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给这个夏季带来四种表情的四位花季少女

给这个夏季带来四种表情的四位花季少女

　　　　　　　　　　　　　　　　　　　　　　　朱卫华

　　四位不同际遇和不同命运中国少女引爆了今夏的舆情。少女是纯洁、天真、美丽、柔媚的象征。但蒋多多却给我们展示了她果决与叛逆的一面；王静则向我们表现了她困惑和倔强的一面；吴雯雯留在这个夏季的剪影，沉重而哀婉；高莺莺在天堂的嘶喊，绝望却执著……

　　　　　　　　一、“零分”抗考的少女蒋多多，给这个夏季带来了“惊诧”的表情

　　[事件简介] 蒋多多，19岁，河南省南阳市第八中学高三毕业生，家住该市卧龙区王村乡。她在今年参加高考时故意违规，用双色笔填写试卷，在试卷所有空隙里写满自己的想法，在明显位置上留下笔名“碎心飞魔”。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每张卷子均判为零分，进而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她在试卷空白处写道：现在都有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我向教育部门建议，不要让学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问题……

　　[事件评论] 有人说由蒋多多想到了“文革”时期的“白卷英雄”张铁生，这不过是一种极其表象化的类似联想，两者惟一的可比性似乎就是在“白卷”这一客体概念上有相似之处。但“蒋多多”和“张铁生”这两个主体概念还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张铁生以及“反潮流革命小将黄帅”，是那个时代以教育为胎盘孕育出来的政治产物，而蒋多多则仅仅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叛逆而已。

　　蒋多多不是英雄，但也别把她看成是“心理不健全”的孩子，她的一些表述可能不够深刻甚至不够准确。她为个人前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用这样一种带有悲壮色彩的手法表达了对高考制度的态度，在高考制度机体上留下了一个稚嫩却沉重的问号。我支持蒋多多对高考制度弊端的一些思考，但不赞成她采用那种“自绝”后路的方式去表达。不过，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作为一名普通的高中生，除了这种“自绝”后路的“极端”方式，学校和社会为他们提供过更好的途径吗？没有。

　　高考的主体本来是学生，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权利参加高考制度的设计，所有的细节都是“别人”为他们安排好了的。而这却是一种有缺陷的制度，至少跟素质教育存在着严重的脱轨现象。因此，在新一轮高考制度改革中，应该给高中学生和老师提供一个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机会。

　　　　　　　　　二、铁心斗父的少女王静，给这个夏季带来了“困惑”的表情

　　[事件简介] 王静，19岁，山东济南大学一年级学生，三年来一直举报父亲王志华——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位纪检干部“包二奶”，为此她曾两赴中纪委告状，并引起中纪委的重视。此后她创办了名为“父亲不如西门庆”的“反包二奶”网站，继续与父亲对峙。其父王志华的猜测是，王静的母亲是这一事件的“幕后操盘手”，但记者通过调查发现，除了他母亲支持，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在帮助着王静，从而完成了一次女儿状告父亲的大众传播。

　　[事件评论] 王静举报父亲包“二奶”或建立“反包二奶网站”，如果仅从伦理的角度解读，不仅不符合事件的本质，也毫无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而恰恰从王静的矛盾动机中，在社会心理层面上折射出当今中国社会成员对腐败现象的承受已经达到了极限！何出此言？对于王志华的问题，朋友管不了，战友管不了，亲戚管不了，就连“到爸爸的单位反映”也“无效”，甚至“到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还是“仍然没有得到处理”。连干部腐败的事儿竟然都找不到解决的门路？！至此，完全可以想象到王静的失望心理。你真的相信王静告父亲就是为了保住那个家吗？她同样有把“败类”送进监狱的心理冲动，她甚至做好了在社会声誉和家庭命运上跟父亲“同归于尽”的心理准备。——即使王静在“反腐败”的路上没有这种艰难的遭遇，但当你把它当作一宗象征性案例来解读时，就会突然发现它的普遍性。

