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群：泾川一地三次发现佛舍利九次供养佛舍利

　　第三次第三处发现，2013年，“千年一现”泾州宋代龙兴寺瘗埋的“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

　　2013年1月9日中午，发现宋泾州龙兴寺地宫与诸佛舍利并佛牙佛骨陶棺及铭文砖，陶棺内有木棺2，共有舍利瓶6个，己整理出诸佛舍利1777粒，还有若干个舍利瓶尚未开启。

　　2012年12月31日，在大云寺地宫东侧距地表约2米左右处发现一处窖藏，出土有立佛、立菩萨、弟子、天王、二佛并坐、维摩文殊等造像及造像碑、造像塔、经幢等240余件，造像多表面施彩。大型立佛像高度多在1.4—1.7米之间，小型造像高度多在0.2—0.5米之间。出土造像时代为北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宋，以北朝至隋唐时期居多，可以判断该窖藏为宋代所埋。

　　2013年1月9日，在窖藏东侧发现一座地宫，东西1.95米，南北0.85米。出土陶棺一具，长0.45米，内有木棺2。陶棺东侧、地宫东端立铭文砖一块，边长33厘米，厚5厘米。铭文如下：

　　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

　　智明爰与同院法眷云江道味有契，水乳无疏，孤洁依投而亲行愿，故相构遇也。皆承师训，俱受佛恩，将何报于覆焘？复何普于济霑？岁月随缘，因果远趣，曰：“佛灭渡后，八斛四斗，分布舍利，遗迹具瞻，戒定惠证，感通应现。明圣兴隆，而身心志向，且愿力岂捐？”固铭性炼心，行住坐卧励，至二纪余。或逢人惠施，或良会所获，或恳鬻殊乡，或输诚多士。初终不整，数满二千余粒。奇哉：宝瓶珠转，牙骨星流！一日稽颡曰：幸卜。丰坚于自院中，历劫无坏，长世载，遇天上人间愿力，非舍矣。

　　不幸云江迁化，瘗事复失。今日智明奉葬酬愿，法教昭彰上善，得获于定果同因，祈会与龙华，远仗圣贤加备，绍嗣矣。

　　铭云：

　　于缘有果兮明世出家，瞻佛奉法兮善不可嘉，莫为释子兮积功累德，同志操修兮茂宝去花。设舍罗兮无为利用，灭波吒兮辩正除邪。求一粒兮轻冰透水，礼神异兮净意开花。报四恩兮傍及九有，同佛会兮利乐河沙。

　　当州本寺管内僧正惠照大师、赐紫义英稽首，助缘比丘义演，表白大德义庭，小师惠远、梁吉书刻。

　　助缘埋葬弟子陶知福”

15.2013年发现的泾州龙兴寺宋代诸佛舍利陶棺

14.2013年发现的泾州龙兴寺宋代舍利地宫砖铭

16.2013年发现的泾州龙兴寺宋代诸佛舍利陶棺内木棺、木棺内状态

17.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木棺内罕见的方形诸佛舍利瓶

19.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木棺内佛骨

18.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木棺内6个诸佛舍利瓶之一

20.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木棺内佛骨、诸佛舍利整理时

21.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木棺内已整理出诸佛舍利1777粒

22.2013年发现的龙兴寺诸佛舍利地宫，图上部佛塔下为1964年发现的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地宫，相互距离20米许。

　　铭文的主题词即开篇导语：“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不需考证、研讨，其朝代、时间、地区、当事人、诸佛舍利、数量、佛牙、佛骨、葬之地点均一目了然，所记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与考古整理结果相符。

　　而最关键的关键词是“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不是有人讲的“高僧”舍利或“感应”舍利，更不包含舍利棺发现9天前在距地宫7米处发现的窖藏佛像即“法身舍利”。考古学首先尊重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为“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就是诸佛舍利并佛牙、佛骨，今人可以直接看宋代砖刻铭，未到过现场、未亲眼考察的今人演绎其意仅仅是个人演绎，愈演绎其论文愈减价值。

　　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来源的关键词是“同收”。指以24年时间从各地以各种方式收集，而非“感应”所得舍利。我参与了出土全过程，多次去过清理现场，亲眼所见棺内舍利、佛骨等，与铭文记载相符，因此我的认识和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各地发现所获之认识不同。

