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佛祖舍利现世追记（2）

世界之宝泾州大云寺佛祖舍利石函现世追记〔2〕

 

◆◆泾川不只出土了这一个舍利塔基，泾川在一座古城出土了两个塔基，两批佛舍利，可谓“世界之最” 

 

◆◆无独有偶，大云寺舍利塔基发现5年后的1969年冬，离大云寺半华里的宝宁寺舍利塔基又在水泉寺村发现，“水泉寺又挖出了金棺材”，这是当时传播于泾川全县、连乡下人也知道的新闻。当时正值“文革”高潮期，此物有“四旧”之嫌，不能对其作正面宣传，又悄没声息地进了博物馆。这是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铭文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比大云寺塔基早123年，比隋文帝分舍利早34年。天和二年，正是发祥于关陇的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子宇文邕做北周武皇帝时，隋文帝之父在北周为隋国公，隋文帝后袭此爵，女儿为北周皇帝宇文皇后，身为皇上外祖父的杨坚立宇文阐为帝，自己出任丞相，总揽朝政。其石函有精美的浮雕“双狮供宝”及铭文，有两具铜棺椁、舍利瓶、舍利。

 

◆◆隋代石函、唐代金棺：中国最早的金棺，中华第一佛宝地宫，比法门寺舍利容器早约180年的金银棺供养的佛祖舍利与泾川之缘，是隋文帝武则天两朝皇帝钦定敕赐的  ；大云寺开创了用地宫、金棺瘗埋舍利的先河 

 

◆◆隋仁寿元年、二年、四年，隋文帝杨坚三次下诏令在全国各州起塔供养舍利，当时的泾州属长安门户，乃京畿之地，其地位似今日的沪、津、渝，14粒舍利被高僧送往泾川，在大兴国寺建地宫，置函，供养在皇天后土之下。泾川大兴国寺很有名气，其碑、其记在《四库全书》等多种典籍中均有收录。史学界认为，中国所有帝王中，以分舍利、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延僧讲习，无过于隋文帝者。其分舍利建塔之举，更为特殊。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佛教大力歌颂的转轮法王——阿育王为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弘法护教”的。仁寿元年（601年）6月13日，隋文帝60岁生日的这一天，下诏在30州建30座舍利塔，钦定10月15日午时，30州“同下”（舍利人石函）。阿育王所建84000塔，是在一日同时修起的，隋文帝仁寿元年的起塔，也是“限10月15日午时，同时下石函”。时间过去89年，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称“神圣皇帝”。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受到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武则天对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很崇敬，于这年7月将其颁行天下。10月，又敕令两京（长安、洛阳）、各州都建一座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总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泾州又一次受到皇帝特别是这位女皇帝的青睐，大云寺在大兴国寺遗址上建塔立寺，动工之际，发现了隋代供养的舍利，女皇敕建大云寺之举恰与佛祖舍利相遇，这是大吉大利的巧合，于是请了当时中国制作袖珍金银器工艺水平最高的大师，凝炼了一个时代的最高智慧，镂金雕银，选择了当时最珍贵的宝石珍珠，做成铜、银、金棺椁，并以硫璃瓶盛装14粒佛骨舍利，再配以石函，以阴文隶书书法镌刻清楚朝代地点数量，入砖筑地宫，建塔立寺，造就了泾州大云寺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 

 

人们常问，泾州大云寺舍利是否佛祖舍利，回答是肯定的，是佛祖舍利，甘肃省博物馆已出具了权威证明。而大云寺地宫，还创下了“中华第一”的纪录。考古专家祝中熹在《精雕盛饰舍利棺》一文中说：“佛祖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于古印度拘尸那迦城郊的两棵娑罗树之间，火化后的遗骨被当时印度境内8个国王分别造塔供奉。”后来“有十九座塔布落在华夏大地，这便是时至今日我国许多佛教名刹尚保存着的舍利子的来源。”“按佛教本来的传统，舍利子应装在罂坛内，置于舍利塔的主室中。” 这种做法 “在中国逐渐演变为以棺椁作容器埋于塔基下之地宫，这显然是接受了华夏葬丧习俗的影响。1964年甘肃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发现了重建于武周延载元年（94年）的大云寺故址，其地宫中即出土一套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玻璃瓶组成的五层套装舍利容器，时代比著名的陕西法门寺地宫八层套装舍利容器要早约180年，说明武则天时地宫舍利棺瘗埋方式已成制度。

 

考古专家安忠义在《佛骨舍利溜光溢彩》一文中说：“隋文帝曾三次下诏分舍利起塔。”“第三次在仁寿四年四月八日，又在三十州建舍利塔。”《广弘明集》卷17载：“泾州大兴国寺起塔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说的就是此事。安忠义指出：泾州大云寺地宫的出现，在中国舍利瘗埋制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建塔瘗埋佛舍利的习俗也在中国流行，依照中国的风俗，逐渐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盛放舍利的方式，改用中国式的棺椁，并从塔的上部改放在地下。“而地宫的形成，以泾州大云寺为最早，开始以中国传统的棺椁制度设计舍利容器，并按墓室形貌在塔基下建地宫。”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辛革著《塔中的秘密——佛宝》一书，则把全中国曾经藏过佛宝（佛祖舍利）的地宫，按建制年代排序，甘肃泾州大云寺塔地宫排为第一，其他依次是陕西临潼、甘肃天水、陕西扶风、河南郑州、河南密县、辽宁朝阳、云南大理、宁夏贺兰、上海嘉定、江苏南京。辛革考证，中国最早的金棺是大云寺金棺，中国古代棺椁之制、古代葬制由泾川大云寺地宫开始变革。辛革说：“大云寺地宫在塔基地宫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将中原传统的棺椁之制纳入佛教，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

 

辛革还考证：“从石函上的铭文得知，兴建大云寺时，该地己有一残破的废塔基，“高惟及仞，袤劣兼常，坏甓既零，榛芜遂积”。地宫中除铜匣、金棺银椁以及石刻图案是唐代之物外，其它的应是隋朝圣物。废塔基及石函舍利当是文帝分发舍利之时遗物，石函上的十六个字，乃武则天延载元年（６９4）兴建大云寺时重新镌刻的。 “

 

三位专家的考证结论是：佛祖舍利最早在印度用口小腹大的罂坛盛装，供养在塔上部的“覆钵”部位，传入中国渐以地下棺椁形制供养，而以墓室形貌在塔基下建地宫，以金棺代替罂坛，泾州大云寺为最早。这就是说，泾川大云寺地宫是“中华第一佛宝地宫”的地位，大云寺金银棺是最早的金银棺的地位，在世界上早已经确立了。 

 

大云寺及金银棺当年精美绝伦、鼎盛之光，我们今日可以想见。遗憾的是，明洪武年间的水患，使泾州城全城覆没，也一次性泡烂淹朽了文书档案，该城自商周至明代的辉煌历史记载瞬间化为乌有，这不仅使大云寺、金银棺缺失史料，也使明代以前的安定郡、泾州治所泾州故城所有史料全无，这是人类遗产的巨大损失。因而大云寺的湮没，并非人为的禁佛毁佛所致，而是灭顶之灾的水患使在一马平川里的大云寺荡然无存，而高于大云寺的石台上的水泉禅寺旧址和唐代山门至今依然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