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河石窟带—被遗忘的古代国际禅修中心

人们大都对莫高窟、云冈等著名佛教石窟的艺术成就称赞有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甘肃东部黄土高原的泾河两岸，隐藏着像繁星一般数量庞大的石窟遗存，形成了一条数百里长的石窟长廊，这就是泾河石窟带。相比其他著名石窟，泾河石窟带虽不为外界所熟悉，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却异常精彩——它横跨甘、陕两省，以禅修窟为主，堪称最原生态的佛教石窟，也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处规模宏大的禅修中心……

王母宫石窟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城西，泾河、汭河两河交汇的回中山(宫山)山脚下，仅有一个大窟，又称大佛洞，是甘肃陇东地区年代较早也是较大的中心柱窟。窟内造像分三层，中有方体塔柱，直连窟顶，中心柱及三面窟壁全为石刻造像及装饰，多为北魏样式。专家认为，王母宫石窟整体造像结构的形成，与麦积山、河西、云冈等地石窟的发展有密切关联，有河西诸中心柱窟的延续，也有云冈一期昙曜五窟过渡到二期窟的轨迹，反映出王母宫石窟在中心柱窟发展中的重要性。

舍利，是佛陀或高僧遗骨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结晶体，佛教徒眼中至高无上的圣物。

提及佛舍利，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或许是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由此法门寺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佛寺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发现最早、数量最多的佛舍利，其实并非在法门寺，也不在陕西，而是在陕西与甘肃交界、黄土高原中部的泾河流域，一个名为“泾川”的甘肃东部县城。

绝无仅有：甘肃泾川竟然连续三次出土佛舍利

时光倒退到法门寺地宫被发现的23年前。

那是1964年12月下旬，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来自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村的社员，在平整田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状如古墓的地宫。后来，考古人员在地宫中清理出一个四周刻有缠枝莲纹的长方形石函，石函正中，刻有“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16个阳文隶体字。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石函很像俄罗斯套娃——打开石函，内有鎏金铜匣一具，铜匣内又有银椁一具，银椁内还有一具金棺。再打开金棺，里面赫然有一只晶莹剔透的琉璃瓶，瓶内呈放的，正是那14粒佛舍利。

据考证，这14粒佛舍利最初为隋文帝诏令建塔安放，原本在大兴国寺，后来武则天以一部《大云经》为自己女身称帝辩证，在该寺原址敕建大云寺，取出舍利重新瘗葬。这些舍利早在隋唐便已是国之重宝。

出土不久，这批舍利连同五重套函，就被确定为国宝级文物。泾川很快恢复了平静。但历史居然再次重演：1969年冬，在为刚刚通车的泾河大桥北端铺设引桥土坡时，几乎在5年前发现地宫的原址，施工人员又发掘出另一个石函，函盖刻有“比丘慧明造舍利石函”字样。这批出土的32粒舍利被判定为北周早期，将泾川供养舍利的历史往前推了数十年。

上图：泾河是黄河的二级支流，全长455公里，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有两个源头，西源出于泾源县老龙潭，北源出于泾源县大湾乡。西源流经甘肃平凉市、崇信县、泾川县、灵台县、宁县。北源又称环江、马莲河，流经甘肃环县、庆城县、合水县、宁县。二源于宁县汇合后进入陕西彬县，在西安市北与渭河汇合。泾河以洪水猛烈、输沙量大著称，是渭河和黄河主要洪水、泥沙来源之一。泾河流域土地平坦，农业发达，是西北地区著名的产粮区。由于泾河地处古丝绸之路的要道上，这里也是佛教东传和内地僧人西去取经的必经之地。因此，泾河流域至今仍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石窟。特别是泾川县所在的泾河段，更是石窟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号称百里石窟长廊。

上图(右边)：王母宫石窟位于泾河、汭河两河交汇的回中山(宫山)脚下。这张图片的左侧山脉就是回中山，右侧延伸到远方的河流，就是泾河。泾川百里石窟长廊由泾河川道两侧王母宫石窟寺、南石窟寺、干佛寺、罗汉洞、丈八寺、吊吊塔、南石崖等石窟群落组成，其中以罗汉洞石窟寺规模最大。长廊西起王母宫石窟寺，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群。

泾川的舍利传奇仍在继续。2012年12月31日，在复建的大云寺东墙外修路时，当地人又发现佛像窖藏两处，出土上至北魏早期、下至周隋唐宋，共两百七十余件精美佛像，时间跨度近600年；继而发现北宋龙兴寺地宫，出土当时僧人从各地搜集而来供养的佛舍利两千余粒。

