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群：泾川一地三次发现佛舍利九次供养佛舍利

　　第二次第二处发现，1969年，北周泾州宝宁寺佛舍利套函及佛舍利，北周隋唐三次瘗埋供养

　　1968年12月，泾川县革委会主持新建的泾河大桥通车。1969年初，在桥北端铺设引桥土坡，取土于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五队(耕地现属城关镇共池村一队，为省苗木试验基地)耕地，动土时，发现了北周佛舍利套函，套函为青砂岩质，长67.5厘米、宽49.5厘米、高46厘米。函体成长方体，盝顶式盖，子母口扣合。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硫璃瓶组成，硫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

　　函体正面阴刻楷书“真容虚寐，妙惙疑神，圣智无私，言谈啽绝然。宝宁寺比丘慧明，谨舍衣钵之余，仰为七世可生法界合识，敬造石像一区。琢磨已就，莹券殊丽，虽不释氏见存，与真踪无异。籍此善，自颠上来，可列合国黎庶，俱登正觉。北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朔）廿三日壬成敬（□）？”约103字铭文。背面雕一长方形边框，边框凸起，分三格，正中又分三格，居中浮雕一飞天且头顶托盘，上盛摩尼宝珠，两侧各浮雕一供养人，左右格内各浮雕一蹲狮。

　　套函全部宝藏我至今无缘亲见，据内部资料，知有以下内容：

　　泾川县宝宁寺出土石函等器物清单（单位：厘米）

　　宝宁寺慧明比丘石函，唐，1，长67.5，石；

　　榔，唐，1，铜，已成数片，但可复原；

　　鎏金铜函，2，（天和二年），1，高7.4，铜，有锈；

　　玉戒指，唐，1 ，玉，完整；

　　玉带环，（羊脂玉锁饰），唐，2，玉，完整；

　　玉发釵，唐，1，玉；

　　琉璃环，唐，1，琉璃；

　　开元通宝，唐，15，鎏金；

　　法器剑，唐，3，铜；

　　环状不明用途物，唐，1，直径2，铜，残；

　　不明用途银圈状物，唐，2，直径2、直径1.6，银；

　　金釵，唐，1，金，釵腿长短不齐；

　　银釵，唐，12，银，均不完整；

　　银盏，唐，2，长23.6，银。

　　冉万里先生经过比较研究，“认为其中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牵扯到北周、隋和唐三个时代寺院的建立与舍利的瘗埋问题。

　　“宝宁寺遗址出土的铜函有大小两个。除大小有别之外，形制完全一致，均为盝顶，与函身子母扣套合，函身素面无纹。其中1件高7.3、边长6.4厘米。与之相似的铜函在隋代舍利容器中多有发现，如陕西耀县神德寺塔基地宫出土的铜函、山东济南神通寺铜函等，说明铜函的特征与隋代的同类器物接近，其年代也可能属于隋代。

　　“隋代铜函的盖和函身可以分离，没有合页和锁钥之类，而唐代的金属函盖部和函身以合页相连，一面有锁鼻和锁钥，这是隋代和唐代金属函的最大区别。仁寿年间新出现的方形铜函，它既未见于北魏时期，也未见于开皇年间，是这一时期典型的舍利容器。铜函以素面为主，个别鎏金，其造型与石函相似，应当是对石函形制的模仿，但无合页和锁钥等附属物。

　　“那么这种翠绿色的玻璃器应该是隋代开始制作的玻璃器了，所以，其年代也应该在隋代而不是北周。”

　　宝宁寺遗址出土舍利容器的组合也表现出隋代的特征。

　　“从刻铭来看，慧明原来所造为一佛像，可能在佛像被毁之后，其像座被重新利用雕刻成石函。也就说，该舍利石函的时间应该晚于造像的年代即北周天和二年（567年），是后代瘗埋舍利之时以之为舍利函的原材料了。”（冉万里《古泾州地区的舍利瘗埋活动略论》

