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坤元：《给李商隐一个定位》

细雨濛濛，泾水汤汤。已是初夏天气，陇东似乎在下着春天的雨。

受泾川县文联的邀请，我去李商隐第二故乡泾川，参加李商隐诗歌研讨会。踏上西去的列车，心下似乎浮动着一种“西出阳关”的壮意。泾川有着诸多吸引人的光点，不仅有大唐诗人李商隐的吟声依然在陇东的时空中回响，更有西王母石窟，无极瑶池金母宝殿等诸多景点。我非常希望带着李商隐诗的温度，去拜谒西王母，为泾川祈福，为时代祈福。

然而，我的注意力毕竟放在泾川李商隐诗歌研讨会上。

2023年5月10日，在“中国·泾川李商隐诗歌研讨会”上，我发言的第一句话是：请给李商隐一个定位！

让谁给李商隐一个定位？当然是研究李商隐的学者，或者喜欢李商隐的读者。但在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似乎有点钝重，有点不平，其中也带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是的，我在为李商隐鸣不平，我想为李商隐正名，我想让李商隐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以便我们对李商隐的正确理解。在我国诗歌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诗人都有一个定位，比如，尹吉甫为诗祖，屈原为行吟诗人，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白居易为诗魔，苏轼为诗神，王维、李贺、王勃、岑参、贾岛、贺知章、陈子昂、孟郊为诗佛、诗鬼、诗杰、诗雄、诗奴、诗狂、诗骨、诗囚，就连朱淑贞、薛涛、刘采春、李冶、鱼玄四位女诗人也被人称为红颜诗人、文妖、歌伶、诗圣。

给诗人一个定位，是对诗人简捷而又准确的肯定，即使“诗囚”，“诗妖”，也不无深爱与敬意，李商隐却没有个定位。

当然，也有人曾经给过李商隐“朦胧诗鼻祖”与“情诗王”的名号，但我以为这两个称号都与李商隐不符，有点云里雾里没来由。

让李商隐有一个正确定位，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记得2016年盛夏，我不顾中原大地暑热，走进李商隐的故乡河南沁阳，去寻找李商隐的人生遗迹与诗的真源。在李商隐纪念馆瞻仰了诗人的塑像，站在诗人塑像傍边拍了纪念照，浏览了诗人应有尽有亦新亦旧的文字和图像，从纪念馆走出来的时候，依旧是一片茫然。我想去拜谒诗人的古冢，李商隐的墓地有三处，已经无从分辩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的。不过，我一直以为李商隐的灵魂并不沉睡在他的墓地里，他依然像他的诗一样，游弋在中原大地上，遥望着大西他的第二故乡泾川，激荡大河，撩拨泾水。

初夏的大西北晚风长吹，汤汤泾水本应清澈，因为有雨，河水有点浑浊。我在泾水岸边徘徊又徘徊。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夜雨中的巴山。巴山，是李商隐沉浸在雨夜里的一个梦k一梦千年，依然是一池秋水，一场永远的巴山夜雨。

从河内到垅东，我似乎是追着李商隐若有若无的一个影子。那是诗人的影子，是诗一样的影子。遥遥望着那个影子，我始终在想，那不应该是一个“朦胧诗鼻祖”的影子，也不应该是‘情诗王”的影子。给诗人这样两顶帽子，既无助于理解诗人，也无助于解析李商隐的诗。

朦胧诗鼻祖

在中国诗歌柴扉半开的小院里，牵牛花正挺着触须兴致地攀爬，突然闯入了托名朦胧诗的不束之客，摇着“打破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三角小旗，声言将为诗歌注入新的生命活力，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

朦胧诗宣示，它将带着叛逆精神，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诗的内涵，增强诗歌的想象空间。