一个地方，发现佛舍利已属罕见，而在泾川县，从1964到2012年的近50年间，佛舍利却再三面世。匪夷所思的是，这三批舍利的发现地，都在泾河北岸一处方圆不到一里的区域内。

这是世界佛教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法门寺借由佛舍利一跃成为世界名寺，而三次出土舍利的泾川，却始终默默无闻。这个低调而沉默的陇东北小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惊世秘密？

2018年暮春4月，我以一名佛教遗迹探寻者的身份来到了泾川。

泾川石窟长廊：它的价值还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凌海成 《佛教文化》杂志主编

历史上，佛法东传，西去取经，都要往来跋涉于丝绸之路。甘肃泾川是进入丝绸之路起点西安的咽喉之地，其重要地位毋庸赘言。

丝绸之路上，佛法东传与西天取经的僧人往来不绝，但长安与印度并非求法与传法的唯一目的地，僧人们把沿途山野城镇都作为弘法与修行之地，有些人甚至在途中闭关终老，不再前行。僧人栖身，多在洞窟，或自然生成，或人工开凿，容身即可。也有信徒集资，开凿宽广大窟，雕塑诸佛菩萨像，供人瞻拜。

丝路不仅是一条通商大道，也是一条弘法大道。古代泾川作为长安至凉州之间的一座重镇，从前秦置雍州，北魏置泾州，至隋唐北宋的安定郡或泾州，一直是地方最高行政治所和西部军事屯御要地，也必然成为佛教繁盛之区。除了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开窟礼佛，在都城弘法的、来中原传法的、去西域取经的众多僧侣纷纷融汇于此，都需要栖身之地，这是泾川百里石窟长廊形成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今天丝绸之路上佛教遗存的活化石，具有独特的考古研究价值。

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有大小石窟数百座，其中有高大的佛窟，也有修禅的禅窟，更多的是各种形制的僧寮窟。众多石窟散落在泾川的山野中，不为外人所知。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在敦煌、云冈、龙门、大足、麦积山等举世闻名的石窟上，而遗忘了这些泾河之畔的石窟瑰宝。

泾川石窟并非等闲。仅举一例。古印度在未曾出现佛陀造像时，僧人开凿出一种石窟——支提窟。窟为覆斗形，窟中心有一石塔柱连接上下。塔柱上刻有经文及表法图形，代表佛陀。僧人修行时一边环石柱绕行，一边诵经观想。这样古老形制的石窟在泾川出现并保留至今，说明泾川石窟历史的久远与珍贵。泾川支提窟虽然规模很小而且残破，但意义非凡，它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难得的实证，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石窟中的佛窟固然重要，禅窟同样不容忽视。佛窟因造像得以保护，传至千年；禅窟空置，渐成废墟。因此，保留下无人看守的千年禅窟、僧寮窟就更为难得。泾川石窟中，佛窟只占少数，大部分为禅窟、僧寮窟。泾川的禅窟、僧寮窟形制多样，有高十余米，犹如广厦者；有窟窟相连，绵延数百米者；有隐蔽入口，开凿竖井，攀登到高处洞窟者；还有巧妙利用自然洞穴栖身者。林林总总，争奇斗异，令人赞叹。

图1：这是泾川百里石窟长廊中规模最大的罗汉洞石窟群的一部分。它以260余窟龛的规模成为长廊中最大的石窟群，清朝诗人李植元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描述罗汉洞石窟：“佛阁高浮碧水涯，氛浓团殿散睛霞，登峰放眼藤萝洞，千顷琉璃十丈花。”主窟内现残存宋代泥塑彩绘高浮雕艺术，这种艺术在敦煌、龙门、云冈等著名石窟中都难以找到。上世纪20年代前来考察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学者霍勒斯·杰恩曾评价：“罗汉洞在当时曾是一处很有名气的佛教活动中心。”罗汉洞的主窟为中心塔柱结构，这是早期洞窟普遍的建筑结构。

图2：罗汉洞石窟中心窟剖面绘图。此图描绘的是窟内中央佛造像(释迦牟尼佛与胁侍菩萨)还没有被毁前的状态。中心窟有4根方形柱支撑窟顶与地面，方形柱上有彩绘浮雕的佛像与天王像。柱子之间为高约1米的方形石坛，石坛中央就是佛造像。

