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荭：泾川舍利瘗埋再议

内容摘要：甘肃省泾川县作为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重镇，佛教文化发达，尤其重要的是，其地三次出土舍利，且各具特色，不仅为研究我国舍利瘗埋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更反映了中国舍利供养瘗埋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意义重大。

关键词：泾川　舍利 　瘗埋 　变化

The Research on Burial Rituals of Sarirain JingchuanWu Hong　Abstract: It　is　important　that　Buddha sarira　reliquarie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Jingchuan　three　times.They　hav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value　among　the　sarira　reliquaries　unearthed　in　China.

Key　words: Jingchuan,sarira,bury,change

泾川作为丝绸之路上佛教文化重镇，其境内不仅佛寺众多，出土的造像精美无比。更为重要的是，其地佛教舍利的瘗埋次数较多，目前来看全国少有。隋代大兴国寺、唐大云寺、宋代龙兴寺都有明确的文献或石刻记载藏舍利的情况。另外，北周宝宁寺佛座改制而成的石函也与舍利瘗埋有关。北周宝宁寺、唐大云寺、宋代龙兴寺不仅有石刻文献记录，更重要的还有实物出土。这些在社会上和学界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近年，我们对泾川县以前出土的佛教文物等进行了重新调研，发现之前发表的相关资料或不全，或信息存在一定的错误，在此以目前掌握资料对相关出土物等进行补充完善。

一、大云寺地宫石门框

众所周知，1964年泾川县发现的唐大云寺舍利地宫内出土了舍利、五重套函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其进行了报道介绍。报告中对地宫结构、舍利套函等做了较为细致的介绍，对学界认识研究此次出土的地宫舍利等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舍利套函中金银棺椁形制的出现，开启了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先河，并成为定制而为后代所遵循[2]。

大云寺地宫仿墓葬形制，由斜坡、甬道、宫室等组成，宫室安石门。报告中对石门仅有文字介绍，未发表图像资料，在此做一补充。大云寺地宫原有石板封堵石门，现石板不知踪影。石门框现藏于泾川县博物馆，石门框由青石制作而成，分为门楣、两侧石柱、门槛三部分，门框通高约1.5米、宽1.08米。石门柱下部有榫，与门槛相套。

门楣半圆形，现残断为两块，残长98厘米、最宽(高)37厘米、厚19厘米。中部阴线刻束　腰莲花宝座，莲瓣肥大，莲座上置香炉。香炉无足，炉身为钵形，带盖。盖呈覆盆样，细长的花叶卷起形成镂空状，盖钮上饰宝珠，周围绕以火焰。香炉下附束腰莲花座，束腰部分装饰宝珠，底座上饰莲瓣莲叶等。其下为覆莲台。莲花宝座两旁各一莲枝伸出，其上置香宝子。宝子圆筒状，盖饰莲瓣，宝珠形圆钮，平底。筒身中部有两条横线将其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下均饰几何纹刻画线。香炉上部阴线刻两身相向飞舞的飞天。束双髻，上饰宝珠，面相丰圆。上袒，戴项圈，下着裙，披帛绕肩后飘扬于体侧。一手持花上举，一手抚于体外。整体姿态修长灵动，大量的云气纹围绕于其间(图1)。

门柱长方形，下有短榫。左右两侧门柱正面均线刻力士像，内侧面线刻天王像。

图1　门楣

右侧门柱长85厘米、宽21厘米、厚20.5厘米，榫长0.03厘米。正面阴线刻力士一身，其头　上雕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垂挂小幡幢。力士附圆形头光，发髻高束，戴冠，冠饰飘扬。面相长圆，额部刻皱纹，怒目圆睁，眉上挑，高鼻宽翼，大嘴，两腮鼓起，下颌丰颐，短须髯。面部肌肉隆起，颈短。上袒，颈戴项圈，飘带垂于双肩，璎珞交叉于腹前，披帛自双肩下垂，横于腹膝前。下着裙，裙带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右手戴手镯，抚于胸前，左手五指伸展，似执杵(图2)。门柱内侧面阴线刻天王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挂幡幢。天王附圆形头光，头部不清楚，似戴冠，面型圆润，立眉鼓眼，怒目圆睁，高鼻宽翼，小嘴，两腮鼓起，下颌丰颐，颈短，圆鼓腹。上身披铠甲，肩部搭系披巾。两肩披盖披膊，臂上套臂护。腹部有圆形护腹，腰间扎带下垂，腰带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穿吊腿，边荷叶形，双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

双手戴手镯，右手叉腰，左手抚于胸前，似持物。侧身面向左站立(图3、4)。

左侧门柱长方形，长85厘米、宽21厘米、厚20.5厘米。正面阴线刻力士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挂垂幡幢。力士附圆形头光，发髻高束，戴冠，冠饰上飘。怒目圆睁，高鼻 宽翼，大嘴，两腮鼓起，下颌丰颐，短须髯，颈短。上袒，颈戴项圈，飘带垂于双肩，联珠纹璎珞于腹前交叉穿壁，披帛横于腹膝前二道。下着裙，裙边外翻，裙带下垂，赤足站立于云朵上。双手戴手镯，右手叉腰，左手上举于头侧(图5、6)。内侧面阴线刻天王一身，其头上忍冬形华盖一顶，两侧下挂垂幡幢。天王附圆形头光，头戴箍，装饰花朵。面型圆短，细眉，怒目圆睁，高鼻宽翼，小嘴，两腮鼓起，下颌丰颐。颈短。圆鼓腹。身披战袍，外穿两裆铠甲，肩部搭系披巾。两肩披盖披膊。腹部有圆形护腹，腰间扎带下垂，腰带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着吊腿，边荷叶形，双足外八形，立于云朵上。双手戴手镯，持剑于胸前。侧身面向右站立(图7)。