依此定义考量，李商隐似乎称得上是一个“朦胧诗人”。但是在中国历代符合朦胧诗定义的诗人，何止李商隐一人。熟悉中国诗歌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从《诗经》到《楚辞》，从古诗、乐府到唐、宋、元、明、清，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从“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从“诗言志”到“赋诗言志”，到“诗言情”，历代诗家一方面在继承和发扬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一方面在不断推动诗歌的变革，诗人们无不在诗歌创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抑或带着叛逆精神。这个理论和定义，我们似曾相识，它的要义无非是中国诗歌与生俱来的精神和品格。至于“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更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古老技法，曾经被我们的古人称之为“赋、比、兴”。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风到律诗，文化人将其戏称为“雕虫小技”。“隐喻、暗示、通感”，只不过是以现代语言对古老的“赋、比、兴”意译而已。考察古今中外诗歌，没有能够跳出“赋、比、兴”的铁律。《诗经》是，《楚辞》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是，李商隐是，艾伦坡、济慈、华兹华斯、海涅无不是。

说李商隐诗歌隐晦，艰涩，可以有多种解释，这种现象，并不限于李商隐。李商隐之前，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就有了“诗无达诂”的高论，说明西汉前就有了所谓的“朦胧诗”，所以不应该说李商隐是“朦胧诗鼻祖”。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找到朦胧诗鼻祖，大概非《诗经》的作者和收集、整理、编纂者之一的尹吉甫莫属。

所谓情诗王

“情诗王”是一顶很香艳的帽子，但不应该戴在李商隐头上。尽管“情”不仅指“爱情”、“艳情”，但把李商隐说成“情诗王”，无论如何对李商隐都是一种伤害。凭李商隐的出身，以及他的社会生活环境和人生基调，他不会成为“情诗王”，他也没有写那么多“情诗”足以撑起“情诗王”的那顶“桂冠”。

李商隐虽然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但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家道中落，成了瑟索在黄河岸边蓬户瓮牖的穷苦人家。李商隐父亲去世早，作为家中长子虽然只有9岁，不管他肩膀有多嫩弱，他必须挑起养家的担子。9岁的李商隐不得不给人家抄书舂米，用自己的力气换钱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除了养家，李商隐肩上还有一条担子，即苦读诗书，力登仕途，重振家声。本来就是一个心性持重老实本分的孩子，黄河岸上“长子不立败家门”的严正乡间文化，必然会把他塑造成一位刚毅清正的中原汉子。“竹林七贤”主要活动地就在离他乡间不远的辉县、修武一带，“殷三仁”之一的箕子是安阳人，老子虽然出生于周口鹿邑，但毕竟也在河南这块土上，沐乡贤光辉，心灵深处肯定会有一种无尚的纯洁和高贵。

16岁的李商隐还是一个青涩少年，便带着诗文去“干谒”安平军节度使令狐楚。令狐楚常识李商隐的才华，当即聘他为幕府巡官，同时留他在府中与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亲授他“四六章奏”作法。令狐楚不但待他情同父子，还资助钱粮养活他的母亲和弟妹。从16岁到到24岁，受令狐楚八年恩养和调教，李商隐不敢有半点参差，他不敢为“情”所困，也不敢为情所迷。

25岁的李商隐中了进士，但恩师令狐楚已经去世。没有恩师令狐楚的庇佑，李商隐很难在朝中立足。在将令狐楚的丧事料理之后，他应骋去了泾川，做了泾阳节度使（治所在泾州，现在的甘肃泾川）王茂元的幕府书记，王茂元将自己的小女儿七妹许他为妻，这应该是李商隐人生又一风光时期，但他却朦朦懂懂一头撞进了晚唐40年“牛李党争”的夹縫中，“两党”虽然都赏识李商隐的才华，却顽固地认为他是异党羽翮，他就这样在两党争斗的风雨中蹉跎了四十年。他不像杜牧多有风流轶闻，也不像温庭筠放荡无行，他的一生是严谨且苦难的，是负重而屈辱的。在儒、佛、道三条道上，筚路蓝缕，到死都没有找到“蓬山”路。《旧唐书》说他“坎壈终身”，他自己也说他是“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他即使想摆脱“两党”之争的尴尬，但他无法撇清“两党”两个主要人物的关系。一个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牛党”主力令狐楚，一个是“李党”王茂元。王茂元的小女儿七妹与他夫妻情深。