泾川石窟长廊可能是中国石窟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虽然说在中国，甘肃以石窟寺众多而闻名，但泾川的石窟之多仍然让我感到震惊。

摊开泾川地图查找地名，我就有种如入禅林的感觉：“上寺街”、“下寺街”、“水泉寺”、“和尚沟”、“罗汉洞”、“袁家庵”、“铁佛村”……

泾川县博物馆的魏海峰馆长告诉我，他们统计过，截至1945年以前，全县一共有58个以佛、寺、庵命名的地名，其中绝大部分至今还在沿用。

魏馆长还告诉我，这些地名并非随意得来，几乎每一个都对应着一座佛寺或者庵堂。泾川自古便佛教兴盛、丛林遍地，根据文献记载，清朝末年，县境内共有佛寺庵堂153座。

“不过，”他说，“这153座寺庙，仅仅是泾川佛教道场的一小部分。”

我知道，他说的，便是那条泾川百里石窟长廊。

“百里石窟长廊”，指的是泾川境内，西起泾河、汭河交汇处的王母宫石窟，东至泾明乡太山寺石窟之间，累计长度一百余里的范围内，开凿出的数百个佛教窟龛(据泾川文化学者张怀群等人勘察，现存窟龛数至少有822个)，主要包括王母宫石窟群、南石窟寺石窟群、罗汉洞石窟群、丈八寺石窟群、吊吊塔石窟群、南石崖石窟群等。这条百里石窟长廊，都是开凿在泾河或其支流的两岸岩石上，可能是中国石窟群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很多石窟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进入得靠栈道或竖井、秘道

罗汉洞石窟修筑在泾川县罗汉洞乡罗汉洞村的红砂岩壁上，始建于北魏，以16罗汉洞著名，在绵延2公里多的泾河北岸石崖上凿有窟龛260多个，距离地面约15米，现在人要通过梯子才能上去。

过去，人们主要通过竖井，在石窟内部进行上下攀爬。

石窟有上下两层，在长2公里多的地段上，存有由廊道相连通的上百个窟龛。从泾川几百个石窟窟龛的构造形式来看，许多是僧众修行习禅、宣教讲经的场所或讲堂。有不少石窟开凿于河道两边的悬崖峭壁上，进入石窟，有些由栈道而入的，也有从秘密入口处经竖井再到上层石窟里的，还有从险道进入石窟内，再横向通过近10米的井状通道，才能到达更里面的石窟内。而且洞中还有套洞，还有秘密的出口与转移通道。

在魏馆长陪同下，我们逐一探访了这条长廊上最具代表性的石窟。

王母宫石窟，位于泾川县城以西一华里，因开凿于王母宫山脚下而得名。这是一座典型的中心塔柱式窟，深10米，宽12米，高11米，中央凿出6米见方的塔柱，四角以四白象驮四塔的造型直托窟顶。早期塔柱四面和窟内四壁分三层雕塑有佛、菩萨、天王、罗汉、力士、胁侍等造像一千余尊，俗称“干佛洞”。目前塔柱残缺一角，佛像也只余二百余尊，但依然恢宏富丽，最大的佛像有4米多高。环顾洞窟，有一种被天地十方诸佛菩萨垂视的肃然。

在这条佛光璀璨的珠链上，南、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是最为闪亮的明珠

南石窟寺，地处泾川县城东泾河北岸的温泉开发区蒋家村。保存至今的南石窟寺碑，有“大魏永平三年”的题记，泾州刺史奚康生始凿。南石窟寺与庆阳北石窟寺，被誉为“陇东石窟双明珠”。现存5窟，均坐北向南。第1窟最有价值，窟内正壁及左右壁台基上雕七身立佛。以表现七佛为主的七佛窟的出现以此窟和北石窟寺为最大。

相比王母宫石窟，位于泾川县城东15里处的南石窟寺，更令我震撼。南石窟寺现存5个洞窟，其中最大的第1窟，高11米，宽18米，深13米。环形正壁台基上，雕有7尊均高7米的巨大立佛，隆鼻大耳，长衣垂膝；每尊佛都有两尊女身造型的菩萨胁侍，前壁门两侧各雕一尊弥勒菩萨交脚坐像，窟顶则浮雕佛教经典故事。窟体之宏伟，佛像之壮观，于我平生实属罕见。当阳光从前壁门顶上方的方形明窗中洒下，光线轮转，七佛微笑，一刹那间，如睹佛国。