　　冉万里先生以全国视野，检阅中国同时代舍利容器阵容，容器成列之后，其质感的而非描写的特征之同，胜写无数文字描述，其先进、科学而务实的研究方法之选择，又独有之眼光，自然生不平庸之悟性，其重大发现我均赞同，使我以纪年字样为据认为的北周、唐朝之间，添加了隋朝。以往关注的重心、北周石函的存疑处是，北周石函上有“北周”字样，明眼人都知北周人不能自称北周，当是北周之后的隋唐题刻铭文，二是石函内有开元通宝，证明在唐代有过瘗埋大典、瞻礼佛舍利法会，有地位显赫、财富巨大的施主供养了鎏金币。石函及所盛其余器物我至今未见，只见过有限像素的照片和点滴记载文字，亦难判断年代。

　　我的不同看法是，北周佛像座改为石函存疑。

　　因泾川有被定为北魏的佛座实际是石函（本文有述）发现，相同的物件出现两例，就比孤证多了参照而有说服力，泾川何以为节省两块石头，而将佛像座改为石函，暂不讲造像题材传承，只说工艺流程的难度，石函上最大的价值点是其浮雕题材的象征性及工艺，如果没有浮雕，不盛舍利，就只是一个石盒、石斗，无多少价值，也无从考辨年代。古人以佛像座改为石函，首先是珍爱其已有浮雕、浮雕之题材，但保护难度最大的也是浮雕，按不专业常识推想，应是先打麽成周正的石函，凿成内壁及空间，完工子母扣，再行浮雕，而两具佛座都先有浮雕，要再行使锯、凿、錾、磨等工序，敲敲打打不断，如何保护浮雕原状？或有如此工艺精湛的工匠可以胜任，比这作工精微、复杂百倍的石雕确实存在。另外，宝宁寺石函通高46厘米，可见函盖与函身各占一半，函盖如果是取自佛座之石，为何无些许凹凸之雕刻图案痕迹而平磨如削？只有另外采石作函盖才有目前所见之效果。我认为，既然能发愿瘗埋佛舍利、造石函，这是佛教界何等神圣、庄严之举，也必有施主大德赞助供养，不可能因珍惜已有浮雕而以佛座改石函，不可能泾川一个地方一家仿一家，连续有两个佛座改石函，当然，有承袭是可能的，外地可能有类似浮雕图案的佛座改石函之例。

　　疑点不仅如此，而是有“北周”字样的铭文为何朝代人所刻？

　　为何在佛舍利石函上不言佛舍利而专记造佛像事？

　　为何要刻“北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朔）廿三日”之朝代、年月日？

　　是确因佛像己毁，或原佛座上有北周如此内容之铭文，而被磨掉改成石函后再重刻？如此，仅仅是为用一块石头？如果浮雕、文字均是北周之后所为，则佛座改石函又不能成立。

5、6.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及函身浮雕

7.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铭文拓片

8、9.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内大小铜函、舍利瓶

10.北周宝宁寺舍利石函内大小铜函、舍利瓶、银钗、开元通宝等全部器物

11.2005年北周宝宁寺刚出土之1.8米高北周石佛像

12.修复后的北周宝宁寺出土之1.8米高北周石佛像

13.2005年北周宝宁寺出土之1.8米高北周石佛像现场

　　可参考而非直接的材料有，2005年3月19日下午，泾川县林业局在位于城关镇共池村一队的甘肃苗木试验基地开挖喷灌水管地沟时，出土石雕佛像一尊，佛像高1．8米，立式；肉髻、螺发、宽额、大耳垂肩、下颌略瘦、鼻宽、目细、面部慈祥，褒衣博带，长裙下垂，右手上举作施无畏印，左臂微曲，手握裙带，腿部衣纹作弧形三道，显露腿部轮廓，有曹衣出水之感，赤足立于圆形莲台之上，下榫头，底座遗失。综观佛像特征，面部没有北魏时期长方脸型特征，又无唐代丰满圆润的感觉，初步判断为北魏以后、唐代以前的造像，其时约在北周早期。我在发现的傍晩即到现场，次日与刘玉林先生细察，当时开挖的壕沟中，均有大量的建筑物构件，残砖断瓦随处可见。可以准确判断的有汉代绳纹板瓦、唐代手印砖、 唐代仿纹大瓦、素面简瓦及有连续菱形图案的印纹砖，楔形砖残片。壕沟中多处出现白色页石墙基及散乱的砖块堆积。并发现壕沟底部有坚硬的土层。还发现宋代耀州瓷片和龙泉窑瓷片及新石器时代斜篮纹红陶片等物。这次施工开挖面积大，深度均在1米以下。地下遗物暴露清楚，对判断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方便，放眼望去，30多亩地面上，是因挖水渠而翻上来的松土，全呈黑色，和邻地动的黄土恰成对比。据刘玉林先生考证：1．该遗址是建立在新石器时代、汉代遗址上的一座规模较大的寺院遗址。2．寺院的始建年代可在北魏晚期或北周，唐代有维修和扩建。3．该遗址在1969年出土过北周舍利石函的宝宁寺遗址内，石函上的纪年，寺名记载明确，这次又出土北周佛像，证明遗址就是北周时期的宝宁寺无疑。4．宝宁寺遗址的规模宏大，东至公路以东、西至两棵白杨树，南北范围目前尚不清楚，都在已开挖的范围之外，总面积约达30亩。5．据开挖显示的情况看，原遗址在地下保存情况较好，这次喷灌工程开挖的深度已超过了遗址埋藏的深度。宝宁寺与大云寺东西直线相距约200米，大云寺在东北，宝宁寺在西南，中间仅隔泾镇公路。图11可见出土佛像及连接佛座的石榫。

