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川大云寺：神奇的西部佛国

金棺、银椁、舍利子，这都不是传说。14颗极其珍贵的佛舍利，掀开泾川这片西部佛国的扑朔迷离的前世今生。

然而，更神奇的是，从1964到2012年，49年间，就在这块地方三次出土两千多颗舍利子。这些舍利子向世人展示了泾川佛教文化的久远和遗存的丰富，以至于学术界、宗教界、考古界一致认为，泾川在同一地方三次出土舍利，这在全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非常罕见。也因此，泾川，这片西部佛国的面纱被揭开而被誉为“华夏佛宝圣地”“世界佛舍利供养中心”，成为了仅次于敦煌的佛教艺术宝库，构成了“西有敦煌莫高窟，东有泾川大云寺”的佛教文化格局。

今天，巍然矗立的大云寺，已然成为泾川的地标建筑，吸引着四方宾朋。

大云寺的前世

幸而中华成语中有“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否则，我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泾川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了。

1964年12月（农历10月）的一天，这片土地还是一片庄稼地。

据甘肃日报记者许维的《拂去岁月的尘封》记载，很久以前，这里叫官背后，东面是古泾州城州署和隍庙遗址，西南面叫营里，东南面叫仓里。据说这里曾经有一座寺庙，后来坍塌，断壁残垣和瓦砾砖石堆积在地中间。

也许早期的《泾川县志》记载了公元1370年(明洪武三年)的那场洪水吧？不知道是不是还记载了这里相继有过“大兴国寺”、“大云寺”的寺院群落。推测，这些寺院应该是在上世纪舍利子重现后，人们才知道这里曾经矗立过一座大兴国寺、大云寺，还有龙兴寺等寺院。

650年前的一场无情洪水涤荡干净了这片土地的辉煌前世，所有的文献资料付之东流。人们唯一记得的是，那场洪水改变了泾川县的格局。之前的泾州原在泾河之北，大水过后，也许生活中这里的人口骤减，泾州成为泾川，人们从泾河之北迁到了地势稍高的泾河之南。

我在《泾川旅游导游词选辑》中找到了关于泾川历史沿革的记载。公元618年，安定郡改名泾州，此时的泾州领安定、良原等五县。到明洪武三年，泾州降为散州，属平凉府。撤泾川县，县事由州直理。由于洪水冲毁泾州城，州衙由水泉寺古城迁至泾河南的皇甫店，即今县城。

谁也没想到，1964年那个本来平凡的时间，后来被记录进了现在的《泾川县志》，且被大型媒体屡次提起。

那天秋高气爽，庄稼收过了，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大队贾家庄生产队的男女社员在河川里平整土地。青年社员乔碎成在铲除瓦砾时，因为用力过猛，铁锨竟伸进一个地方，再一看，是一个洞口。洞里黑乎乎的，像一座墓室，细看，里面似乎还有东西。

大水将这里夷为平地，许多年，这里一片寂静，就连盗墓贼都想不到，这片土地下面藏着后来举国震惊的国宝。

乔碎成一喊，贾家庄的生产队长乔万福放下犁杖走过来，他断定是古墓，就让女人们收工回家，他和其余人挖开了洞口。乔兆福胆大，借着洞口亮光走下了台阶，抱上来一个石斗。阳光下，他们看清了，什么石斗，原来是一个石函，上面刻有花纹和铭文。揭开函盖，里面是一个鎏金铜匣，铜匣下面还有一枚鎏金铜钥匙。乔万福意识到这是文物，于是赶紧派人向县文化馆汇报。

当时的县文化馆馆长是张怀玉，他当即派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泾川县文化馆文博专干张映文前往现场清理发掘。张映文是泾川县的“历史通”。他先到石函出土之处看过现场，叮嘱社员好好保护，然后赶到大队。看到石函那一刻，他惊呆了，半晌才说：“这是唐代大云寺地宫的佛宝，里面有14颗佛祖舍利子呢。”

他在报告中描写了出土时的情景:“地宫有门，门拱是石质半圆形的，正面线刻祥云围绕宝器，两飞天临空翱翔。门拱由两根四棱形石柱支撑在石门槛上。柱的正面和内侧面线刻护法神。地宫内存放有一具半米见方的石函，函盖是覆斗形，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字。函身四周均刻有铭文。函内盛有4寸见方的铜匣，样子很像石函，匣上有锁，钥匙由一条细金练系在匣上，尚可开启。铜匣内是一具长方体银椁，比匣略小，盖为瓦形，周围还有一周低矮的小栏杆，椁身两侧各有一对并列的小环。匣、椁的表面都是细工雕刻的素文缠身忍冬花，银椁内才是金棺。金棺的样子与银椁相同，比椁稍小，周身是金页贴成的莲花图案，花中镶有各色宝石，正中与侧面均嵌有较大的白色珍珠。金棺内盛一很小的球形细颈琉璃瓶，内含白色晶体14粒，即佛祖‘舍利子’。”