七妹贤淑，商隐清正，他不会另有情爱故事。29岁母亲去世，39岁爱妻亡化，为寻找政治出路，他中抱愁郁，在“党争”中如履薄冰，带着屈辱，带着病痛，怀抱着4岁失恃的稚儿，颠朴在宦途中。李商隐不会有那么多情事，也不会写那么多情诗，李商隐的人生之路，决定了李商隐不会成为一个“情诗王”。

何为锦瑟

李商隐的确写过很多让人特别喜欢、特别欣赏的诗，最著名的如《锦瑟》、《闺情》、《过楚宫》及十几首《无题》诗。人们把这些诗说成是“情诗”，因为这些诗的确是情深意远，但我却称其“所谓的情诗”。我不认为李商隐写的是世俗以为的“情诗”，比如《锦瑟》。

《锦瑟》是李商隐的脍灸人口之作，情意殷殷，没有人不喜欢。对于《锦瑟》是不是“情诗”，历来争议纷纭。我在解读《锦瑟》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疑问萦绕在心头：李商隐的《锦瑟》究竟因谁而作？情又为谁而发？

按《唐诗纪事》，“令狐楚家青衣名锦瑟”，李商隐在令狐府中寄居十年之久，与锦瑟姑娘应该相识，所以人们就说，李商隐写的就是令狐家的锦瑟。在我以为，李商隐“追忆”的此“锦瑟”非彼“锦瑟”。令狐家的锦瑟毕竟是恩师令狐楚宰相的侍女，后来成为令狐楚的儿子宰相令狐绹的侍妾，试想，李商隐怎么可能与令狐绹的侍妾有情爱瓜葛？如果是暗恋，他也应该避嫌，整个诗的首尾，都不应该出现“锦瑟”二字，更没有必要把“锦瑟”作诗的题目。难道他是要挑战令狐绹吗？

如果他情不能抑，不顾一切写令狐家的锦瑟，那也不是不可能，但以李商隐做诗一贯的工稳和严谨，不管锦瑟有多么迷人，他都不会把“庄生“、“望帝”，“沧海月明”、“蓝田日暖”，如此大美、如此炳耀的典故和词字，冠给一个侍妾，怕她担当不起，那典故中的意蕴太沉重了，不用说一个锦瑟，即使李商隐一生遇到的所有女子，比如玉阳山清都观众多的女道姑，把她们全加在一起也未必担当得起。

不管诗中所指何人何事，“此情有待成追忆”是必然的，毕竟已为过往。即使是路边的一个陌生而可怜的乞丐，也有成为追忆的可能。但“惘然”却是有限的，应该有故事，有情节，有岁月磨灭不了的痕迹，有其合理性及其内在逻辑，否则“惘然”便没有着落。但我们在李商隐的诗里诗外，很难找到“当时已惘然”的意象。有人说《锦瑟》是自悔华年，考察李商隐勤奋谨严的一生，也无“惘然”之实。我们不能因为诗中有“锦瑟”、“华年”、“月明”、“春心”、“此情”、“追忆”等贯常抒写情爱的词和字，就认为《锦瑟》是追忆诗人曾经“惘然”的情事，进而意断《锦瑟》就是“情诗”。

有人说《锦瑟》用了首句诗的头两个字，等于《无题》。其他的诗题可能是这样，但《锦瑟》不是。《锦瑟》很明确，《锦瑟》的对象，《锦瑟》的创意，就是锦瑟。以《史记·封禅书》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李商隐说“锦瑟无端五十弦”，“情”在其中，“悲”在其中。《锦瑟》有情，满含悲情。所以《锦瑟》应该是一首托物言情、以情寓慨的悼亡诗。在中国近代古文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姚莹的《论诗绝句六十首》中也有“锦瑟分明是悼亡”之说。清代诗人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也说：“此悼亡诗也。”但李商隐的诗在悼念何人？悼何事由？钱良择又说：“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在我以为李商隐悼念的不是妻子，也不是情人，也不是某一个人。李商隐悼念的应该是一个时代，应该是远去的盛唐气象。