门槛长方形，长108厘米、宽22.5厘米、高28厘米。上线刻忍冬纹。

大云寺地宫石门框及其线刻为我们认识唐代地宫石门装饰图像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其中香炉及旁的香宝子是典型的唐代礼佛供养物品及组合。

印度自古气候酷热，时人皆涂香去除身上之垢臭。然佛制中，规定比丘及沙弥等，不得涂香或戴着香花鬟。诸经亦谓，出家之人应以戒及禅定净除其心之垢，以替代世俗人所用之涂香。但若以香供养诸佛、菩萨，则能获甚大功德。

《法华经·法师品》曰：“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3]记述了十种供养内容，其中香供养形式较多，应是较为重要的供养方式。《佛光大辞典》解释：由富有香气之树脂或木片等所制之成品，即称“香”。末香是于道场、寺庙撒粉末之香。将香涂抹于身体，称作涂香。焚烧香料，以薰衣服和室内，称作烧香、薰香。据《大智度论》卷三十载：“烧香者，寒则所须，热时为患。涂香寒热通用。”[4]无论哪种香供养，盛香的容器就显得较为重要。

做为烧香之器皿的香炉，为大乘比丘十八物之一，亦为佛前与佛坛之三具足、五具足之一。一般备置者为置香炉(又称为居香炉),其与手持的柄式香炉相对。

《佛光大辞典》解盛香之容器为香管，又作 香盒、香合、香函、香箱。通常为木制加漆，亦有陶制与金属制。形状以平圆为常见。犍陀 罗雕像中贵族供养人及供养天所捧之物似与此符合(图8、9)。博兴博物馆藏龙兴寺遗址出土北齐弟子像，手捧圆筒形器，器身上装饰纹样，其应为香管(图10)。同样在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北齐弟子像(图11)、上海博物馆藏北齐武平三年马仕悦造像碑中都能见到此物15]。这些例子均形象地说明香供养的情形，同时使我们对北齐香管的样式有了清楚的认识。

图8　贵族供养人

(采自　Musée Guimet.Pakistan:Terre　de　rencontre,I"-WI siecle,Les

aris du　Gandhara,

图9　浮雕版

(采自Musée　Guimet.Pakistan:Terre　de　rencontre,I°-VI“siecle,Les

arts du　Gandhara　)

图10　博兴博物馆藏弟子像(作者摄)

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张盛墓出土奁状瓷器，腰部略内收，带盖，上饰宝珠钮0),其是何用途?魏晋南北朝中国传统的奁多无盖钮，腰部内收的也不见。经马世长研究，张盛很可能是崇佛的佛教“法社”成员[],再联系到其墓中还出现僧人俑、百枚佛珠等遗物，推测奁状瓷器可能是与佛教有关的器物，或者即为香料盒。

图11　北齐弟子像(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采自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

无独有偶，河北省正定县北白店村出土隋代大业元年舍利石函内一铜函，筒状，带盖，宝珠纽，出土时内还藏有植物叶片，经鉴定为中草药[8]。中草药或为香料。正定静志寺塔基地宫中出土有3件铜质，2件石质涂金盒，其形状皆筒形，带盖，宝珠钮，盒身上饰凸悬纹[9]。经与白店村隋代大业元年铜函比较，推定为隋代舍利盒。可见隋代舍利盒与香盒的联系紧密。

现存白沙瓦博物馆，出土于迦腻色伽大塔的“迦腻色伽”青铜舍利容器，筒形，带盖，平底。除了盖上佛像外，其与筒状香管极为近似。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巴米扬石窟以西发现的比马兰舍利 盒形制也是筒状[10]。另外，犍陀罗地区出土，年代为3～5世纪的几件筒形弦纹盒[11],也与筒形香 管相似。Dobbins　K.Walton研究认为筒形舍利容器与巴克特里亚及印度-希腊时代的香盒相似。犍陀罗舍利容器与香盒存在转借的现象[12]。上述迦腻色伽舍利容器器物自身的铭文“此香函为迦腻 色伽大王供养的功德礼物”更是表明其原为盛放香料的香盒[13],同时也对犍陀罗雕像中贵族供养人手捧之物做了很好的注解。

“香宝子”又称“宝子”,乃盛香之器具。《法苑珠林》:“又迦叶佛，付我香炉及一黄金函。将付仁者。其香炉前有十六头，半是师子，半是白象……每烧香时，是诸童等，各各分番来付香炉。后师子向外而蹲踞。从师子顶上有九龙盘绕，上承金莲，华内有金台，即台为宝子。于台宝子内，有十三万亿真珠大楼观，各盛诸妙香。”[14]《释氏要览》卷二“手炉”条亦有类似的记载：“于二兽头上别起莲花台以为炉，后有师子蹲踞，顶上有九龙绕承金花。花内有金台，宝子盛香。”[15]依扬 之水研究香宝子的出现与香料的改变有关，它用以放置香丸或香饼，与香炉配合使用。自北朝开始，宝子就已与香炉共同出现在佛教造像座上，前期多以莲蕾或其变体样式出现，东魏、北周时期出现筒形器，带盖，筒身上装饰有几何纹样[16]。这种筒形器与前述北齐弟子像中手捧之物一致，应都是盛放香料的盒子。而“香宝子”这一称呼流行于唐代[17|。法门寺地宫出土物帐碑，有“香宝子”的记述，并有实物出土[18]。