　　砖铭的撰文者应是“表白大德”义庭。

　　砖铭由惠远书丹、梁吉刊刻。

　　对“诸佛”再累几句认识﹐《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中有孟诜讲“诸佛现喜”句，初读谓当今圆常摄运、大云寺重光、安奉佛祖舍利、诸佛满意喜悦之意，“诸佛现喜”句还可让人们长久考究。“诸佛”字样在唐代就在泾州大云寺存在，与宋代龙兴寺铭文“诸佛”同意，“诸佛”在龙兴寺不是讲道理，而是摆事实。这一段文字原意简捷明了，但刚发现时很难认识诸佛，一直问诸佛与佛祖的关系。诸佛在泾川极好理解，走进北魏南石窟寺，七佛迎面向你微笑，你会脱口而出，这就是诸佛；接着可以说这是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舍佛、拘留逊佛……诸是许多，诸佛是许多佛；诸佛是雅称，是书面语，是概括。如人间讲诸位，而不讲张某某王某某李某某。诸佛中当然有佛祖，如南石窟七佛即诸佛中就有佛祖。走进比南石窟开凿还早的王母宫石窟寺，诸佛就更好理解，塔柱四周有几百尊佛像，窟三面壁上有许多佛像，这也是诸佛，佛祖更在其中，古代称千佛洞。《过去现在未来三千佛名经》记载了三千佛名，讲了三劫三千佛缘起，有南无普光佛、南无普明佛、南无普净佛等，《佛说佛名经》记有一万一千个佛号，这些佛名经都载《大正藏》内。

　　佛有三千或更多，佛三千或更多就是诸佛。泾州龙兴寺供养的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就是佛祖和许多佛的舍利并佛牙、佛骨，我始终坚持这一种认识，即对泾州龙兴寺供养的诸佛舍利不能作第二种解释，是不可以讨论的，文字记载是什么就是什么。

　　泾州龙兴寺地宫7米处发现的宋代窖藏佛像与泾州龙兴寺的关系，龙兴寺的构架，唐至宋大云寺改为中兴寺又改为龙兴寺的历史潮流，宋代佛舍利瘗埋制度等等，学界研究成果迭出，可谓钦佩。

　　泾州龙兴寺瘗埋舍利史，悬疑不多，但是误区很多

　　误区很多，核心话语是身份或等级，是高与低之分或反差。

　　1.唐代皇帝、贵族官僚参与，宋代市民阶层、民间百姓参与，宫庭化与世俗化的反差，参与者社会地位高与低的反差；

　　2.唐代瘗埋仪式隆重庄严、塔基容器奢华与宋代仪式简单松散、塔基容器简陋的反差；

　　3.舍利数量少为正统，舍利数量多非正统。唐代理解的正统佛骨舍利与宋人认识宽泛的舍利差别，“菩萨罗汉弟子高僧舍利都可以称作舍利”“这也是我们发现在隋唐时期的泾川大云寺瘗埋舍利仅为14粒而宋代多达两千余粒的原因所在。”

　　4.地宫砖刻铭撰文者书丹者刊刻者身份低，水平普通，而唐代铭文撰者书者出自名家。等等。

　　我认为，陶棺整理还未完成，陶棺内的舍利数量、佛牙佛骨、纸上文字、疑似丝织物、舍利瓶数量及造型等全部供养物尚待定论，瘗埋参与者与铭文作者及陶知福的身份、地宫形制等等，尚待研究。舍利多的原因，是云江智明用24年时间收集，去过多少地方、多少寺院？还是谜。舍利身份今人谁也难以确认。1964年发现舍利今人见者廖廖，我至今未见。只有亲眼见大云寺、龙兴寺舍利作比较后，会有新解，悟性将会提升。因此，对此研究，去现场全面调查、亲眼见舍利、见实质最重要，尔后行文。现场调查后可能不再套用已知概念或常识。

　　己整理出的诸佛舍利1777粒状态如一，晶莹剔透，身份何辨？（图21）肯定非造作舍利，亦非《如意宝珠转轮秘密现身成佛金轮咒王经》记载：“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精、马脑、玻梨众宝等造作舍利。珠如上所用。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实质存在只看一眼，或许不会因已知概念而陷入研究误区。

　　舍利是什么？舍利何来？舍利何其多？，只把《隋国立佛舍利塔诏《广弘明集·舍利感应记》、《广弘明集·庆舍利感应表（并答）》>《法苑珠林·庆舍利感应表（并答）》看几遍，一切在不言之中。