　　因此，我们不妨跳出王静的个案，站到中国更大的腐败背景下来审视王静的举动，或许更有利于解释它的社会内存。包“二奶”的“党内败类”不止王志华一人，即使王志华没有包“二奶”，也不能改变一大批且前“腐”后继的贪官们包“二奶”的现实；而且深受腐败之祸、对腐败深恶痛绝的也不仅仅是王静，而是亿万民众。这就是当今我们面临的腐败现实，而王静的举动是否属于“反腐败”也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但它的象征性恐怕不可低估。

　　就像这个象征性事件中的王静一样，民众对自己身边的“王志华”们也是相当地不满和无奈。当失望累积到极限的时候，女儿告父亲——这种发生概率最低的举报与被举报关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举报人那么执著，那么义无反顾，这是她从父亲包“二奶”心理承受的极限中挣脱出来之后的一种反应。亲人都反目了，当反腐败以这种“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这不是社会矛盾在家庭中的一种极限反应又是什么？民众跟她一样，长期经历着被腐败现象折磨的痛苦的意志挫折和心理打击，当他们的承受或忍耐达到临界点的时候，也会像王静一样产生强烈的情绪爆发。这或许正是王静举动的象征意义。

　　　　　　　三、投湖自杀的少女吴雯雯，给这个夏季带来了“凄凉”的表情

　　[事件简介] 吴雯雯，未满16岁，浙江省温州市第七中学初二（5）班学生。2006年1月16日13点05分，吴雯雯在家洗过头后由母亲吴芙蓉将她送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进考场时被邱雪梅拦住，要她把辫子扎好以后再进考场。雯雯到校外小店买了扎头绳扎好辫子再回到学校时，老师以其已超过13点30分为由拒让其进入考场。13点35分吴芙蓉接到女儿打来的电话：“妈妈，老师不让我进去考试。” 22点25分，因为一直找不到吴雯雯，其父亲吴立俊向警方报了警。次日凌晨，警方在九山湖发现了吴雯雯的尸体，并在其书包里发现了一封遗书。吴雯雯投湖自杀后，家长要求校方承担相应责任得不到满足，便将温州市第七中学和班主任邱雪梅起诉至温州市鹿城区法院。首次开庭，被告方教师在己方律师发言后集体持续整齐、热烈鼓掌喝彩。

　　[事件评论] 这个夏季聚焦了该事件中令人震怒的一幕：据报道，当时庭审现场击掌喝彩的除了温州七中的数十名教师外还包括该校部分领导。吴立俊告诉记者，他亲自看到该校副校长和校办主任等人也在击掌喝彩的“队伍”中，甚至温州市教育局有关领导也在庭审现场并参与了击掌喝彩。如果说吴雯雯这位少女花季的凋谢给人们带来了唏嘘、忧伤与叹惋，那么，几十名教师当庭“鼓掌喝彩”则让社会领教了冷血、麻木和荒唐！

　　没有人认为这五、六十名教师当庭集体“鼓掌喝彩”是为了庆贺吴雯雯的自杀。但此庭审不同于彼庭审，那是一种特定的场合、特别的情境、特殊的氛围。坐在原告席上的，是沉浸在突丧爱女绝望悲痛中的吴雯雯的亲人，他们不是被告——温州七中不共戴天的仇敌，更不是要借助法庭向他们“索命”，充其量不过是要求学校承担60万元的赔偿“责任”而已，众教师与有关领导又何至于因为律师辩论出现有利于自己的场面而得意忘形？！

　　置身这种特定的场合，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再怎么“对峙”，毕竟承接着一层“师生关系”，对学校而言，自己的学生发生了天大的悲剧，别说学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算是陌生人把你牵扯进案子，你们那“鼓掌”的手能抬得起来吗？那“喝彩”的嘴能张得开吗？临悲而乐，是为冷血。

　　面对这种特别的情境，己方律师的发言再怎么使案情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可悲剧的主角毕竟是你自己门下的“弟子”呀！按照人之常情，应尽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原告的情绪失控本在情理之中，可学校领导和教师怎么竟然也“失控”了呢？是因为可能不用再承担经济赔偿的责任？还是因为可能不用再承担管理和教育责任？利重于命，是为麻木。