从现存的图像看，北朝晚期宝子或与香炉连为一体，由莲梗相连。至唐代香炉、香宝子以莲花承托或装饰成为新风尚。宝子或与香炉连为一体，或与香炉分体出现。分体的香炉与宝子分置于香台上，香炉在中央，宝子置于两侧。所见较多，如莫高窟唐代9窟壁画中宝子与香炉分置于案上，宝子筒状，带盖，下有圈足，身上绘有几何纹。敦煌文献P.2613号《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大金渡铜香炉壹，肆脚上有莲花两枝，并香宝子贰及莲花叶。”[19]其描述的应该是连体的香炉与宝子。唐代香炉与宝子连体资料多见石窟壁画[20],个别舍利石函上也见。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唐代舍利石函正面，中央刻香炉与宝子，香炉盖镂空，上饰宝珠及博山。宝子钵形，带盖，盖纽宝珠样(图12)。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南壁阿弥陀经变的八 宝池中央一香炉，即为香炉、宝子连体式，中央束腰莲花座，其上钵形香炉，盖镂空，纽宝珠形。莲座两侧伸出的莲枝上各一圆筒形宝子(图13)。上述两例与大云寺门楣上线刻相似。莫高窟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主尊前八宝池中的香炉与宝子也为连体，只是香炉与宝子的样式有所不同[21]。另外，法门寺金函上雕刻香宝子、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也为筒状，只是加了圈足[22]。

香盒、香宝子均为盛香之具，随着香料及香炉的不断变化，其名称与形制也不同。而筒状香盒、宝子与舍利容器相关。

二、宝宁寺石函

出土于泾川，现藏于平凉市博物馆的宝宁寺舍利石函，是泾川县1969年在修建泾河大桥护坡时发现的。当时并未对此发现进行过报道，县文化馆张映文等对其进行了记录。最早介绍此批文物的是张宝玺，其对造像座及铭文进行了著录，并附有拓片，只是出土地点有误[23]。后泾川学者张怀群等将其视为舍利函[24]。随着宋代龙兴寺造像及舍利出土，掀起了一个对泾川舍利研究的小高潮，相关的文章再次对1969年宝宁寺出土的石函及其共出文物进行了介绍和研究[25],但基础资料披露仍不够全面准确，有必要对其再做一梳理。

我们查阅泾川县博物馆原始档案，石函青石质，长方形，上有盖。长67.5厘米、宽40厘米、高25厘米(图14)。盖长方形，盘顶，素面。函身一面刊刻铭文，另一面雕刻双狮供宝及二供养比丘。石函内有铜椁(函)、鎏金铜函、玻璃瓶各1件，玻璃瓶中保存舍利子若干。原始记录中铜 椁(函)出土时已残破为几块，现修复后，可见也为盘顶，方形。鎏金铜函方形盏顶，高7.4厘米、宽6.4厘米。琉璃瓶绿色，细颈，圆鼓腹，高5.7厘米、壁厚0.06厘米。原始记录中共出的 遗物有玉戒指1枚、玉带环2个、玉发钗1枚、玻璃环1件、鎏金开元通宝15枚、铜法器剑3 把、金钗1枚、银钗12枚、银簋2件、不明用途银圆圈状物2件(直径分别为2厘米、1.6厘米)、不明用途铜圆圈状物1件(直径2厘米)。结合平凉市博物馆展示，原始记录中铜法器剑3把，似为小刀3把。银簋应为银箸1对(或簪2枚),这件器物过去多著录为簋，从记录及实物判断应为箸(或簪),原始记录中记录了其长度，为23.6厘米，为箸(或簪)较合理。

图14　宝宁寺石函

函身一面刊刻铭文，对于铭文的释读有不同的版本。笔者通过观察实物，核对拓片，释读如下：

真容虚寂妙慢疑/神圣智无私言谭/路绝然宝宁寺比/丘慧明谨舍衣钵/之余仰为七世所/生法界合识敬造/石像一区琢磨已/就莹饰殊丽虽不/释氏见存与真踪/无异藉此善因缘/上乘所列合国黎/庶俱登正觉/?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囚月庚子/朔廿三日壬戌敬/造

从造像座发愿文中我们可知，泾川北周时期有宝宁寺，石函发现的地点在泾河大桥旁，属于水泉寺村。2005年在大桥西北面的县苗圃中又出土一件高大的北周时期的单体佛像及其他一些残破的北魏造像碑。或许出土舍利石函及造像的地区确是古代寺院遗址。

铭文中“比丘慧明谨舍衣钵之余，仰为七世所生法界合识，敬造石像一区”明确说明比丘慧明所造为石像一躯。此后造像或遗失或毁坏，像座被改用做舍利函。至于造像座在北周天和二年是否就改为舍利函，无法确知。从共出的供养物中15枚开元通宝看，至少在唐代利用此件被改造的造像座进行了舍利瘗埋。

