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千年不朽传奇

相对于起伏连绵高大巍峨的山脉，河流在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人类培育文化根脉、延续文化基因的重要因子。

从泾州到彬州的75公里区间里，泾河至少完成了两个使命：一是地理意义上的完成。泾河最主要的一级支流汭河、红河、蒲河、马莲河、黑河，二级支流达溪河、茹河等，都是在这一区间投入了泾河的怀抱；二是文化意义上的完成。在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整个接力赛中，泾河几乎是完美地接过了接力棒，并跑出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1600多年的时间里，来自遥远西域的佛教文化基因在泾水的滋养下，开出异常艳丽的花朵。在泾川王母宫石窟和彬县大佛寺石窟的75公里之间，特别是王母宫山至泾明乡的50公里区间，泾河两岸串联起一条瑰丽无比的石窟长廊，这在中外佛教史上绝无仅有。

从泾川到彬县，泾河伴随着312国道，一条河，一条路，互相纠缠，互相依傍，有时是路跨过河，有时是河穿过路，有时是路避让着河，有时是河引领着路，有时像一对配合默契的夫妻，有时又像是一对互相治气的情侣。

我一直在想，这条长达百里的石窟长廊，为什么只出现在泾川至彬县的泾河两岸，而不是别处，这肯定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

很明显，要完成这组堪称宏大的作品，至少得具备几个要件：崇佛礼佛的政治气候，数量庞大的佛教信徒群，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的储备，最后还得有时间上的保证，这几个要件缺一不可。

时间前移到1600多年前的公元4世纪初，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一路经河西走廊自西而东向中原地区迈进，翻越陇山，沿泾河顺流而下，来到了泾州。其时恰逢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佛教众生平等的价值观，赢得了许多信众的拥趸和支持，普通老百姓为了在战乱中寻找栖身之所，纷纷落发为僧，成为佛教信徒。337年7月，后赵武帝石虎在位期间，泾州出现了一个叫侯子光的人，20岁左右，帅气英俊，仪表堂堂，他自称“佛太子”，以佛教为号召，聚集联络京兆人樊经、竺龙、严谌、谢乐子等，在雩县等地游说宣传，笼络起数千民众，在终南山称帝，自称“大黄帝”，改元龙兴。这当就是些乌合之众，8月即被后赵镇西将军石广剿灭，侯子光被斩首。这个昙花一现的草台班子虽然很快被灭掉，但佛教却就此在泾州扎下了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蛰伏，479年又逢北魏孝文帝提倡佛教，在泾州王母宫山下开凿了一座大型中心塔柱窟，这是泾河川道开凿石窟的第一例。在其后的120余年里，佛教信徒在泾河两岸陆续建造了罗汉洞石窟、千佛寺石窟群、太山寺石窟，以及许多早期无造像的小禅窟。由于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泾州滞留了数以万计的沙门四众，泾河岸边的和尚沟、袁家庵村、东庵村、庵山等地，都是以当时比丘尼聚居之地而得名。北魏政权无力改变僧侣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僧侣们于是在大兴佛寺和开凿石窟寺的同时，在泾州到彬州之间泾河两岸百余里的石壁上建造了大量的简陋禅窟、生活窟、僧房窟等，以解决自己的生活起居。现存于蒋家桥南的僧房窟，以规模大、规格高最具代表性，分列长廊的400多个僧房窟，设计巧妙，结构合理，或两三个相连，或数十个相通，甚至还有上下层之分的竖井式窟，内部互相连通，神秘莫测，具有较严密的防御功能。除居室外，还有仓库、经堂、走廊、壁橱、东司（卫生间）等。很显然，如此大规模石窟的集中出现，既有佛教传播大背景的影响，也有现实的佛教僧侣生存需求。

北魏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了石窟开凿的热潮，但佛教信众的激增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509年，泾州沙门刘慧汪率僧众起义，震惊了北魏朝廷。孝文帝元恪派遣自己的妹夫高猛出任雍州刺史，前往镇压，但只是惩处首犯，并不打压佛教，甚至在平定起义后，还在泾州城南高峰寺山顶修建了嵩显禅寺，以弘扬佛法，感念皇恩。禅寺修成之后，元恪敕赐表彰，以示嘉奖，其事迹被勒石记录在“敕赐嵩显禅寺之碑”上。