大云寺佛骨舍利和金银棺的发现，成为我国佛教考古界的一件盛事，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那么，什么是佛祖舍利子，这些舍利子又怎么会被埋在泾川河道的地下？

大家知道，佛祖是释迦牟尼。公元前486年，他创立佛教、传教45年、80岁的释迦牟尼病逝。弟子们为他举行荼毗火葬后意外地在灰烬中发现了大量的“珍珠样的晶体”和完全晶化的牙齿。这些就是佛祖舍利。

在佛教中，僧人死后所遗留的头发、骨骼、骨灰等均称为舍利。舍利就是得到高僧火化之后身体所产生的结晶体，被称为舍利子或坚固子。佛陀、菩萨、罗汉、成道高增均有舍利。奇怪的是，若是佛舍利，锤打不碎，火焚不化，若是普通弟子舍利，撞击便破。释迦牟尼共留下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

宋仁宗曾感慨地写过一首《舍利赞》：

“三王掩质者归土，五帝潜形已化尘。

夫子圣中夸是至，老君世上亦言真。

埋躯只见空遗冢，何处将身示后人。

惟有吾师金骨在，曾经百炼色长新。”

这首诗是说，三皇五帝均化作了尘埃，就连孔夫子、太上老君等也不过留下一座空空的坟冢，只有佛家留下的金骨可以历经岁月沧桑，不腐不朽光彩照人。

舍利一般分有全身舍利、碎身舍利。全身舍利为坐化而成，也叫肉身菩萨。碎身舍利是火葬后的遗骨，白色是骨骼的，黑色属头发的，红色是肌肉的，也有绿色或五色班斓的舍利子。

为什么寺庙僧人会供奉“舍利子”并把它当做佛教中最重要的圣物呢？

其实，舍利子本身并没有后世人们所认为的那种灵异成分，僧人们之所以如此尊敬舍利子，其实是因高僧大德生前的功德慈悲智慧。《大智度论》记载：“供养佛舍利，乃至芥子许，其福报无边”。意思是说，供养佛的舍利子，所得的就是无量的福报。《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因舍利子是成佛之人火化后的贵物，一般人没有，佛舍利也就成为了佛门传世的圣物；很多人不相信通过修行可以成佛，而舍利子的存在可证明修行确实可以使人觉悟成佛；佛寺庙塔供养舍利子如同供养佛之真身，更容易让人发愿修行。说白了，舍利子能给人一种信念、一种信仰，让人们在修行之中充满信心。也因此，对于佛之舍利，佛教徒认为存有难逢难遇之想，欲结下值佛闻法之因缘而速成菩提。

对于这些舍利子，僧人或寺院不仅要供奉，而且要建塔。所以我们看到的佛寺，很多有塔。

那么，这些佛舍利又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记载，佛祖的佛舍利八分，由八个国家各自起塔供养。《阿育王传》卷一记载，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搜集佛遗存的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宝塔供养之。

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东汉、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的四五百年间，佛教在中国得到很大发展，佛教寺院广为建造，到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部分佛舍利流入中国。据《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记载，阿育王第九塔就建在泾州姑臧寺。

正是这个小小石函四周刻的一千多字的铭文揭开了这片土地的前身——早在14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皇家寺院。

1419年前的隋寿元年（601年）6月13日，是隋文帝杨坚的60岁生日。这天，他决定以印度护法王（佛教称为转轮法王）——阿育王为榜样“弘法护教”，下诏在30州建30座舍利塔供养佛舍利，并钦定10月15日午时，30州“同下”（舍利入石函）。他还要求官方有关机构遴选出30位精通佛法经论，并由有宣讲、引导能力的大师，每人带侍者（小和尚）2名，朝廷官员1名，国库名香120斤，良马5匹，分头奔驰赶赴30个州奉送舍利，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时下入石函；同时要求各州衙门停止办公7天，并组织僧众做7天的佛教法事，拜忏诵经，期间募捐善款，补充建塔费用。

隋文帝生于寺院，其父杨忠托智仙尼抚养他一直到13岁，所以隋文帝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他认为他能做皇帝也是得益于佛祖保佑，所以才会把之前从一位印度僧人那里得到的一包佛舍利分三批在他是出生地和他曾经到过的寺院建塔供养。由此可知，隋文帝也是到过泾川的（大兴国寺）。