《旧唐书》志第二十八《食货上》:“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 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26]这是开元通宝的始铸记载，其铸造发行开启了中国通宝钱的时代。开元通宝铸造发行了280余年，种类繁杂，流通时间长久。考古发现一定数量，经徐殿魁研究，武德开元流行时期为高祖武德四年至玄宗开元时期，即7世纪前期至8世纪中期127。从宝宁寺出土的15枚开元通宝观察，符合武德开元的特征。另外，冉万里据石函、铜函、琉璃瓶的特征，分析认为其与隋代舍利容器形制一致，应在隋大业年间瘗埋过舍利。而唐代直接利用隋代的套函等容器又进行了一次瘗埋，只是增加了一些供养品[28]。这样的话，隋代在泾川有过二次舍利瘗埋，一为记载明确的仁寿元年大兴国寺藏舍利，二是隋大业年间。

隋代舍利瘗埋在开皇、仁寿、大业年间均进行过。隋文帝仁寿年间舍利瘗埋已为学界熟知。仁寿元年《舍利感应记》:“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30]隋国立佛舍利塔诏：“所司造样，送往当州。”说明仁寿年间的舍利供养具有国家性质，有统一的规划，舍利容器有统一的形制、入藏有统一的时间。“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恰然相称”P⁰。

隋炀帝虽然也崇佛，但无法与文帝相比。“大业元年为文皇帝造西禅定寺，并式规大壮　备准宏模，起如意之台，列神通之室……又于高阳造隆圣寺……奉为文皇帝敬造金铜释迦坐　像一躯……又于并州造弘善寺……扬州造慧日道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舍九宫　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31]。关于炀帝舍利供养有如下记载：“至(大业)八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又敕乘送舍利瘗于塔所。时四方道俗百辟诸　侯各出名珍，于兴善寺北天门道南，树列胜场三十余所。高幢华盖接影浮空，宝树香烟望同云雾，迎延灵骨至于禅定。”[32]

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隋代舍利瘗埋多有地宫、天宫。地宫为较为狭小的空间，形制为竖穴式。舍利多放置于石函等舍利容器内。

开皇年间有开皇九年(589年)始建，十四年(594年)完工的西安东郊清禅寺地宫。砖砌而成，无石函，仅有罐类舍利容器、砖铭。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隋代地宫。

仁寿年间的地宫及舍利函有越南北宁省顺成县春关村发现的隋仁寿元年(601年)交州禅众寺舍利石函及舍利塔铭，现存方形盘顶舍利石函、方形塔铭及其底部的石板1块，函内物不明陕西耀县神德寺仁寿四年(604年)塔基地宫出土石函与舍利塔铭。石函方形盘顶，函内盖为舍利塔下铭。石函内置涂金盘顶铜函1件、圆盒1件、涂金方铜盒1件。更为重要的是，涂金盘顶铜函内放置3枚舍利、隋五铢27枚、金环1件、银环9件、玉环1件、波斯银币3枚。圆盒内置佛发。涂金方铜盒内放绿色玻璃瓶、喇叭形铜瓶各1件。其中绿色玻璃瓶中发现淡红色液体状物质[36]。舍利直接置于孟顶铜函内，并非置于瓶状容器中，玻璃瓶中藏液体。

大业年间舍利函有正定白店村大业元年石函，方形盏顶，内置筒状铜盒1件，银舍利瓶1件，银钗6件，铜钗9件，隋五铢36枚，玛瑙环1件，玛瑙球1件。石函外有砖砌结构。石函上有汉白玉石座1件，座底内凹。正面浮雕仰莲或宝瓶，左右两侧刻身着袈裟的僧人和法器[37]。

正定静志寺大业二年正方形大理石石函，函盖为孟顶式，上有铭文云“大隋大业二年岁次丙　寅十月壬午朔八日己丑舍利宝函之铭。”函内置鎏金铜函1件，函身刊刻铭文。铭文云：“大隋　仁寿三年五月廿九日，静志寺与四部众修理废塔，掘得石函，奉舍利有四，函铭云大代兴安二年十一月五日，即建大塔，更做真金宝碗，琉璃瓶等，上下累叠，表里七重，至大业二年十月八日内于塔内。”[38]从铭文“上下累叠，表里七重”来看，舍利容器表里七重。5号塔基出土物中有涂金筒状石盒2件[39],因塔基内遗物为几个朝代总和，对比正定白店村大业元年筒状铜盒，确定其为隋代遗物。这样大业二年舍利容器为石函、铜函、石质筒状盒、真金宝碗，琉璃瓶等。

济南神通寺大业七年石函放在用六块石板砌成的方框中。石函呈方形孟顶。石函内放一铜函，方形盏顶，函子母口。铜函之中放玻璃瓶、玻璃珠、银环、铜饰件、石环、铜钱。铜函内外均放有砂石、药草、香料等物[40]。

北京房山雷音洞地宫石函共五层，第一层为明代石函。第二层石函为青石质，盖上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第三层为明汉白玉石函。第四层为镀金银函，方形，孟顶，函身四周线刻四神。内有木质彩绘香珠1颗，珍珠8颗。第五层函白玉制成，内置2颗舍利及2颗珍珠[41]。五重函中，二、四两重为隋代原函。据石经山施茶亭石碑上记载隋代除了石函、银函外，还有金函、小金瓶。