魏馆长告诉我，南石窟寺的开凿极富传奇性。它不是由表及里、从外到内，而是从最高处的天窗开凿，一次性完成窟顶浮雕，再一边去石、一边凿像。如此由上到下一点点雕琢掏空，石窟与佛像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也就是说，我眼前的大佛，每一尊都是先露螺髻，再露额头、眉、眼、鼻、唇…最终到脚趾，如此一寸寸从地底“涌”出来的。

它们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批石窟，其意义不亚于敦煌

南石崖石窟群，位于泾川县城7公里处的山崖上，总共有石窟106个。

这些石窟外观并不显眼，但进入之后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有礼拜窟、禅修窟、讲经窟、寝窟、仓储窟，还有壁橱、锅台、水井，甚至东司(厕所)，也一应俱全。而且呈现某种复式套房的构造，以两三个或数十个窟龛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落。

王母宫石窟的中心塔柱东壁佛造像，高3米，北魏石胎，唐代泥表。泾州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原地区通达西北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东段靠近都长安的重要站口，历代皆为边陲重镇。传说周穆王西游与西王母在此地相会。今天的王母宫没有留下西王母造像，而是佛教造像，可见当时佛教势力之大。

这些石窟最大的特点便是：绝大多数都没有佛造像。张怀群先生告诉我，泾川石窟822个的窟龛中，现有造像的仅35个，较为完整的造像只余436尊，绝大多数是没有任何造像的空窟。泾川百里石窟长廊，最大的价值，恰恰正在这里，“我认为，没有造像的洞窟价值更大。”正是窟龛中的空无，令这段石窟与敦煌、云冈、龙门乃至同属陇西的麦积山石窟区别开来。

昔人已去。看着空荡荡的石窟，我想起了最初的佛教石窟。

作为一种佛教建筑形式，石窟由古印度传人中国。佛教提倡遁世隐修，最初，僧侣们还没有寺院，往往选择在山林的大树下禅修，或在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不过，印度早期佛教并不立偶像崇拜，即便造像，也通常间接表述，只雕塑莲台、法轮、菩提树、佛足迹等来象征佛。

也就是说，同样都是礼拜窟，没有佛像的很可能要早于有佛像的——魏馆长验证了我的观点。他说，泾川石窟的开凿年代并不统一。虽然以北魏为主，但有很多空窟的年代显然要早许多，有一些还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批石窟，其意义不亚于敦煌石窟。在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曾经出土过一尊华盖鎏金铜佛(十六国前凉时期，约公元4世纪)，是国内佛教早期圣物的典型代表，也可以佐证泾川传入佛教之早。

早期开凿的石窟形制一般都很小，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与兴盛，石窟的功能和用途开始发生变化，由最早只是单纯供僧人修禅，转化为宣传佛教教义的讲经堂或教化大众的地方。

南石崖石窟的主人，应该都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态的佛教修行者。相比以高姿态向信众开放的著名佛窟(如云冈、龙门石窟等)，这些空窟令我明显感受到了某种渗入崖壁深处的坚忍与孤独，甚至还有一份对外界的戒备与排斥。

我注意到，这些石窟的封闭性很强，防御功能很好。有很多甚至开凿在悬崖峭壁上，进入石窟得靠栈道；有的则通过竖井或秘道进出；往往窟内有窟、洞中套洞，深不见底。用石窟，僧人们毅然将自己隔绝了世俗。

魏馆长还带我去看了罗汉洞石窟群。这个石窟群同样始凿于北魏，之后历代都有所扩建，是泾川石窟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处。现保存263个大小洞窟，也有一大部分属于空窟，上下多层，通过长廊、甬道、竖井相互连通，硬是在山崖内掏出了一座易守难攻的“迷楼”。

我注意到，无论是南石崖还是罗汉洞石窟，大都开在悬崖上，即便是底层，离地也至少有十余米，而且往往以竖井为进出通道，其实存在相当的危险性。

在很多崖壁的高处，我还看到了一种小窟，窟口严实地填满了石块。魏馆长说，那便是瘗窟。修行的僧人去世后，同伴就地将其封葬在里面，与石窟同眠。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面壁枯坐，佛在心头。每一座石窟，都在空荡荡的崖壁深处，绽放着一个七宝琉璃的极乐西天。