朝廷的鼓励，使开凿石窟蔚为风气，在泾河两岸先后出现了南石窟寺、罗汉洞石窟、凤凰沟石窟、丈八寺石窟等一批具有典型北朝风格的佛教石窟精品。510年，由泾州刺史奚康生负责，在泾川县城东7.5公里的泾河北岸，开凿了南石窟寺。它坐落于泾河北岸，却被冠以南石窟寺的名称，是为了区别先一年开凿于蒲河与茹河交汇处的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窟龛开凿在泾河北岸红砂岩上，现存5窟，1号东大窟和2号西小窟保存较为完整。东大窟为南石窟寺的主窟，高达13米，宽约17米，深14米，结构独特，造型宏伟。入窟后迎面三壁围立高达2米多的7尊佛像，两旁有13座胁侍菩萨，栩栩如生，形态各异。窟顶布满浮雕，雕有舍身饲虎、宫中游戏之类的佛经故事。雕刻简练概括，线条生动流畅，充分反映了古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罗汉洞石窟寺，位于罗汉洞乡罗汉洞村，西起霍家沟口千佛嘴，东至韩家沟，东西约2公里，有大小窟笼254个，以千佛嘴与清霄洞最为宏伟，至今尚存高大石胎造像，洞内有残存壁画、泥塑彩绘高浮雕壁塑及壁题等；窟笼设计奇巧，选址险要，结构复杂且神秘。凤凰沟石窟寺，位于泾河北岸的蒋家村，也称倒吊金塔石窟群，有比北魏更早的造像窟和支提窟。丈八寺石窟寺，位于罗汉洞乡丈八寺村，两个窟群，以丈八大佛窟为主的10个窟与其水沟内的7个僧房窟连为一体，现存1丈8尺高大佛和2身胁侍菩萨造像等。太山寺石窟寺，位于泾明乡盖郭村，西起白家大桥西侧，东至宋家旧石器遗址西端，东西长约10公里，有43个洞窟，有18罗汉窟及僧房窟。

泾水流淌，时间流逝，泾河岸边的石窟不断向东延伸。在彬县县城以西10公里泾河南岸的水帘乡大佛寺村，从北魏时起即在石壁上开凿石窟，前后延续了200多年，唐代时达到极盛，贞观年间才得以最后完成。130多个石窟错落有致地分布于长约400米的立体崖面上，共有佛龛446处，造像1980余尊，分为大佛窟、千佛洞、罗汉洞、丈八佛窟、僧房窟五部分。开凿较早、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是大佛窟，其次是千佛洞和罗汉洞，大约开凿于唐高宗时期。大佛窟是全寺的中心，窟内的主尊大佛阿弥陀佛倚崖居中，巍然端坐，高20米，洞窟上部为穹窿型，70个龛1001尊造像在半圆形面上呈“凸”字形呈现，横宽34米，进深18米，高24米。在大佛背光的左下侧，刻有“大唐贞观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造”的铭文，时间为公元628年。

大佛寺石窟是泾河百里石窟长廊最后的辉煌，它南依青翠巍峨的清凉山，北傍蜿蜒东流的泾河水，最后完成于7世纪初的唐代。从形制来看，主窟大佛洞继承了佛教自印度最初传入中国时，新疆克孜尔石窟马蹄形平面并主像身后两下侧凿出礼拜隧道的做法。从结构来看，大佛窟顶部采用了敦煌莫高窟中最为流行的仿木构房屋的横向人字披形式。从雕刻手法来看，大佛身后的背光雕刻，显示出北朝时期的佛教艺术传统。

和中华大地上许多石窟的遭遇一样，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在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考古”热潮中，遭到了西方盗贼的疯狂盗劫。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派出的所谓来华考察团，由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员陈万里陪同前往敦煌，途经泾川时，“考察”罗汉洞、南石窟、王母宫等重点石窟时，几乎将所有的造像泥表都剥掉，在剥除南石窟造像泥表，欲锯下石佛头时，被当地村民发现。在村民们的围堵中，美国人不得不赔偿60块大洋而溜之大吉，却顺手牵羊带走了王母宫石窟一件精美石刻。1925年，他们第二次来到泾川，盗去王母宫石窟隋唐时期补造的石佛头造像7件，这些精美的石造像现存于美国哈佛大学弗格艺术博物馆。能够证明南石窟身世的“南石窟寺之碑”碑帽浮雕则被陈万里带到了北大，现保存于北大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大批文化学者的探寻，尘封1600多年的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正在揭开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露出她真实的面容。已故的祝世林先生在他的《平凉古代史考述》中兴奋地描述道：“北魏时的泾州是很值得研究的……佛教兴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量石窟佛寺的营建……沿丝绸之路东来，一路多是边荒之地，翻越陇山，到达关中，才算进入中国内地，泾州是进入关中后的第一个政治军事中心的大城市。”

2015年秋天，我与茹坚、单正平、魏海峰等朋友第一次系统地探访了这条神秘的佛教艺术宫殿长廊。在西起王母宫石窟，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的一百里泾河沿岸，现存石窟512个，其中存有石佛像的窟龛上百个，禅窟、僧房窟、仓库窟400多个。瞻仰了保存较好的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寺、罗汉洞石窟寺、凤凰沟石窟寺、丈八寺石窟寺、太山寺石窟寺6个石窟群落。佛像巍然，妙相庄严，在佛像低垂而慈悲的眼眸中，在每一方石碑上活着的文字中，我们依稀能看到当年佛教在泾河之滨的宏大叙事，其所生发的磅礴力量，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在洞套洞、洞连洞的生活洞窟中，洞壁上那浅浅深深的烟熏火燎的痕迹，仿佛在告诉我们，一千多年前那些将生命和身体托付给佛陀的僧侣们，他们刚刚还在，一刻都不曾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