无纪年的山东平阴洪范池发现的舍利石函，内外双重方形盘顶。内外函之间藏360余枚隋五铢及4枚北周“永通万国”。无其他遗物[42]。

目前发现的隋代舍利石函与文献记载的舍利瘗埋数量相差太多。除开皇年间无石函外，仁寿、大业石函相似，多为方形孟顶。其他容器，却略有不同。开皇年间为罐类；仁寿年间有方形盘顶铜函，玻璃瓶等；大业年间正定白店村、静志寺中出土筒形舍利盒较为特别。石函有一定相似性，内部其他容器除了仁寿四年为铜函、舍利瓶外，其他很明显保持了北朝的传统，继承了从印度传来的用罂坛或盒瘗埋的样式。舍利放置位置也各不相同，有直接置于铜函内的，有盛放于铜舍利 瓶中的情况。玻璃瓶中也非均放置舍利子，还有液体物质。泾川宝宁寺石函用旧佛座改造而成，函盖应为后配，其形制也为孟顶。铜函盘顶，琉璃瓶细长颈、鼓腹。以现有的实物看，仁寿年间始用统一的石函，但函内其他舍利容器形式多样，并不统一。

唐代虽有西行求法的僧人从印度等地带回佛舍利，如悟空、玄奘法师、义净等。但不见国家 大规模统一分送舍利于各地供养的现象。仅仪凤二年(677年)光宅寺发现舍利。“仪凤二年望气 者云：此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43]。潞州梵净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记载了该寺瘗埋所得四十九枚舍利的情况。“……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瓶转匣，吐照含明。离若分珠，争开日月之彩，合如聚米，各富天地之容。一见一闻，永清三业，且瞻且仰，长摈六尘。曰：以大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境寺旧塔之下，恭皇停也。尔其重扃制玉，叠椁镕金，征郢石而陈谟，命班输而作范，极雕砻之变态，究象设之闲安”[44]。明确记载了仪凤年间在全国分布舍利，且舍利容器就有棺椁形式。另外在湖北当阳玉泉寺铁塔地宫出土的铭文中也记载了关于仪凤二年舍利瘗埋的情况[45]。文献记载，更早的唐显庆五年就已用金棺银椁藏舍利了。《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扶风岐山南古塔者》:“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取舍利往东都人内供养…… 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46]其实《四分律》52卷中记载了关于如何安置舍利：“佛言……彼不知云何安舍利，应安金塔中，若银塔，若宝塔，若杂宝塔。”[47]孙英刚认为这些塔就是藏舍利的容器[48]。如此，佛典中规定舍利容器本就是有数重的套合形式。从目前出土的古印度舍利容器看，其不仅形式多样，且多为大小相互套合使用，这对中国舍利容器套合使用产生了直接影响[49]。

泾州宝宁寺舍利容器为盘顶，具有隋统一样式，但唐初沿用此样式也是可能的。河北正定开元寺钟楼地宫外方内圆，均用砖砌成。地宫顶部覆盖圆形石盘。内部出土了套函舍利容器。其中石函、鎏金铜函、木函、金函均为盘顶方形。石函四面雕刻博山炉、护法力士、狮子等，与北朝晚期佛座内容相同。共出的遗物有隋五铢、武德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等[50]。从上述两例可知，唐前期隋代方形孟顶样舍利容器仍在沿用，地宫形制也非仿墓葬样式。

图15　泾川县博物馆旧藏造像座

泾川县博物馆旧藏有一件造像座，长44.5厘米、宽33厘米、高22厘米。正面分格，格内雕　刻博山炉、供养弟子、蹲狮等。博山炉高圈足，心形，两侧莲叶上展，炉下装饰莲瓣。供养弟子侧身面向博山炉，双领下垂袈裟。蹲狮前腿直立，后腿躬，上身挺起，长舌外吐(图15)。此造像座在内容上与宝宁寺出土像座基本一致，只是雕刻风格上略有差异，他们的年代应相去不远。而在造像座上雕刻双狮供宝及二比丘像是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北周造像的特点之一，我们在长安出土　的北周造像座及造像版上均能见到类似的内容。此造像座是否也为石函，因无文字佐证，出土时状况不明，不宜推断。

三、龙兴寺出土玻璃瓶

泾川宋代龙兴寺陶棺中一共出土6件玻璃瓶，其中4件细颈圆鼓腹，2件直颈，折肩，瓶身方 形。4件圆鼓腹瓶分别放置于陶棺内的两个漆盒中，1件圆鼓腹玻璃瓶中溢出了舍利千粒。而2件方瓶置于陶棺中[51]。2件方形玻璃瓶，淡黄绿色，直颈，折肩，长直腹，平底，高分别为6、6.7厘米(图16)。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佛教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玻璃瓶，其主要用来盛装舍利，放置香水、香料等。其中盛装舍利较为多见，也易于判定。泾川龙兴寺两件方形瓶是在模具里吹制成型的，是来自西亚伊斯兰玻璃瓶，而这种玻璃瓶原是盛放香水的容器[52]。香水，梵语阏伽，指含有香气之净水。为佛教六种供养、十种供养方法之一。《方广大庄严　经》卷三：“梵释诸天等，在于虚空中，以手捧香水，灌洒于菩萨。龙王下二水，冷暖极调和，诸天以香水，洗浴于菩萨。”[53]后有加持香水之作法，即以所加持之香水奉灌身体，或散道场，或洒诸物，用于洒净等。