魏馆长介绍说，在百里石窟长廊中，类似南石崖石窟群这样没有佛像的空窟，大约有600个。而仅南石崖石窟群，至少可容纳上千人修行。

这些石窟的主人应该是真正的苦行僧，最原生态的佛教修行者

罗汉洞的主窟，是一座平顶四柱式方形窟，面积近100平方米。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学者霍勒斯·杰恩曾评价：“罗汉洞的主窟为中心塔柱结构，这是早期洞窟普遍的建筑结构，唐以前几乎没有变化，罗汉洞在风格上确实有6世纪初的雕像。佛像面部的泥皮已剥落，显示出魏代雕塑特有的风貌：鼻子棱角分明，双眉弯曲，笑容古朴。这些特点清楚地说明此佛像早于6世纪中叶。”遗憾的是，“文革”期间，罗汉洞里的那些6世纪初的雕像，已经被毁掉了。

同一遗址连续三次出土佛舍利，低调隐藏惊世圣迹

1964年，大云寺遗址出土舍利铜函金棺银椁一套舍利容器。这套舍利容器，是现今发现最早的棺椁式瘗埋舍利的实物资料，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习俗相融合的一个例证，被定为国宝级文物。这套佛教葬具，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琉璃瓶组成，层层套置，精巧华丽，光艳夺目。摄影/赵广田

黄土地上的泾河，静静地流淌出了一条横跨甘陕两省的石窟密集带

当我逐一在地图上寻找这些石窟的位置时，立即发现，这些石窟群，竟然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泾河两岸的山崖上——泾川因为泾河由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得名。

泾河流经泾川境内的只是一段。这个念头突然启发了我。我想起来，前来泾川的途中，我经过一座名叫彬县的陕西边城。我知道，彬县有一座著名的大佛寺，也是因山起刹，雕石成像，400米长的崖面开凿出了130多个石窟。

还有南石窟寺。有南自然就有北，北石窟寺——那座与泾川同时开凿、互相呼应的石窟群，位于甘肃庆阳市境内。

彬县与庆阳，距离泾川都只有几十公里。更关键的是，它们同样属于泾河流域：泾河，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东流至甘肃平凉、泾川进入陕西长武县，再流经彬县、淳化、泾阳等县后注入渭河。

当我们将视线突破行政区划之后，地图上赫然出现了一条沿着泾河两岸延展、跨越甘陕两省、超过100公里、气势恢宏的佛教石窟带。黄土地上，随着河势蜿蜒曲折，隐然闪现一脉连绵不绝的佛光。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这条石窟带就曾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1923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了第一支到中国西北考察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这支调查团除了到敦煌“盗宝”之外，还对泾河流域的石窟群做了考察，霍勒斯·杰恩认为：“横跨现陕、甘两省的泾河流域，6世纪时，显然是一处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虽然它不像云冈、天龙山和龙门石窟那样著名，但是曾有众多的朝拜者……”

遗憾的是，到后来，几乎很少有人从泾河流域的整体，来关注、研究这些规模惊人的石窟群落。与这条体量巨大的石窟带相比，中国其他著名石窟群，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等，都是呈现散点状分布。

不过，一个疑问接踵而来：为何会有这么多佛教徒，不约而同聚集到泾河两岸进行苦修呢？

既然泾河石窟带的核心与精华都在泾川，那么这个答案还得到泾川上去找。

泾川大云寺遗址建有大云寺博物馆

罗汉洞被认为是一处重要的佛教艺术中心，曾有众多的朝拜者

罗汉洞石窟北宋窟，在西面墙壁上残存的壁画浮雕上，生活场景、人物形态都很鲜活。上左侧小图是“文革”期间，甘肃省摄影家司马先生拍摄的壁画浮雕。就在他完成拍摄不久，很多石窟、造像毁于一旦，又以罗汉洞石窟为最。罗汉洞其余窟龛有的无造像，有的残存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墨色壁画、诗文、题记等。窟内的十多个窟龛以走廊连通。主窟外石崖上其他多层窟龛难以进入，多为禅窟、僧房窟，以井道为上下和汲水送食物的通道。此窟是百里石窟长廊中最大的石窟群，集中展现了泾川佛教从北魏到民国的延续更替，也折射出中国佛教在丝绸之路千余年中的兴衰情景。

