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革命就要不择手段？

　　我辈“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一类人，在当年那种“舆论一律”的“宣传教育”的熏陶下从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革命，是伟大的、高尚的、壮丽无比的事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维持了三十多年的严密的社会禁锢逐渐被打开，我慢慢地了解到在“革命”那“神圣”的表象后面还有许多与“神圣”截然相反的东西——这主要得益于那些对“革命”中的事件和人物的全方位、多侧面记述的史料，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再版的“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之一《延安日记》就是这样一本书。
　　《延安日记》，原书名为《中国特区(1942—1945)》，1973年在苏联莫斯科出版。该书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至1945年在延安住了三年多，其公开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实际身份则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主要任务是收集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重点是针对日本的军事情报。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在“革命”中急需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因而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几乎等同于“太上皇”的地位，故此，作为“太上皇”派来的“钦差大臣”，弗拉基米洛夫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奉为上宾，得以了解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内情，他把这些都记在了日记中，并对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整风运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与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都有详细的记述和评论。
　　总的来说，我们从《延安日记》中常常可以读到弗拉基米洛夫作为“钦差大臣”对中共的傲慢和偏见。不过，撇开那些情绪化的评论，我们还是能发现许多闻所未闻的被尘封在历史中的事件，其中有关延安生产鸦片和中共武装避战的记载更是能加深我们对“革命”的认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种植和贩卖鸦片的情况，弗拉基米洛夫曾在书中多次提到：
　　1942年8月2日的日记说：苏联报务员尤任在与毛泽东玩牌的时候问道：“毛泽东同志，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连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也在公开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没吭声，邓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以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瘪瘪一袋鸦片，就能带回满满一车的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去收拾他们！
　　1943年1月29日的日记说：解放区出现一片怪现象，……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
　　1943年9月22日的日记说：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
　　1944年4月28日的日记说：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延安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很具体，显然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而且，关于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的国统区报纸有过报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在其1945年1月5日的日记中也曾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谢觉哉在日记中都要隐去其名、含含糊糊说到的“不种度不过难关”的“某种物”，指的就是鸦片。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其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曾大面积地种植鸦片，而且这是边区政府实际上是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同意的；其二，鸦片贸易是“公营”的，主要由军方来“管”；其三，种植和贩卖鸦片主要是为了解决边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为了“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发展。
　　不论如何，贩卖鸦片不是什么体面光彩的事情，所以当时边区根据地统一将鸦片称为“土特产”。在前几年出版的《第120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中曾写到：“留守兵团驻各地的部队……积极开展贸易工作，主要输出一些食盐和一些土产，输入棉花、布匹、药品和一些自己不能制造的日用品。”其中提到的“土产”显然就包括鸦片。前两年网上曾有人撰文称，毛泽东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所赞扬的“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其实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鸦片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死的，此论究竟如何，尚待证实或否定。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还多次提到中共武装为保存实力而“避战”的问题。比如1942年7月9日的日记说：“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到的情况感到沮丧。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1943年1月29日的日记说：“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这一切都是奉命行事的，例如，已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一句话，就是不准打仗，遭到攻击就往后撤，有可能就休战。”等等等等。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现在已经有许多史料，别的不说，仅仅中共历史上的“百团大战”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1940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决定以主力部队向华北日军展开进攻，请示军委时毛泽东对此表示极不赞成，认为此战会过度暴露本方实力，导致日军和蒋介石两方防备，得不偿失，但彭认为时机不可错过，且我军在抗日中作用太小，此战可提高共产党在抗日中的地位，如此毛泽东才勉强同意。于是，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出动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对日军展开大规模破击战。此战使日军和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实力大为震惊，日方后来开始对中共根据地进行坚壁清野的大扫荡，国民党也断了不听招呼的八路军的供给，使得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受到极大打击。延安方面当时对“百团大战”大肆宣扬，以凸显中共抗日的成就，然而毛泽东内心对彭德怀的“一意孤行”十分恼火，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为此把彭批得体无完肤，主要罪名就是他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暴露了革命的力量”，“使革命受到了损失”。1959年庐山会议时，彭德怀曾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常委批彭会上对毛说了一句粗话：“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这“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指的就是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授意举行的对彭德怀“百团大战”“错误”的批判会，可见当时对彭德怀“批判”之严厉、时间之长，更可见毛泽东对彭“导致”自己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之愤怒。由此可证，《延安日记》中关于“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严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不得对日本人采取任何有力的作战活动”的记述确是其来有自，而这类“严令”当然主要是出于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只不过这对中共的形象不利，所以后来成了被禁言的历史。
　　《延安日记》披露的史料又一次令我叹为观止：毛泽东的确不是那种只会“读死书”的人，他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为了他所从事的“革命”，他可以抛弃道义的规范，即便是种鸦片和消积避战之类“不是件太好的事”也做得出来。毛泽东曾对“革命”下过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上面的有关史料可以发现，毛的“革命定义”还是有点儿“文质彬彬”，不够直率，实际上还应该加上重要的一点：革命就要不择手段！

看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