图16　龙兴寺出土方形玻璃瓶

香水瓶容阏伽水之瓶也。《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八曰：“如香水瓶者，诸阏伽器亦然。当用金银白琉璃等为坑，乃至商怯熟铜石木。或以树叶新瓦，盛众香水，置诸名花。”[54]

前述陕西耀县神德寺仁寿四年(604年)塔基地宫出土玻璃瓶中红色液体让人联想到文献中　所说的蔷薇水。蔷薇水为产自阿拉伯地区大食的一种古代香水，由南蕃国占城人进贡而来。《新五代史》记：“(占城)其人、俗与大食同……显德五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蓄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55]

《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对两宋时期大食使节来华入贡携带蔷薇水、玻璃器有较多的记载[56],且蔷薇水与玻璃瓶时常连用。《铁围山丛谈》:“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57]从中我们知道蔷薇水贮于琉璃器中。同时，随着海外贸易大发展，这些外来物品进入社会生活中。佛寺塔基中出土的玻璃器就是证明。

唐宋时期佛教遗址中发现的玻璃器多为伊斯兰玻璃器[58]。其中有部分玻璃瓶，在塔基中用来盛放舍利或香水香料。《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中载：“选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　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伫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59]证明了在舍利瘗埋等佛事活动中，加持香水的情形。

考古发现的与香水瓶相关的玻璃瓶依口部、腹部形状不同可分为以下几种：直口，杯身筒状，平底；小侈口，细颈圆形鼓腹瓶；宽平口折沿，长颈，鼓腹样。这些瓶的样式在伊斯兰玻璃瓶中均见[60]。

河北定县静志寺地宫(977年)的出土器物中，有一大一小两件直筒形的玻璃杯。据地宫中发现的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发旧基，得石函二，一大一小，函中有四珉像，金　银钗钏诸多，供具内金函，函中有七珍缭绕。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知其为盛装液体之物，或为香水杯(瓶)。法门寺地宫中也出土了相近的玻璃杯[61],其用途或相同。伊朗喀尔出土，日本私人收藏有此类伊斯兰玻璃瓶[62]。

洛阳关林唐墓出土一件细颈鼓腹玻璃瓶，这种细颈瓶是叙利亚海岸罗马后期和伊斯兰初期普通的香水瓶[63]。

河北定县静志寺地宫中还出土了2件侈口直颈玻璃瓶，其中1件鼓腹，1件筒状器身，鼓腹瓶与日本私人收藏的伊斯兰玻璃瓶相似，经学者研究其形符合伊斯兰香水瓶的特征[64]。而另一件折肩瓶与安徽无为北宋舍利塔内出土的玻璃瓶相同[65],经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无为北宋舍利塔出土的玻璃瓶是大食传入的香水瓶[66]。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2件玻璃瓶，一件呈玉绿色，敛口，溜肩，弧腹，平底。盖圆纽　状，由上下两个半圆体组成，中间为一宽边沿，正好盖住瓶口。出土时打开盖，还能闻到一些香气。另一件直口，筒颈，溜肩，弧腹，平底，盖纽略如前一件。白玉色中略带淡绿，开盖时也有香气[67]。这或是较为确定的香水(料)瓶。

南京大报恩寺塔基中出土长干寺塔基中玻璃瓶2件，原报告认为其为供养器，其中编号DG1:42瓶，深蓝色，侈口，圆唇，颈部上粗下细，球腹，圜底。内盛乳香。DG1:126 瓶，蓝色，宽平口沿，细颈，折肩，筒形腹，平底。出土时内存香料[68]。天津独乐寺塔基中也出土了宽平口折沿，长颈，器身筒状玻璃瓶[69]。另外辽陈国公主墓与驸马萧绍矩的合葬墓中也出土类似的玻璃瓶[70]。他们与埃及出土收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伊斯兰玻璃瓶近似，而早稻田大学玻璃瓶被认为是香水瓶。

宋辽时期佛教遗址中除了上述玻璃瓶外，还出土了部分方形玻璃瓶，如静志寺出土1件方形折肩瓶，附莲花银盖，是隋塔中葬舍利之最内层瓶，为静志寺地宫中所藏较早的伊斯兰玻璃器[71]。1969年，在陕西西安市第一中学发现一件盘顶长方形金盒。金盒上刻有铭文“女弟子杨氏王氏葬释迦佛舍利愿与一切众生早成佛国”,金盒内的舍利瓶就是伊斯兰方形玻璃瓶[72]。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中也发现了一件方形瓶，原报告称其为舍利瓶[73]。朝阳北塔天宫内出土1件七棱柱状玻璃瓶内装砂粒，应为舍利瓶[74]。江苏涟水妙通塔地宫出土一件口部六角形，瓶身截面呈七边形的玻璃小瓶，内装舍利子及骨片[75]。以上所见方形玻璃瓶或内存舍利，或有文字记载，均明确为藏舍利的舍利瓶。其中静志寺、西安一中出土舍利瓶与泾川龙兴寺出土方形玻璃瓶近似。泾川方形玻璃瓶置于陶棺内，与装有舍利的鼓腹瓶不仅形状不同，放置位置也不同，出土时为空。如安家瑶认为的这种玻璃瓶原来是盛放香水的容器，龙兴寺的2件方形玻璃瓶或为香水或香料瓶。