泾河多石窟，渭河多草堂：落户泾州的国际禅修中心

“是邦也，压泾水之上游，控西戎之右坠。”(宋·陶谷语)泾川，古称泾州，位于关中上游，距离西安仅240公里，自古便是关中门户。由于陇山、关山、秦岭等山脉的阻隔，从匈奴开始，五胡十六国直至吐蕃等西部族群进攻长安，很少走今日的天水、宝鸡，即渭河川一线，而多从内蒙古、宁夏经泾州东下。故而清代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评价泾州：“外阻河朔，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之系也。”长安以西，泾州为第一冲要，泾州稳而天下定，故自汉以来直至元代，“恒为重镇”，有“安定”之名，历朝都命重臣镇守。

隋文帝择泾州建舍利塔、武则天敕泾州建大云寺，也可以看出这座古城对于帝国的重要意义。

除了军事重镇，泾州还是丝路要塞。以长安为起点向西延伸，丝绸之路东段分为南、中、北三条线路，泾州正处在东段北线和中线的交会点，从汉至唐，泾州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陇中心，也是西出长安的第一座大城。而海运未辟之前，包括佛教在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基本都沿着丝路传播，也就是说，无论东来传法还是西去求经，泾川都是一大枢纽。

对佛教的信奉，从北朝到隋唐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北魏，几成国教。我忽然意识到，作为京都，无论长安城内佛刹再多，也难以容纳源源不断涌来的信徒，势必有众多沙门需要在附近另寻修行之处。而作为一门来自异域的宗教，入华传法与西行求经，也需要在进京最后一站抑或西行第一站，互相交流包括语言、旅途攻略、学习心得等在内的种种知识。此外，对于进入实修阶段的修行者，京城的环境未免过于喧嚣，也需得在附近另择幽静之地。

古时候的泾州一带，植被茂密，气候温润——直到今天，泾川还是甘肃省绿化第一县。又兼物产丰富，农牧业发达，有“陇东粮仓”之誉，求取供养容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帝国门户，有重兵把守，形势安定。

而且，泾河两岸山塬横亘，居然都是质地松软的砂岩，用来雕琢佛像固然质地稍逊，但开凿洞窟却是再合适不过。

泾河石窟带也是一条汇集北魏至清代佛教文物的文化长廊

泾川县佛教文物资源丰富，至目前，各类佛教文物总件数达一千多件。有专家将这些遗存分为5个类型：第一就是三次出士的舍利；其次，就是百里石窟长廊；第三，是佛教的造像，铜像、石像、泥像都有；第四，是碑铭；第五是寺庙，历史上有很多，目前仍有几十处，分布在各个乡镇村落。因此，学界也有“西有敦煌，东有泾川”的说法：如果说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库，那么泾川就是佛教信众的圣殿。

常言道“泾渭分明”。被石窟夹护的泾河，突然令我想起了另一条同样由西而来、奔向长安的河流——渭河。丝路东段，南线走的便是渭河。正如泾河流域密布的释迦石窟，渭河流域则多儒、道两家修行的终南草堂——泾河多石窟，渭河多草堂。两条几乎同样流向、相距不远的河流，为何流出的却是风格迥异的文化轨迹？

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答案：毕竟，渭水之滨、岐山周原，是周王朝故地，文王周公教化所在是最传统最纯粹的中华文明发祥之地——佛教毕竟是外来，短时间内不易调和，还是另起炉灶更为自在。

在叮叮当当的斧凿声中，一个丝路上最重要的佛教交汇点落地生根，随着泾河的水流悄然扩张。从北魏到北周，从北周到隋唐，随着长安成为世界之都，紧邻长安的泾河两岸，也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禅修中心。

禅杖驼铃。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蜜多等东来，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西去。东、西方的僧人在泾州相互礼拜，在岩壁上比邻而居。

在泾河大桥上俯瞰这条凝重而流速缓慢的河流，我想起了印度的恒河。我猜测，这段流域巅峰时期，应该有着不亚于佛陀住世时的盛况。

而在平常的日子，这条河又会恢复修行者的宁静。

每个晨昏，僧侣都会来河畔洗濯衣钵，他们彼此谦让、微笑默不作声。入夜之后，诵经声随同夜风在河谷间飘逸，两岸崖壁上则红光万点——那是石窟佛龛前燃起的灯烛——将这夹水峙立的百里峰峦，点缀得玲珑剔透，而又法相庄严，俨然是佛祖的灵山。