“锦瑟”弦动，悲情弥天；“华年”所涵，盈盈盛唐啊！庄生梦蝶，一个有梦的盛唐！滴泪成珠，一个化育万物的盛唐！望帝托鹃，一个多情的盛唐！暖玉生烟，一个德被乾坤的盛唐！那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唐高宗的“永徽之治”，是武则天的“治宏贞观，政启开元”，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含咀声、色、情、韵，是一帧浓彩重抹的盛唐水云图；包吞适、怨、清、和，一袭清瑟遥夜的大唐风雨。宝贵而富赡，景焕而神越。太珍贵了！太应该珍惜了！

然而，浸淫在暖风香雨中的盛唐人，却“惘然”消费着盛唐。以致“安史之乱”、“甘露之变”，春水东逝，盛唐不再。而晚唐也已经只是一个长长的影子，虽然它的生命知觉也还在晃动，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晚唐时期的李商隐，看到的是盛唐的机运行将泯没，只能成为“追忆”的过往。《锦瑟》承载着李商隐一颗忧愤的心，承载的是李商隐的大痛苦，大悲伤。也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只能是一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大哀叹，大感慨。

李商隐的诗所以被称为”情诗”，是他太用“情”了，把一腔“情”物化成词藻、情状、结构，篇章，作了他所要表达思想的“嫁妆”。所谓“情诗”只是李商隐诗的一种独具风格的寓象。李商隐应该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对祖国的忧患，不是“吏呼一何怒”的直呼，也不是“少苦老苦两如何”的直陈，而是“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哀怨惋叹。

《无题》情诗

有人拿《无题》作证，说李商隐就是个“情诗王”。比如“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李商隐写他与妻子，或情人的一场夜饮。“身无彩凤双飞翼”，是诗人自恨没有羽翼飞到妻子或情人身边去；“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诗人与妻子或者情人的心心相印。如此解读《无题》，是对这首《无题》的误读，只会与诗旨相去甚远。

其实要读懂“昨夜星辰昨夜风”，不必去搜寻训诂，只要读懂本诗，便可尽悉其中深意。“昨夜星辰昨夜风”，那是怎样一个夜晚？没有月色，有风，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没有街灯，没有松明，也没有灯笼。如果李商隐想给那个夜一点亮色，不是不可能，但他要的就是那样让人恐怖的效果。除了神秘的星辰，就是黑黢黢的街巷。在街巷深处，狗吠声声，魅影憧憧，蝙蝠在星空穿棱来去，突然会有一声两声夜枭惊心。在这样一个夜晚，谁会与妻子或情人夜游、夜饮、燕乐？

据说，这首《无题》作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那一年，34岁的李商隐刚刚喜得贵子，他不可能带着刚坐过月子的妻子去吃酒，更不可能放下妻子去与情人宴饮。

“星辰”除了天象，还有另一种意思，即如《礼记·祭法》所说：“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诗起兴“星辰”，承接的是“身无彩凤双飞翼”，那应该是“星辰以著众”的一群人。那是一群什么人呢？诗的结尾有交待，“嗟余听鼓应官去”，说明参加宴会的是一群官人，至少是一群僚友。那是一群“身无彩凤双飞翼”的人，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没有治国才能，没有人格，没有官格的庸碌之辈，但勾心斗角，结党营私，投机钻营，玩弄权术，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诗的颈联“隔座送钩春酒暖，他曹射覆蜡灯红”，也说明了那是一群人。“隔座送钩”和“分曹射覆”都是酒令，不管两种酒令同时进行，还是交替行令，给人的感觉总是喧闹，总哄乱。尤其是“分曹”，无疑是一群人在饮酒作乐。《楚辞·招魂》对“分曹”有解释，“分曹”是为了“并进”。《汉书·刘向传》说得更是明白：“分曹为党,往往羣朋”。东汉王逸也有“曹，偶。言分曹列偶，并进技巧”。按现代汉语解释，“分曹”是为了比赛，或者竞技，把众人分成或一班一组，这是需要众多人数的，三个两个人无法“分曹”。据此说明“画楼西畔桂堂东”是官员们喝酒作乐的地方，既适宜他们情感交流，也适宜官员们发泄情绪，因此诗的结尾才有了“嗟余”。