　　当然，无直接证据证明该造像即是北周慧明所造石像。

　　但宝宁寺是北周寺院，却因这尊大型造像出土而可以肯定。

　　结论是，北周朝代纪年刻在石函上，无论何朝代所刻，宝宁寺供养佛舍利肯定与北周这个朝代有关。宝宁寺佛舍利瘗埋供养，经历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三个朝代均举行了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大典，殆不止一次，或上至北魏，下止宋代。

　　这是一处三次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的史事发现，是能确定、无法否定的北周隋唐三个朝代三次瘗埋安奉供养佛舍利之史实。

　　2005年3月19日安装水管等距离所挖沟壕，正是考古之探沟，己挖30余亩中等距离所挖沟壕外未动土，还有尚不明确四址的面积，同样期待未来全面考古之后，会解开悬疑，推翻我的揣测。

　　北周、隋朝与泾州有不解之缘，当是有佛舍利的地望。《周书·卷十一·列传第三》：“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牵屯山，遇疾，驰驿召护。护至泾州见太祖，而太祖疾已绵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护涕泣奉命。行至云阳而太祖崩。护秘之，至长安乃发丧。时嗣子冲弱，强寇在近，人情不安。护纲纪内外，抚循文武，于是众心乃定。”

　　泾州是宇文泰创立北周的发迹之地、谋划之地和托孤之地？永熙三年（公元534年）春，宇文泰在泾州以“言语”击败了欲谋反的北齐将军侯景，宇文泰被推为统帅。二是北魏大统十四年（公元548年）五月，宇文泰奉北魏太子西巡至泾州，痛下当皇帝之决心。三是恭帝三年（公元566年）九月，宇文泰西巡遇疾，东至泾州，其弟宇文护赶到泾州，宇文泰托孤。十二月，宇文护拥宇文泰的三子宇文觉为天王，建国为北周。当时，隋文帝袭父杨忠爵位隋国公，伴在皇帝左右﹐隋文帝先后在北周明帝、武帝、宣帝时任柱国大将军、随州刺史、大司马，长女嫁北周宣帝为皇后，地位显赫。静帝时﹐隋文帝任宰相﹐总揽朝政，在这一时期﹐隋文帝伴皇帝多次来过泾州和隋改名的泾州大兴国寺。

　　北周、隋朝在长安建都，泾州是京畿之地，泾州也因此与北周、隋朝两个朝代的皇帝以及灭佛、兴佛的历史之缘难解难分，充满戏剧性、必然性。首先是北周的创立者宇文泰在泾州发迹、谋划、托孤，建立了北周。二是慧明在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当皇帝时期在泾川宝宁寺造佛像。7年后，武帝宇文邕灭佛（三武灭佛之一）。又一个7年后的公元581年，时任北周丞相的隋文帝接受了其外孙、北周静帝宇文阐的惮让，建立了隋朝，兴佛、给全国各州分舍利。

　　当然，揭开宝宁寺北周、隋唐供养佛舍利之秘，期待于考古的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