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泾川文化大革命的回顾

　　从某种意义上讲，泾川文化大革命是由街道无业游民和小手工业者在泾川＂四清＂后最先＂发动＂的。

　　1966年4月泾川＂四清＂运动开始，运动历时7个月，共计批斗干部群众3206人，受各种处分的职工195人，补划地、富成份的867户，戴地、反、坏帽子的802人，被迫自杀的232人。（数字見《泾川县志》）

　　到当年11月兰州铁道学院百名师生来泾川＂点火＂，批判＂四清＂工作团领导，12月工作组匆匆撤走，给泾川留下了暂时的冷清和寂寥，此时便有敢为者先。

　　路怀生，小名＂瞎（音：哈）狗＂，时城关街道办事处红旗街（中山街）的一名无业青年，因小时不爱学习，小学沒上完就辍学在家闲狂，是个街道上的小混混，＂四清＂运动中成为红旗街居委会工作组手下一名领头的积极分子。工作组撤走以后他不干寂莫，组织了街道上第一个群众组织－－＂雄鹰战斗队＂。每天在街道上刷写大幅标语，为此书法技艺也大有长进，内容全是＂文革＂官样口号，和泾川現实完全不搭边，但却是当初泾川＂文革＂冷清寂寥中的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覌。

　　此时的路怀生只不过想借助＂四清＂积极分子的热情为＂文革＂多做一份贡献而已，他如能坚持这样作下去，后果或不至于那么惨！问题出在了另外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叫李世威，泾川手工业联社自行车修理部的一名工人，他父亲刻图章，他的几个叔父都是修钢筆、小炉匠等手工业工人。这些人和自行车修理部的大多数职工一样，处于社会底层，属于弱势群体，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为了养家活口，大多被认为有当时所说的＂投机倒把＂问题。＂四清＂中大都挨过整，有得戴了帽子。此时由李世威几个人出面组织了一个＂工人战斗队＂的群众组织，并于1967年2月2日冲击县委档案馆，要求撤销＂四清＂中形成的＂黒材料＂。当时称此为＂二·二事件＂。而＂二·二事件＂的最初支持者就是＂雄鹰战斗队＂，声援的大幅标语貼的滿街都是。

　　人们会奇怪＂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路怀生怎么会和运动中受害者的代表李世威混为一潭呢？这是因为灰色小县城中的小手工业者和社会无业游民间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根＂本就是连在一起的，这也是路怀生个人素质所决定了的。

　　围绕对＂二·二事件＂截然相反的不同评判，几经更复杂曲折的斗争，终于形成了泾川两大派群众组织。认为＂二·二事件＂是革命行为而形成的一派我们权隐其名而称其为＂造反派＂，而认为＂二·二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形成的一派我们权称其为＂保守派＂（或曰＂保皇派＂）。其站队的分野主要是对泾川＂四清＂运动的态度和取向。也就是在＂四清＂运动中的受害者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而＂四清＂中的所谓积极份子和基本群众大多参加了＂保守派＂。当然也不绝对都是这样，有许多在运动中挨了整的干部和群众，在＂文革＂中硬可当＂逍遥派＂也不参加＂造反派＂，这主要取决于个体素质以及对历次政治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从运动全局看，在＂四清＂中的受害者和戴帽者本人并沒有直接参加＂文革＂运动，发起并参加＂造反派＂的都是其亲属、在校子女和历次运动都被批判的地、富、反、坏、右的同情者，即其＂反动＂社会基础。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些人，包括一些机关单位的干部也敏感的嗅到了＂文革＂运动和以前历次运动的不同点，纷纷＂杀出＂原单位的＂文革＂组织，参加到＂造反派＂的队伍中来。他们的視野就大多了，不再纠缠于为＂四清＂受难者冼冤这些小事，而是把目光盯在了夺取＂文革＂领导权，也就是当时＂政权＂的目标上。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能量很大，破坏力极強，所以在这个组织中涌现出了许多＂打人凶手＂，如李世威、楊三元等。

　　和＂造反派＂相对应的另一派组织，最初都是根据运动形式的需要，由各单位领导（＂当权派＂）按运动斗争的方向安排或授意组织起来的，如县委、人委以及政法单位几乎都是一个群众组织，也就是一个派的，几百人从运动开始到结束就沒有人分裂过，他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新的县委、人委等领导班子和组织架构是从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诞生的，原来的＂走资派＂已经在＂四清＂中被清除了。不难看出这些人都是＂四清＂运动的受益者，称他们为＂保守派＂（或曰＂保皇派＂）还是比较准确的。这些人一向被目为社会的正统，大多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素养，和＂造反派＂中许多地痞流氓、三教九流人员相比，社会覌感要好很多，拥护的人也就多。但多为随大流者，战斗力就不強。