不过，正如泾河石窟的低调与质朴，除了少数几位高僧，比如前秦时的竺佛念、鸠摩罗什的弟子道温，泾河边上的绝大多数修行者都没有留下名字。

屡遭天灾人祸，千年石窟群终究难逃毁灭的劫难？

“泾川有个倒吊塔，把天坠得咯吧吧，行人时常从此过，不知金塔在哪哒？”这是一句在泾川广为流传的民谣。根据语意似乎是某处隐藏了一座奇怪的倒悬宝塔。其实它说的也是一座石窟：蒋家村凤凰沟内一处偏远坡崖上的“吊吊塔石窟寺”。

事实上，像王母宫石窟一样这座石窟也属于“支提窟”。所谓支提窟，也叫塔庙窟，即在洞窟的中央设有塔，供信徒回旋巡礼。为了使建筑结构更牢固，通常塔顶上接窟顶，就可以像柱子一样起到支撑的作用，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中心塔柱。吊吊塔不过是因为下部经历水浸风化，日久消蚀，以至于上粗下细、形如倒挂罢了。

2000年文保人员考察吊吊塔石窟时，还能见到这一倒悬于洞中的石塔。基座四周，分数层雕刻有许多佛像，外层以泥表造形并加以彩绘，是一个十分精美的覆钵形造像塔——覆钵形塔这种特殊塔形，在我国早期佛塔中虽有记载但之前并未见到实例。

十余年后，当张怀群先生再次找到这座石窟时，却看到塔底被垫上了几块破砖——原来塔的下部消蚀速度越来越快，当地农民担心石塔坠落，临时采取了救助措施。

另一方面，由于泾河两岸的山石属于砂岩，极易风化。现存佛像，大部分的面目都已经开始模糊，而且风化的速度还在加速。我们在参观每一座洞窟时，脚底都能踩到厚厚一层砂。

还有泾河的危害。我们看到的泾河，现在虽然只是一股窄小的浅流，但宽阔的河床喻示着，它同样有着黄河般的暴戾。历史上泾河多次发生严重洪水，明朝初年泾川城曾被洪水冲垮，不得不整体迁址。而每一次洪水，对于石窟都是一次浩劫。根据测算，从北魏至今，泾河的河床至少抬高了10米以上。也就是说，当年的石窟，有一大部分被埋入了河底的淤泥中。

泾河佛窟的盛况一去不返，千年石窟如何能逃脱劫难？

在历史上，泾河流域的重要贡献，可以说是周王朝的发迹和郑国渠的兴建。周王朝发迹于豳(今陕西彬县，位于泾河流域)，从公刘至周太王(古公亶父)十余代在豳居住，开发农业。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略，周太王由豳迁岐，才由泾河流域迁徙到渭河流域，定居岐山下的周原(今岐山、扶风县一带)。至今北京先农坛还保留着古建筑“诵豳堂”，颐和园内还有座“豳风桥”，可见泾河农业对我国农业影响之深远。如此发达的农业，加上泾河流域在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作用，促使这里形成了长达数百里的石窟长廊，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佛教禅修中心。不过，如今这些佛教瑰宝都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

1920年，发生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烈度的海原大地震，泾河流域是重灾区。没人知道，这次地震究竟毁坏了多少石窟。

还有人为的因素。从北魏到隋唐，泾河石窟带进入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仅泾川境内，每年至少有近2万人在此修行。唐安史之乱后，因为战乱及唐末五代两次灭佛运动，佛教元气大伤。寺院毁坏，僧侣逃亡。宋元之后，虽然有所恢复甚至复建，但由于丝路已经转移到海上，泾河佛窟的盛况一去不返，大量石窟开始荒废、残破，很多变成当地民众避难的场所。罗汉洞还一度成为清代白莲教起义的据点，至今能在洞中看到当时留下的宣传文字。

上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偷盗以及“文革”的打砸暂且不提，仅举一例：罗汉洞乡霍家沟口的千佛寺，东西长约1公里，石窟群中有石佛像千尊，故得此名。上世纪50年代修筑南灌渠，从石窟中穿过，三分之一的石窟及佛像被毁；90年代，312国道改道，再次从石窟中穿过，又毁掉三分之一。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囿于经费限制，很多石窟还属于原生态管理，没有任何防护，就袒露在公路边上，任车来车往。

佛家说，没有什么是长住的，所有的一切，终将毁灭。唏嘘之际耳畔恍然若有佛号。不同语言、不同口音的祷祝声，通过千百个崖窟共鸣、混响、放大，轰然盘旋在泾河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