四、泾川舍利瘗埋特点

因唐大云寺舍利函出土于地宫中，学界一直以来认为唐大云寺舍利函出土于大云寺佛塔基下，并且所瘗埋的舍利就是隋大兴国寺舍利。但重读铭文，知其记述很清楚“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 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表明唐代泾川大云寺舍利并非瘗埋于塔基之下，而是在佛殿下[76]。无独有偶，泾川宋代龙兴寺出土舍利也瘗埋于佛殿下。2013年龙兴寺出土的铭文砖上明确记载：“维大宋大中祥符六年岁次癸丑五月辛卯朔十二日壬寅，泾州龙兴寺曼殊院念法花经僧云江、智明同收诸佛舍利约二千余粒并佛牙佛骨，于本院文殊菩萨殿内葬之。”经考古发掘，舍利出土地点确为一建筑基址”。

从文献记载看，中国境内舍利瘗埋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就已开始[78]。其时舍利主要是从旧有的塔　基中获得，并再次起塔瘗埋。虽然获得舍利的过程有一定的神秘性，起塔供养却是主流。即使如 此，我们在文献中也能看到将舍利埋藏在佛殿下的记载，如《道宣律师感通录》:“今诸处塔寺，多是古佛遗基。育王表之，故福地常在，不可轻也。今有名塔，如常所闻，无名塔者，随处亦有。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舍利，及河州灵岩寺佛殿下有舍利。秦州麦积崖佛殿下有舍利，山神废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日灵安，经今四十年，常有人出。”[79]

早期舍利多在塔中瘗埋与印度阿育王起塔供养舍利有直接渊源。随着佛教地面寺院及石窟寺　的发展演变，到唐代，南北朝隋时前塔后殿的寺院结构出现了变化。佛塔已不再是佛寺的中心建筑，塔的位置也由中心移往整个佛寺的后部或偏院内，甚至消失，寺院布局结构从单塔发展到由　塔、佛殿、讲堂组成[80]。唐以来，由于道宣、玄奘、义净等的倡导，中土佛教寺院受到印度佛寺的影响，多院落成为佛寺主要格局；同时，随着佛教思想的发展，宗派林立，适应这一变化，寺院布局中出现多院落，如出现“曼殊院”“观音院”“净土院”等等。又因各宗各派所信奉的主尊不同，作为供奉佛像的佛殿，成为各院中的主要建筑，而关于塔的记载却越来越少，说明塔的　地位下降[81]。这样的情况下，舍利瘗埋的地点就有了重新选择的问题，在佛殿下瘗埋舍利就变得可能。

宋代佛教世俗化，泾川宋代龙兴寺云江、智明二位和尚收集舍利不易，起塔供养似有一定的 困难。佛殿就成为了瘗埋舍利的首选位置。龙兴寺舍利容器中陶棺、漆盒、琉璃瓶的组合，陶棺中直接放置佛牙、佛骨、五彩舍利等情形与隋唐舍利多置于内层容器中的特点不同。

泾川宝宁寺佛座改为石函，无论其瘗埋时间在北周天和二年后的北周某时还是隋代开皇、大业年间、亦是唐代，瘗埋空间形制虽然不清楚，但石函利用了旧有的器物，反映了舍利瘗埋早期 无统一规制、就地取材的情形。隋仁寿年间由国家统一制定了舍利瘗埋的形式，泾川大兴国寺虽未出土实物，但文献记载明确有统一的石函样式，并起塔供养。唐大云寺不仅出现了仿墓葬形式 的埋葬空间，舍利容器也出现了新的棺椁样式，舍利埋葬空间及容器均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相连。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佛教舍利瘗埋空间及容器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中国化特征明确。宋代地宫一词出现，舍利瘗埋无定式，舍利并不像唐以前藏在最内层容器中，而是在外重容器及内部容器中都放置舍利或佛牙、佛骨等，表现出复杂性与世俗性[82]。

泾川舍利瘗埋从宝宁寺造像座改为舍利石函，隋仁寿元年统一形制的舍利容器，到唐大云寺仿墓葬形制的空间及棺椁形舍利容器的出现，再到宋代龙兴寺地宫位置改变，舍利放置打破内外重界限，不仅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其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从北朝至宋代中国舍利供养瘗埋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意义重大。

附记：文中线图由赵亚君绘制，拓片由何仕效等制作。

作者简介：吴荭，女，历史学博士，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项目负责人，中国考古学会、甘肃敦煌学会、甘肃省历史学会会员；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导师。主持国家文物局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各1项。编写的报告或论文曾一次获得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次获得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在《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敦煌研究》《石窟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独著或参与编著考古报告、学术专著6部。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甘肃泾河流域新发现佛教遗存的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21BGK007) 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1]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考古》1966年第3期。

[2]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3]《大正藏》9册，第30c 页。

[4]《大正藏》25册，第279a 页。

[5]于薇：《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9页。

[6]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年第10期。

[7]马世长：《关于隋代张盛墓出土文物的几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8]赵永平、王兰庆、陈银凤：《河北省正定县出土隋代舍利石函》,《文物》1995年第3期。