泾川县属长安门户、京畿之地、西出长安第一站，当时泾州排在建塔存石函的30个州的第14名。公元601年10月，14粒舍利由一位高僧送到了泾川大兴国寺。

就这样，14粒佛舍利在大兴国寺的地宫里一藏就是89年。

89年后的公元690年9月9日，67岁的武则天登基。这位从太宗才人一步步走上了皇权帝位、曾经在感业寺出家的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笃信佛教。然而，在男尊女卑的时代，武则天称帝必须有一套理论堵住男权社会的悠悠之口。这时，薛怀义等人奉上了以女性经变故事为主题的《大云经》，武则天非常高兴，于是同年7月将其颁行天下并昭告天下，敕勒令两京（长安、洛阳）和诸州各地建立大云寺、珍藏《大云经》，并遣千名僧人到各地讲解《大云经》。

就这样，就在大兴国寺的旧址上，泾州有了再建大云寺的机会。

大兴国寺存在了多少年不得而知，想来在89年后的公元690年应该已经不复存在了。但89年这个时间毕竟不算太久，于是他们决定把大云寺建在昔日大兴国寺的遗址上。

动工之际，隋文帝供养的14粒舍利意外重现天日。这破天荒的消息在当时一定是惊天动地，一定让女皇兴奋不已。敕建大云寺之举恰与佛祖舍利相遇，这是大吉大利的巧合啊！于是武皇下诏请金银器制作大师，制成鎏金铜匣、金棺银椁，并用琉璃瓶盛装14粒佛祖骨舍利，套装在隋代石函上，在石函顶和四周刻千字铭文记载此事，于公元694年瘗葬入地宫，建塔供奉。

这一佛舍利套函，比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套函要早180多年。

1270年后的1964年农历十月，这罕见的国宝级文物重现天日。

《甘肃文物工作五十年》一书中的《甘肃文物五十年大事记》称，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基反映了唐代在舍利安放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这是最早将中原传统棺椁葬制纳入佛教，改变了印度用罂坛盛放舍利的方式，开创了用棺椁瘗埋舍利的先河，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是佛教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1年9月19日，79岁高龄的郭沫若先生陪同柬埔寨王国首相宾努亲王来兰州，他在甘肃博物馆看见大云寺金棺银椁佛舍利，就问“大云寺地宫的发掘中，还有别的发现吗？”陪同参观的人回答：“还有一只盛放金银棺椁的石函，石函上有唐代铭文和题记”郭老将金棺银椁仔细看了一遍，说：“舍利石函、贵在石函”。郭老的这句话是说石函上的铭文道清了这一国宝的出处和时间，这非常宝贵。而这些铭文也撩起了隋朝大兴国寺、大唐大云寺的神秘面纱。

然而，这片充满神奇的土地带给人们的震撼远远不止这些。

1969年，泾川县修建泾河大桥时，在桥北端西侧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的耕地内，发现了“北周天和二年慧明造舍利石函”文物一套，套函由石函、大铜函、小铜函、琉璃瓶组成，琉璃瓶内有舍利数十粒。经专家考证，这是北周比丘慧明舍利石函，铭文纪年为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比大云寺塔基早123年，比隋文帝分舍利早34年。这是泾川县第二次出土舍利。

2012年12月31日上午，泾川县城关镇水泉寺村民在唐代大云寺遗址东侧抢修道路时意外发现了一个沉睡千年的佛教造像窖藏。1月5日，甘肃省文物局、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组织专家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挖掘。1月9日，在对窖藏佛像周围现场进行清理时，又发现另一处佛像窖藏，同时发现一处地宫遗存。此次发掘，不仅出土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各个时期的石造像以及少量陶造像、泥塑造像、经幢等各类单体造像、造像碑(塔)等两百余件（组），更重要的是从地宫遗存内海出土了长0.45米陶棺一具。

这个陶棺里有一个木匣，还有铭文砖一块。铭文共425字，有“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等记载，由此可判断，佛舍利埋藏于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5月12日，系宋代泾州龙兴寺僧人云江和智明经24年的辛苦奔波，在全国收集诸佛舍利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瘗埋于泾州龙兴寺曼殊院文殊菩萨殿内。

这是泾川县第三次发现出土舍利子。此次发掘，被认为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大考古发现”。而泾川县先后三次发现佛舍利，充分证明泾川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之后具有唯一性的佛教文化中心和多元文化的交汇地，在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人们不仅疑惑，在同一个地方三次出土舍利子，这是巧合？

还有更巧合的。1964年出土14粒佛祖舍利子是龙年，2012年发现龙兴寺窖藏又是龙年，太巧了；更巧的是，出土的宋代舍利地宫题记为“大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至2013年，整整1000年！

时任泾川县政协副主席张怀群在《泾川49年间在一个地方三次发现佛舍利的故事高潮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千年之约，佛教讲因缘、缘起、接缘，缘就是巧合、巧遇，而公元1013年五月十二日，泾州龙兴寺和尚智明是把一份邀请藏于地宫。千年一现，现于盛世。

