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范仲淹等当进入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寺

　　李商隐年轻时，入王屋山学道，世人熟悉。而国学家龚鹏程认为，“李商隐跟佛教的关系，几乎是与道教同时发生的。道与佛，也一直在他身上起着作用”。（《李商隐与佛教》）李商隐写有《忆住一师》，住一就是王屋山的和尚。写有“白衣居士访”、“昔去灵山非拂席”、“楞伽顶上清凉地”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写了《四证台记》《弥勒院碑》《为八戒和尚谢复三学山精舍表》《佛颂》等文，《四证常碑》引“陇右沙门，尚餐松叶”之典故(仅举几例，举不胜举)。

　　李商隐时代，是士大夫普遍学佛法的时代。

　　他一生在情爱、仙佛与仕途之间往复交缠，因人生的无端、哀感太多而写了太多的“无端”诗，因“东西南北皆垂泪”，他向佛，是整个人生问题的安顿。

　　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李商隐在泾州城作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为王茂元写了大量的公文。写泾川的诗有《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瑶池》被认为是在泾川以泾川回山瑶池而写西王母。他虽未见写泾川佛教石窟的诗，但在泾川近两年的时光里，不会不进已开窟300多年成为唐代“古迹”的王母宫石窟寺、南石窟寺、罗汉洞、丈八寺及唐代的泾州龙兴寺。如果未去泾川石窟和诸多佛寺，才不符合李商隐的遭遇与心境。

　　泾川有石窟和佛寺以来，历代名人或经过，或在泾川为官，他们进石窟与佛寺，是正常的生活与人文经历。唐代的王茂元、段秀实、王昌龄、张籍、温庭筠，宋代的范仲淹、滕子京、韩琦等，对北魏石窟这石头上的大书，他们无法回避，是要阅读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