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雪涛：浅谈佛教与泾川之缘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传播的空间比较广泛，尤其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很长，而且与我们泾川有很深的渊源。

　　一、泾川佛教文化的大背景

　　佛教是与耆那教（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兴起）同时兴起的另一大宗教。它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伽毗罗卫城（今尼泊尔境内）释迦族首领净饭王的儿子，出生于公元前566年，他关心人世间的种种苦痛，多次修行，最终得道，他被人尊称为“佛陀”（简称为佛，意为觉着）、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寂寞贤者）。佛陀在恒河流域摩揭陀等国游历传教40多年，至80岁逝世（约公元前486年），佛陀去世后，佛教继续传播。

　　佛陀所传的最根本教义是“四谛”、即四条神圣的真理。四谛包括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其中苦谛是佛陀讲道的起点，也就是从人生的各种苦恼的现象说起；集谛说明苦的原因；灭谛说明佛教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苦；道谛说明佛教修行的主张和途径。以上可归纳为“众生平等”（一切众生，只要信奉佛教，都有可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极乐世界。）

　　佛教向外传播有两个方向，南传佛教以小乘为主，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东亚各国，其佛教经典属巴利文系统。北传佛教以大乘为主，主要流传于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以及越南，其经典属汉文系统。而北传佛教则以中国为中心，大约到东汉初年开始传入我国，史载中国信仰佛教的第一人是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刘）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注：《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传》）。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在宫廷，后再民间逐渐得道传播，且首先传入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后来才有佛经的传播。汉桓帝时，西域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娄迦谶是来到中国内地译经最早的两人。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得道广泛的发展，出现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南宋时，佛教寺院多达2846所；北魏时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三大石窟都已初具规模；隋唐时，尤其唐朝尊崇佛教，进入了全胜时期，如唐玄奘等名人，佛塔、寺庙在全国各地林立，且形成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宋元明清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都采取支持的态度。

　　佛教在中国的长期传播，既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又使其自身中国化。所以，中国佛教不仅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各个方面。

　　二、佛教与泾川之缘

　　泾川相继出土了大量的佛教文物，说明佛教与泾川有很大的渊源。

　　如：①、1964年在泾川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今大云寺地宫）发现了石盒（石函），石函内依次是铜匣、银椁、金棺、舍利瓶，舍利瓶内盛放着14粒灰色的佛骨舍利，根据舍利石函盖、四周刻写的铭文断定，属唐代泾州大云寺佛祖舍利。众人皆知，舍利乃佛教的至上圣物。

　　②、1976年，在玉都太阳墩村出土了前凉“归义侯”窖藏文物一批，其中有华盖鎏金铜佛一尊，被认为是佛教传入泾川的最早见证。

　　③、2013年元月份，在大云寺东侧出土了大量宋代窖藏佛像，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同时出土的极有可能还有舍利及佛牙和佛骨，同时，挖掘现场还有很多文物尚未出土，相信不久将会展现在众人面前。佛教文物的大量出土，不仅给泾川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而且进一步说明泾川在古代是一座佛教名城。

　　佛教文物（部分经专家的鉴定了真实性）的大量出土以及古城（安定城）遗址的出现，说明泾川在中国古代的确是一座名城，进一步印证了历史记载的确凿性，同时也能说明泾川在古代是西北相当繁华的经济大城，能让人更加正确的认识过去泾川的历史。出土的大量文物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做以宣传，让更多的的世人了解泾川了历史和过去的辉煌成就。

　　可以想见最近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很快会吸引大批的专家学者前来鉴定和研究，届时，泾川会因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而名扬中国，加上历史悠久的西王母文化，不久的泾川会成为一个因佛教而闻名的旅游大县，旅游业的发展会带动泾川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泾川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为泾川快速步入小康社会增添新的活力。

　　佛教文物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教育意义，通过对文物的参观及了解，可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树立爱家乡（泾川）的名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教育他们应该更多的了解泾川，多为泾川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青年人应以古人创造辉煌的过去泾川为例，学习他们不断奋发图强的精神，更加努力的学习，为泾川的建设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作为地道的泾川人，我们有责任、而且应该努力保护相继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通过它来了解过去的泾川，以便更多的参与到泾川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去，我想今后的泾川会因大量的佛骨舍利而更加出名，山川会更加秀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