　　经过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斗争：＂文攻武卫＂；血腥的武斗；死了好几个人………＂造反派＂终于占得了上风，在上级＂红色政权＂和当地驻军＿＿武装部的支持下，于1968年5月10日成立了泾川县革命委员会，随后，各单位革命领导小组纷纷成立，＂造反派＂的各级头头如愿以偿的掌握了全县从上至下绝大多数单位的政权。但是他们是群草莽英雄，乌合之众，有了权却不知如何使用。＂革委会＂主任是县武装部部长任称序，典型的丘八一个，沒有一点政策经验，而＂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叫李文清，＂四清＂后上台的县委书记，原是＂造反派＂全力要打倒的对象，只是在原县委班子中他的履历算最干净的一个，迫于时势不得不结合他，但并沒有人听他的，剩下唯一能作的就是开展大規模的派性报复活动。

　　8月10日在泾河边召开了＂崔烈追掉会＂，这是＂造反派＂在武斗中唯一死了的一名干部群众。在会上，一大批＂走资派＂和＂坏头头＂被捆绑、罚跪和毒打，许多人遍体鳞伤，残不忍睹，残叫之声声震泾河滩，特别是城关公社书记周荣桂是位女同志，同样遭到非人折磨。

　　10月在太平乡办了一个＂104＂干校，将县委、人委、政法以及各行政单位的干部100余人全部发配到这里劳动改造，这其中除了各单位的＂当权派＂就是＂保守＂组织的干部群众了。

　　于此同时，各单位都开展了对对方组织人员的残酷迫害，以各种名义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毐打、游街和关牛棚等迫害活动。

　　俗话说：人在作。天在看！在实現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以后，中央却作出了一个：少数新生红色政权掌握在了坏人手里，要求调查处理的指示。兰州军区和平凉军分区的便衣私察暗访人员在泾川调研时正赶上了＂崔烈追掉会＂在泾河滩举行，他们目睹了暴行的全过程，再加上他们了解到的其他情况，认定泾川＂革委会＂就是坏人掌权。

　　二十多年后的90年代中，我遇到了新形势下的一位新同事，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原来他就是当年参与调查泾川＂革委会＂的成员之一。当初在平凉军分区服役，是位参谋人员。据他讲，当时两级军区的联合调査组形成定性共识的汇报材料就是在平凉军分区完成的，

　　当年10月，兰州军区、省军区、省革委会宣传隊就进驻泾川进行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消除派性工作！

　　联合宣传隊进驻泾川后表面上平静如初的政局，内核却发生了复地翻天的变化，任称序受到了内部批判，凡由＂造反派＂掌权的单位领导一律撤换，许多在掌权的短短几个月里干尽伤天害理坏事的头头不得不另寻门路逃离泾川，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的张映文、章岚等。许多单位、特别是县＂革委会＂各级部组人员都由太平＂104＂干校解放出来的干部所充任，又一轮拨乱反正式的＂派性报复＂在更高层次上既悄无声息又冠冕堂皇的展开了。

　　在清理＂516分子＂（一个中央点名批判的坏头头组织）运动中，许多＂造反派＂头头被清洗，有得作得很过，如中街小学校长王天德只不过领着不懂事的小学生上街游行支持过＂造反派＂就被投入了监獄，泾川一中学生赵天时被判刑，原因是他担任过＂造反派＂学生武斗队队长。在支援农业号召中大凡参加了＂造反派＂的城镇游民和小手工业者都被下放到偏远农村直到八十年代才落实政策回城。＿＿如楊三元就死在了太平，许多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中学毕业生因勒令交待问题而不许参加工矿招工，与此相反的是参加了＂保守派＂组织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都顺利参加了工作，这其中就有煽动抢枪而致死人命的坏头头………

　　路怀生荣幸的在＂造反派＂掌权期间参加了招工，进入平凉四十里铺造纸厂工作，但最终以＂派性掩护进厂的打人凶手＂被追回，发送到莒子沟劳教所教养，教养结束后在县城摆摊修鞋度过一生。唯李世威后期情况不祥，一零年得知已去世。

　　至此，泾川自67年＂四清＂后纷乱的政局开始走向平稳有序。

　　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文革＂是被全盘否定的，不管＂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有着许多可讲述的有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