原节度使镇守西北边疆的历史。

李商隐《安定城楼》中所描绘的安定城楼，即今甘肃省泾川县泾州古城。这里既是安定郡历经数百年变迁后的最终治所，也是唐代泾州和泾原节度使的治所，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重要基地。这座城楼，因历史的积淀而厚重，因李商隐的《安定城楼》而闻名，成为历史与文化融合的永恒标志。

城楼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最初用于军事防御，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墨子》等文献记载的“楼橹”即为早期城楼形态，《墨子·备城门》中亦载有“守堂下为大楼”的记录。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燕下都遗址，已具备完整的城墙与城楼结构，充分证实了在战国早期的时候，城楼就已经是城防军事设施。《后汉书·邓禹传》中就载有光武帝刘秀“登广阿城楼上，披舆地图”，印证了城楼在军事指挥中的作用。

在唐代，“城楼”是城市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建于城门或城墙转角处的正上方，形制常为多屋楼阁式，底层设有拱形门洞供人通行，上层多用于将士驻守及放置军械，具有瞭望敌情、指挥守御及警戒报时等职能。边疆地区的城楼，如嘉峪关城门楼还兼具烽火信号传递功能。李商隐笔下所写的安定城楼，正是此类建筑的典型代表，是战时的军事指挥所。

安定城做为当时西北仅次于长安的帝国重镇，肩负捍卫边疆、拱卫长安的职责，常年屯驻大量边防精锐士兵，经常与吐蕃等少数民族作战，是稳定唐帝国西北边境的主要军事力量。因而，安定城楼的军事作用就显得尤为突出。通过“泾州古城”考古成果可知，安定城楼使用砖、木材料建造而成，常与周边的雉堞、箭眼、碉堡等军事设施协同使用，有监控敌情和指挥作战的作用，也有警戒、防御和攻击的功能，是战时的军事指挥中枢，也是城市安全的重要屏障。

李商隐是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婿，曾定居安定城。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李商隐继进士及第后，赴京参加吏部组织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因“牛党”中有人作梗而不幸落选。李商隐失意的回到安定城，为排解心中苦闷，登临安定城楼远眺，哀国忧时，感怀身世，提笔写下这首《安定城楼》。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城楼是人们驻足游玩、登高赏景的场所。

吟诵这首《安定城楼》，我们能看到在绵延起伏的城墙之上，高大的安定城楼矗立在高峻绵长的泾州城墙上，登楼远眺，隔着枝条婀娜的绿杨林，是一片浮现在泾水中的沙洲。李商隐登楼感怀，想到了年青的贾谊忧念国事，痛哭流泪，也是徒然；王粲在春日登楼作赋，叹息依人篱下，作客远游，以此寄慨身世。从李商隐的《安定城楼》可以看出安定城规模宏大，城墙延绵起伏、巍峨雄壮，城楼挺拔峻峭、高耸入云。泾州古城背依兼山，前临泾水，与诗中所写景象完全相符。

结合泾州古城考古研究成果、唐代城池规制及诗中所写景物可以推断，安定城楼是指泾州古城南门城楼，并非泛指。首先，泾州古城依泾水而建，南门临泾河沿岸，诗中“绿杨枝外尽汀洲”正对应南门远眺所见：泾水蜿蜒，沙洲罗列，沿岸杨柳依依，与南门朝向的地理景观完全契合；其次，唐代藩镇治所城门有明确等级，节度使治所城门坐北朝南，以南为尊，规制最高，城楼筑为百尺上下，与“迢递高城百尺楼”的雄伟形象匹配，且南门是进出古城、连通丝路要道的核心门户，兼具军事防御与登临赏景功能，符合诗人宦游登临的场景；其实泾州古城在泾河北岸，背山面水，几座城楼都面对泾河。而作为主城门的南门城楼则是泾州古城的标志性楼阁，自然也是文人墨客登高远眺的首选之地。

正是由于文人墨客的登楼吟咏，使许多楼阁名盛一时，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令黄鹤楼声名鹊起，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承载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理想，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被千古传颂，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让鹳雀楼名满天下。而李商隐的《安定城楼》也毫不逊色，其中“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更是将安定城的雄伟壮阔，城楼的巍峨高耸，泾河两岸绿柳摇曳，泾河沙滩悠远静美描写的淋漓尽致。正所谓楼以诗传，诗以楼显，安定城楼也因李商隐的诗作而名满天下。据《蔡宽夫诗话》记载，王安石晚年尤喜吟诵《安定城楼》中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谓之“虽老杜无以过”，“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

现如今，当我们吟诵“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时，安定城楼便穿越千年时空，再度巍然浮现于读者脑海，传承着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这便是它真正的永恒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