那一段时间，武宗驾崩，“李党”惨败，“牛党”要人李宗闵病故，甘露之变过去刚刚十年，朝野依然人心惶惶。黑暗的晚唐，腐败的官场，盛行“干谒”之风，成了官员们“结党”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无论级别多高，都会有不满情绪，都会有仕途失意之憾，在“牛李党争”的夹棍下，人人怨声载道，这就是“嗟”的原因。有这么个好场所，又有这么个好机会，举杯可以浇愁，诉说可以解忧，长吁当哭，嗟叹当歌。整整喝了一夜，嗟叹了一夜，黎明时分，上朝的鼓声响了，尽管嗟叹不已，但还必须强打精神直奔“兰台”。“走马兰台类卷蓬”，是黎明时分的一幅“卷蓬图”。太形象了，太传神了。官员们带着醉意，带着倦容，缩着脖子，躬着腰背，趴在马上，举鞭捶马，也许有人还在马背上吐酒呢。

如果你没有见过冬季的枯蓬，被夜间的西北风卷飞在荒野上的情景，你永远也想象不到“类卷蓬”的样子是多么仓惶，多么狼狈，多么可笑。“走马兰台如卷蓬”，是这首诗“合”的关键，“合”得幽默，“合”得辛辣。整首诗没有一个情字，也无情可言。诗读到这里，结论应该很明确了：《无题》不是“情诗”。《无题》是一幅揭露和讽喻味道极其辛辣的晚唐官场现形图，是带着历史闪光的匕首，是风雨潇潇中的投枪。

《无题》诗人

有人说，李商隐所写的情诗都用的是《无题》，因为他不愿意明确情爱的本事。是不是这样呢？且看下边这首诗：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这是不是一首情诗呢？从字面上看，它至少像是一首情诗吧？李商隐为什么不用《无题》而用《闺情》呢？当然，不管李商隐用《闺情》还是《无题》，这并不是一首情诗。写一对男女缱绻于“红露花房白蜜脾”中，极尽缠绵，却是同床异梦。如果单纯是一首情诗，不管词字用得多么婉丽，技巧显得多么纯熟，实在是格调低下得不能再低下了，读起来也实在是无聊之极。然而，题在闺情，剑指国情。一旦剥去“情诗”的“画皮”，便会看到这是一首诗品极高的诗，也会看到诗人品格之高。诗在讽喻“牛李两党”，像是“黄蜂”与“紫蝶”，一枝花间采蜜，却各做自己的风流梦，这就是盛唐走向衰败的晚唐的必然之路。

不管是情诗，还是“所谓的情诗”，李商隐没用《无题》，而用了《闺情》，由此看来，李商隐的情诗也好，所谓“情诗”也好，并不都用《无题》，《无题》也不一定都是情诗。

说李商隐的《无题》是情诗，是对李商隐的误读，说李商隐是“情诗王”，是对李商隐的误解。也如李白的《蜀道难》，“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屡逢踬碍，怀才不遇。”（陈世旭语）

子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李商隐给他的诗以《无题》，罩得云云雾雾，为他要表达的事由蒙了一层“情爱”的面纱，是诗人别一种艺术风格，也无怪读者把《无题》作情诗。剥去坚硬的外壳，揭开绵软的奶膜，你不妨当情诗读，既愉悦，又享受。只是，别说李商隐是个“情诗王”。

但有个问题，我们必须追索，即李商隐为何诗多《无题》？李商隐的诸多《无题》诗是写给谁的？比如“相见时难别亦难”。

“相见时难别亦难”，其哀婉，并不亚于“执手相看泪眼”。“春蚕到死丝方尽”，其坚贞，有甚于“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所见之情，深如情海。

有人说，此诗是与妻子分别时写的。有学者考证，此诗写于838年。此年李商隐刚刚迎娶七妹，未有新婚别。也有人考证，这首诗写于851年。此年春夏之交，七妹去世，李商隐应该悼亡，不应该轻言离别。