透过这些舍利子，我们看到了历史中泾川的繁华和不同凡响的地位。

这些舍利子震惊了各大媒体。2005年5月1日，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专题片《国宝档案·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2005年6月13日、14日，央视国际频道国宝档案栏目播出《大云寺佛舍利套函》上、下集。从2007年，《新华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光明网》、《凤凰卫视》等千余家媒体竞相报道，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人们被泾川所吸引，也对佛舍利充满了好奇。

2005年4月26日至6月15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中国的文明——世纪国宝展Ⅱ”展览会上，神秘舍利首次在国内公开展示。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和佛舍利等国宝级文物多次赴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和瑞士等国展出。2004年6月，又同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铜奔马仪仗群俑等12件(组)国宝一起远赴美国，参加国家文物局主办的3至8世纪中国艺术和中外文化交流展览“走向盛唐展”。

媒体的大力宣传和省市领导的殷殷关切，为泾川大云寺遗产重获新生赢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为切实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泾川县委、县政府决定按照“政府引导、多元投资、分期实施、分步推进”的思路，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决定在古泾州大云寺原址修建泾川大云寺博物馆。

2007年4月，泾川大云寺博物馆建设工程启动；5月，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为泾川大云寺博物馆题写馆名；8月，大云寺博物馆舍利塔工程正式开工；12月，博物馆大门、钟鼓楼、碑亭工程正式开工。

2013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二，这天，泾川县举行了大云寺落成暨佛舍利安奉法会。安奉法会规模宏大、非常隆重。甘肃泾川万人空巷，临近乡镇百姓也纷纷赶赴泾川，大云寺广场前人潮如涌。

舍利从宋代龙兴寺地宫遗址出土现场迎出，在由上千名高僧、居士组成的方队的护送下，进入泾川大云寺佛教文化园舍利塔地宫。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增勤法师，甘肃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平凉市佛教协会会长妙林法师等十多名高僧大德诵经安奉佛舍利，为大云寺佛像开光。海内外专家学者、各界嘉宾及泾川父老共同见证了这一神圣时刻。其场景可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

一千年前的五月十二，宋代泾州龙兴寺佛舍利瘗埋地下，一千年后的同一天，宋代泾州龙兴寺佛舍利“千年一现”被安奉在刚刚建好的泾川大云寺舍利塔地宫。这是缘分，也给这些佛舍利增加了神秘的光彩。

我在大云寺博物馆宝塔地宫参观时，看到了一幅拍摄于2013年安奉法会的照片。照片左上方，有一道绚丽的彩虹。我问导游，那天的安奉法会下雨了吗?导游说，没有，不过，其他地方下雨了，但一道彩虹就出现在了安奉法会现场，很神奇。

2015年8月28日，泾川大云寺又举行了泾川大云寺地宫遗址出土的佛肉舍利恭迎安奉活动，甘肃省博物馆向泾川县移交的4粒馆藏佛祖舍利子被顺利安奉入泾川县大云寺地宫。这4粒佛祖舍利是1964年从泾川县出土的14粒佛祖舍利中的一部分。

这些被珍藏了千年的舍利子安然“回家”。

江雪，原名李朋霞，中国作协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24届高研班学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协会员、长治市报告文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长治市作协理事。

2005年，散文《坐标》获第五届“黄河杯”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优秀奖、散文《三枝康乃馨》获都市文学艺术大赛优秀奖；2006年，散文《依稀旧梦》入选《中华散文精粹》且获优秀作品奖；2007年，诗评《路过一片芳草地》入选《中华百篇散文精选》，并获特等奖；2012年，通讯《一位女中学生的救母之路》，获山西省广播电视报二等奖、长治市新闻大赛三等奖；2013年，中篇报告文学《破茧蝶舞》获得长治新闻特别奖；通讯《放羊娃的蝶变人生》《黑暗中的坚守》分获全国城市广播电视报三等奖；2013年3月，获平顺县优秀人才创作奖；2016年，散文《绿杨荫里寻芳踪》获全国徐霞客游记文学大赛二等奖；中篇报告文学《静静的沁河》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中篇报告《沁河纪事》获首届奔流文学报告文学特等奖；2017年，获平顺县委县政府“平顺县特级劳模”荣誉称号、长治市文化思想战线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平顺县委宣传部“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长治市五一劳动奖章。2017年，当选山西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18年，被评为平顺县第三批拔尖人才，2019年，入选山西省“四个一批”人才。

出版有散文集《来生为狐》、长篇纪实《大业五阳》、报告文学集、散文集《草色遥看》（上下卷）、长篇报告文学《还看今朝》、长篇人物传记《桑林虎传》、《太行山上的抗战家书》、长篇报告文学《职教人的故事》、中短篇小说集《梨花语》等。散文、报告文学、小说等作品见诸《中华散文》《散文选刊》《安徽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文艺报》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