　　亲历这种特殊的氛围，所有的人都没有高兴起来的“理由”。“邻有丧而己不悦”，是说邻居有丧事，自家也不能表现出高兴的样子——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任何人应有的人格修养。学校本应是美德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即便是赢了这场官司，也是在自己学生未寒的尸骨上有意无意地又捅了一刀，在学生亲人遭受致命重创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每一个在场“鼓掌喝彩”教师与领导，不妨跟吴雯雯父母换个位置、换个角色，去体味一次那缺德无良的“兴奋”，如何？育魂丧魂，是为荒唐。

　　　　　　　　四、沉冤难雪的少女高莺莺，给这个夏季带来了“悲愤”的表情

　　[事件简介] 高莺莺，湖北省襄樊市所辖的老河口市赵岗集镇人，生前是老河口市宝石宾馆的服务员。2002年3月15日晚，她被“嫖客”纠缠，奋力反抗。结果，被人从宾馆高楼的窗户里扔出，坠地而死！那一年，她刚好18岁。结果，死因未明便被当时的市委领导命公安、武警强行抢尸并焚尸灭迹。而今四年过去了，高莺莺死亡疑案仍然迷雾重重。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从2002年12月开始，随着湖北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的落马，当地七十余名领导干部被陆续牵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大量腐败案件得以昭然于世人面前，其中就牵扯到高莺莺死亡疑案。

　　[事件评论] 媒体和社会就高莺莺死亡疑案怒陈“泣血九问”，这是就案论案而归纳出来的九大疑点。但依我看，此案在案外还至少存在两大疑问。

　　一问——孙楚寅腐败案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孙楚寅腐败集团毁灭之后，高莺莺死亡疑案按理应当随之水落石出，但在孙楚寅腐败集团覆灭后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不仅没看到该案有任何进展，而且隐约间感觉到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在有效地控制着该案的黑盖子。这一点在“泣血九问”中可以得到印证。据《济南时报》报道，事过四年，记者到老河口市公安局和刑侦大队采访时，遇到了出人意料的抵触。在连续两天的坚持下，记者仅仅看到了老河口市公安局的《法医检验鉴定书》和2002年7月写给襄樊市公安局信访科并省厅控申处的《关于高天虎的女儿高莺莺坠楼自杀一案的调查报告》两份材料。就是这样两份无任何保密可言的材料，高天虎夫妇告状四年，至今未能看到，为什么？

　　二问——现任领导班子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据《民主与法制》杂志报道，不久前该刊记者到老河口采访高莺莺死亡疑案时，在采访途中发现后面有几名神秘的跟踪者。当时陪同兼保护记者的还有当地检察机关的干部。果真如此，形势就有点微妙了。这跟踪者究竟的黑道、黄道还是红道？是孙楚寅上一轮官场的残渣余孽，还是现任班子中的“利益相关”人士？究竟是何方神圣，胆敢如此放肆，跟踪有检察院干警陪同的记者？！

　　孙楚寅已经垮了三年半，换言之，襄樊以及老河口新的执政团队已经理政三年半，高莺莺死亡疑案仍然如石沉大海。而且不仅如此，在如今的襄樊官场，议论一下当年的“官场地震”都是禁忌，因为据记者称，在襄樊只要谈到“官场地震”，必然谈到原市委书记孙楚寅，只要谈到孙楚寅，老百姓几乎都要提到这个坠楼而死的女孩。而且，襄樊的媒体，对于本地爆发的震惊全国的“官场地震”重大新闻，从案发到宣判，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报道的深度与广度，远不及省里媒体，更不及中央与外省媒体。襄樊的地方媒体，除了轻描谈写，近乎失语……就这样，襄樊的官场不让说，没有议论权；襄樊的媒体不敢说，没有监督权；襄樊的百姓不得说，没有知情权。

　　其实，这是比“官场地震”更可怕的现象。高莺莺死亡疑案重新被推上台面，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冲着现任领导班子去的。三年多来，在重大案件上的不作为已经令人无法容忍，而捂盖子简直就是火上浇油！既然孙楚寅已经不能负起捂盖子的使命，那么是谁充当他恶魔般的替身呢？不言而喻！而且，只有高层干预才有破案希望的现象说明什么？说明当地官场已经发生了问题，至少仍然存在再度“地震”的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