其实，这首《无题》，以及其他几首《无题》，都是写给令狐绹的，是向令狐绹陈情的诗。有人曾经说过，如果再而三地“陈情”令狐绹，有损李商隐的人格。这种担心似乎没有必要。在令狐家里，李商隐就是一个儿子。楚夫人总是“商隐儿，商隐儿”地呼唤。令狐楚去世周年忌日，李商隐写了一篇《奠相国令狐公文》，把令狐绹感动得哀痛涕零。若非恩重情深，何来泣血文字！令狐楚死前交待儿子，对待李商隐要像亲兄弟。李商隐称令狐绹为八哥，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兄弟之谊，何损之有？

但李商隐去见令狐绹，每次都抱着热望，每次遭到的却是冷眼。冷眼又如何？毕竟是八哥啊！

从道理上似乎可以讲得通，想想也容易释然，但内心深处却难免会像潮水般涌上来一波一波的屈辱。他没有机会将心里话当面说给八哥，他只能写诗给八哥。他写诗告诉八哥，想见到八哥太难了，不光相见难，别时更难。见时虽难，总有希望在鼓舞自己；分别的时候是茫然，是失望，是痛心，是兄弟情谊在滴血。用诗的语言说，是“东风无力百花残”。

八哥不是无情人，不是铁石心肠，关键在于“党争”。八哥并非单纯为了立场和利益，在八哥认为，李商隐背师恩，违父训，大逆不道，这是人性问题，是道德问题，是原则问题。在八哥心目中，李商隐就是个小人。“象”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就是令狐绹对待李商隐的态度。当然，这也是对李商隐的误会，更是李商隐最无法排解的屈辱。李商隐深陷政治泥沼，他无以挣扎，也无法解脱。一边是恩义兄弟，一边是淑艾贤内，他不能割袍断义，更不能背恩休妻。两难的商隐只能对八哥说，他们之间不是一般感情，他对八哥与七妹的爱和忠诚，都一样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腊炬成灰泪始干”。岁月如流，人生易老，“晓镜多愁云鬓改”，八哥你就忍看商隐在岁月中蹉跎老去？吟诗也无不可，但商隐太穷苦了，“夜吟应觉月光寒”啊！商隐一心想到宫廷（蓬山）做事，尽显自己的才华，在仕途有所作为，对国家社稷也有所贡献，但“蓬山此去无多路”啊，他李商隐没有更多的门路和机会。八哥是朝廷重臣，是西王母身边的“青鸟”，你弹一弹指头，就可以让你的玉谿兄弟少些刼难。

当面陈情不得，李商隐便把心里话以诗的形式诉给八哥。只有诗，才能说得委婉，说得锥心，说得彻骨，才能说得让令狐绹动心。诗当然也会流传后世，其中有他的伤心、尴尬和自尊，以及令狐绹的冷漠与绝情，都会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他便像曹雪芹一样，把“真事隐起来”，用了《无题》这样一个朦胧的题目。绿衣黄裳，李商隐以《无题》给他的诗裹了一层薄薄的轻纱，让他的诗充满爱的情调，散漫而深隐在“情”的浓云淡烟中的，是哀怜，是辛酸，是痛楚，是鞭挞，是向乾坤说事，是向历史诉冤，是向八哥令狐绹的陈情。那一层一层薄薄的轻纱就是《无题》，那一团团浓烟淡雾就是《无题》。“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是《无题》，“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是《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都是《无题》，都是写给令狐绹的《无题》。

《无题》空间廓大，装得下天地乾坤，装得下江山社稷，装得下梦里化外，装得下人世间的辛酸，装得下李商隐那一颗悲苦的心。这就是李商隐为何用《无题》。

李商隐应该是“无题诗人”

编者按：卓然，原名王坤元，作家、诗人、辞赋家，山西人，现居北京，出版小说、散文、诗词、纪实、民俗专著多部，获冰心散文奖、刘勰散文奖、黄河文学奖、“凤山杯”全球华人诗词大赛奖。此次特由泾川县文联邀请参加泾川李商隐诗歌研讨会，以李商隐诗歌研究为题，作此论文。本文原发于《光明日报》23年8月18日，特此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