[9]定州博物馆编：《定州藏珍·精品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图119。

[10]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32、433页。

[11]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9页；于薇：《圣物 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5页。

[12]于薇：《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44、45页。

[13]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33页。

[14]《法苑珠林》卷11,《大正藏》53册，第368a 页。

[15]《大正藏》54册，第279c 页。

[16]扬之水：《莲花香炉和宝子》,《文物》2002年第2期；扬之水：《楷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 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17]王惠民：《敦煌与法门寺的香供养具——以“香宝子”与“调达子”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1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版一四八、 一五三、 一五八、二O三。

[19]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11页。

[20]扬之水：《莲花香炉和宝子》,《文物》2002年第2期；扬之水：《格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 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30页。

[21]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7年，103图。

[2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8页。

[23]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162、219页。

[24]张怀群：《大云寺西侧之北周宝宁寺佛像出土及遗址调查记》,《泾川大云寺史籍资料选辑》,内部资料，第140、141页；张怀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泾川文化遗产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181、182页。

[25]泾川县文体广电局主编：《泾川佛教瑰宝——甘肃泾川佛舍利与百里石窟长廊及金石文物》,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年，第202页；冉万里：《古泾州地区的舍利瘗埋活动略论》,《泾川佛教文化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4～219页。

[26]《旧唐书》卷四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4页。

[27]徐殿魁：《唐代开元通宝的主要品类和分期》,《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

[28]冉万里：《古泾州地区的舍利瘗埋活动略论》,《泾川佛教文化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4～219页。

[29]《广弘明集》卷17,《大正藏》52册，第213c页。

[30]《广弘明集》卷17,《大正藏》52册，第214c页。

[31]《辩证论》卷3,《大正藏》52册，第509b、509c页。

[32]《续高僧传》卷24《释慧乘》,《大正藏》50册，第633c页。

[33]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34]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35]冉万里：《越南北宁省顺成县春关村出土的隋仁寿元年舍利石函及舍利塔铭——交州龙编县禅众寺舍利石 函及塔铭调查记》,《西部考古(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51～67页；王承文：《越南新出隋 　朝<舍利塔铭〉及相关问题考释》,《学术研究》2014年第6期。

[36]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37]赵永平、王兰庆、陈银凤：《河北省正定县出土隋代舍利石函》,《文物》1995年第3期。 [38]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39]定州博物馆编：《定州藏珍·精品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40]郑岩：《山东佛教史迹》,台北：财团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会，2007年，第21页。

[4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42]邱玉鼎、杨书杰：《山东平阴发现大隋皇帝舍利宝塔石函》,《考古》1986年第4期。

[43]《宋高僧传》卷26,《大正藏》50册，第873a 页。

[44]转载自大西磨希子《棺椁形制舍利容器的传播与武则天》中拓片，《形象史学》2020年上半年(总第十五辑)。

[45]湖北省玉泉铁塔考古队：《湖北党阳玉泉铁塔塔基及地宫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0期。

[46]《大正藏》52册，第407b 页。

[47]《大正藏》22册，第957a 页。

[48]孙英刚、何平：《犍陀罗文明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12页。

[49]冉万里：《古印度舍利容器集绵及初步研究》,《西部考古(第1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 204～236页。

[50]刘友恒、聂连顺：《河北正定开元寺发现初唐地宫》,《文物》1995年第6期。

[5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度泾川佛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4期。

[52]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第287～292 页。感谢安家瑶先生惠赐大作。

[53]《大正藏》3册，第554c 页。

[54]《大正藏》39册，第659c 页。

[55]《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2页。

[56]《宋史》卷490《大食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18～14122页；《宋会要辑稿》第197册， 《蕃夷四》之9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59页。

[57]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7、98页。

[58]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 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

[59]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文物》1966年第3期。

[60]扬之水：《琉璃瓶与蔷薇水》,《梧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5～179页。

[6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法门寺博物馆、宝鸡市文物局、扶风县博物馆：《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下)》,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彩版一九O。

[62]扬之水：《琉璃瓶与蔷薇水》,《梧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5～179页。

[63]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64]扬之水：《琉璃瓶与蔷薇水》,《楷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5～179页。

[65]《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安徽省无为宋塔下出土的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

[66]扬之水：《琉璃瓶与蔷薇水》,《楷柿楼集》卷三《香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5～179页。

[67]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年第6期。

[68]黄禾人等：《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塔基与地宫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5期。

[69]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蓟县文物保管所：《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7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编：《辽陈国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71]宿白：《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第10期。

[72]安家瑶：《谈泾川玻璃舍利瓶》,《2015丝绸之路与泾川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部资料，第287～292页。

[73]田立坤等：《辽宁朝阳新华路辽代石宫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1期。

[7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北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掘与维修工程报告》,北京：文物 出版社，2007年，图版五九-4;董高、张洪波：《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

[75]张学明等：《江苏涟水妙通塔宋代地宫》,《文物》2008年第8期。

[76]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考古》2016年第6期；冯贺军：《佛 殿之下崇盛福焉——略述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紫禁城》2021年第11期。

[7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3年度泾川佛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4期。

[78]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79]《大正藏》52册，第438c 页。

[80]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7年，第31～49页；李裕群：《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 刊(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87～311页；何利群：《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的考古学研 究——以塔殿院关系的演变为中心》,《石窟寺研究(第1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0～196页。

[81]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0～141页。

[82]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335、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