　　我无缘也不可能在西安至罗马之间作田野调查，仅亲历了数个月的龙兴寺窖藏、龙兴寺地宫出土全过程，仅见到泾河流域几十个县的石窟地宫塔寺像碑部分现场和图像，感受己是心如止水，狂风无波。不再因如此发现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特别是在2013年1月9日之前，泾州龙兴寺无片言之语记载或口传，无人知晓泾州有龙兴寺。在无数次经过的平常不过的田野、土路、墙根竟然埋着窖藏，龙兴寺地宫有2000多粒诸佛舍利，龙兴寺地宫离大云寺地官仅20米许，2005年勘探、2007年动土时只要向东伸展尺许，就可发现但未发现，真不可思议。

　　所以我认为，历史真相，一半在文献里，一半还在地下。一半在地上遗址和博物馆，一半己被毁。一半在古人的意念中而未讲说或落纸已带入黄土，一半在期待今人的认识之中。

　　因此，揭开泾川九次或十次瘗埋舍利之秘，寻求地宫之外更大、更多的历史真相，只有期待地下发现，将免去我们“伏案六十载，一把辛酸泪”。信心在于考古，乐观在于出土。

　　我的理解是学术体制外人的理解，舍利文化已非高深学问，已进入大众文化中。当下的老百姓已多知舍利文化常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推动这个时代发达的主体己具备以往“秀才”、“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正处于人人低头看手机的时期，网络普及了海量数据。二是进入当代盛世后，佛舍利发现之多，多至不可言状，令人震惊。仅泾川邻县灵台就有五代寺嘴舍利棺发现，近年庄浪发现有纪年铭文的大宋元祐元年水洛城释迦院塔下葬佛骨石棺，均考究精美。“舍利是什么？舍利何来？舍利何其多？”己不必细论，比如请老师讲课，学生期待听讲后能把各自的精神高度增加丝毫，如果越论越细，只能把老师的重量减轻，让老师、学生和所讲跌入平庸，平庸真令人失望。

　　老百姓已知道“见舍利如见佛”，因为佛谁也没见过，但能见舍利。佛和舍利焉有正统与世俗之分，谁又能够又如何区分？正如佛教的“理”还有正统与世俗、高与低、宫庭贵族与市民百姓之分？这就是舍利的实质，如此而己。“舍利是什么？舍利何来？舍利何其多？”仅仅是讲了现象而未讲实质。

　　只要是清代以前的佛舍利文化遗产，发现多少就是多少，还会有新的发现，只要有原创铭文等文字，记载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作第二种解释。只能说，这一切发现都是文化遗产。以尊重历史、尊重宗教信仰、尊重文化遗产的态度对待。如何应用遗产，才最重要。如何应用才是最重要的研究空间，才要尽才华全部，花毕生的气力。

　　因为当下的老百姓主体都知道这是宗教文化，凡宗教必有信仰者，信仰是信仰宗教的“理”，舍利是佛教“理”的象征或符号，如此而己。宗教“理”的象征或符号必然离不开神圣、崇高、尊严、敬畏，而非符号有反差之分，信仰者身份高与低等等并不重要，云云。

　　要研究泾州龙兴寺遗产，先要重新认识宋代，由于唐代的辉煌，难免遮掩了宋代，以往总认为唐盛宋弱，学者张鸣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都是由那一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思想学术水平以及科学发明创造水平来衡量的。宋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顶峰，从文学上来看，宋代有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陆游、辛弃疾等一流的文学家。程朱理学作为独特的思想流派影响了中国的后半段历史，理学很纯粹地在探讨“理”是什么，这是宋代思辨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些看似无用的学问，却能够使得宋代的思想文化达到让后人羡慕的高度。宋代是中国历代发明最多的一个朝代，很多科技发明都在宋代得到大规模普及使用。宋代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真正将宋代推到时代顶峰的依旧是它的精神文化的发达。宋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这二者实现了完美的平衡，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取得了一种同步与和谐的发达，这就是宋代给予我们当下的启示。”（《张鸣访谈录》）

　　宋代理学不仅对佛学之“理”、而是对儒释道之“理”都有探讨。舍利文化在宋代的变化，形式并不重要，“理”最重要，实质是宋代精神高度的问题，宋代的市民百姓与宫庭贵族有同样的精神高度，接受着同样的“理”，禁区渐少，世俗化就不是平庸化或庸俗化。宋代对儒释道之“理”认识的变化，才是舍利崇拜形式变化或反差的根源。

　　泾州龙兴寺遗产的研究，是己超越了舍利文化自身的研究，倒是重新认识宋代这个时代的最鲜活、最新发现、教课书上未曾记载过的案例和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