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篇 银匠、染匠、花匠、铁匠、医生和完颜德德

（一）

　　西场里除了几家店铺外，还有两家药铺，一家是杨家药铺，一家是樊家药铺，两家斜对门，各有各的买主。杨家药铺里的坐堂先生与我同姓，外地人，由于种牛痘而出名，人们都称他花匠刘师。刘医生擅长儿科，特别是四、五岁以下的儿童，他只需把小孩手上食指下面的一条很短的血管一看，便知孩子的病症，开些中药一吃便好。当时天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传染病，一旦得上，十有八九要死于非命，种牛痘预防天花，已在人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孩子出生百日后，父母就主动找医生为婴儿种牛痘。当时没有牛痘疫苗，刘医生不知从哪里搞来得了天花的牛身上的脓泡破后结的痂。每当他种牛痘的时候，在小孩的胳膊上用一把三角刀划三道小口子，然后把那黑乎乎的血痂在划破的伤口上擦几下就完事了，一般要种三个。三两日后小孩胳膊上的伤口红肿化脓，肿得像桃子似的疼痛难忍。种上牛痘的孩子，头上还要戴一顶红布做的类似披风的帽子。有的在胳膊上系一条红色的带子，避免别人撞着。这种方法看来十分落后，但那时确实不知保全了多少性命。后来天主堂的洋医生带来了疫苗，种痘时经过严格消毒，划破皮肤后在一根很细的玻璃管中吹一滴白水水就行了。这种牛痘种上以后，三两日有轻微的红肿，稍有痛痒之感，几天就过去了，比起刘医生种的要好的多。从此以后，刘师花匠的生意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有些乡下人请他，他再也不用老办法，而在洋人那里拿了疫苗，按洋人的法子去操作，于是他的生意又红了起来。由于他对儿科病有特殊疗法，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以前，他一直在杨家药铺坐堂，到死没有换过地方。樊家药铺掌柜叫樊述孔，家住在巷子街，离我家不远，这家药铺除正常卖药外，还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聚点。解放后泾川第一任县长孙存弘就在樊家药铺里当医生，樊先生是由孙存弘发展的地下党员，解放后他们都是革命功臣。孙县长后来到甘肃省中医院当院长，近几年去世。

　　泾川最大、最有影响的药铺是完颜家药铺，铺子在中街衙门口对面，店掌柜是完颜先生，名子我已记不清了。他的儿子、孙女和我是同学，我比他们高几班。完颜先生既是店老板又是坐堂医生，医术高明，所以生意火爆，每天人流如潮。完先生店铺里的一名小伙计，大概是他的本家，从小在药铺里做炮制药物、管理和抓药的工作。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解放后县医院就是以完家药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被录用到县医院中医部当药剂师。现在是否退休不清楚。除了中医、西医在解放前三四年间有所发展。自从洋人姚大舟的诊所开业以后不久，有一个退役的军医开了诊所，人们都叫他赵医官，不几年赵医官的诊所倒闭了。解放后赵医官可能被判了刑，他的老婆高大个子，背上有一个大包，生活相当困难，靠卖油茶维持生活，几个孩子当时衣衫破烂，常跟着妈妈在街上叫卖。以后刘长林（现年近80岁）开了同仁药房，张济生开了什么药房记不清了。张济生年龄大，开的早，解放后到县医院工作直到退休。刘长林因历史问题还是什么被下放到农村，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回城，重操旧业，同仁堂的牌子又挂起来了。

（二）

　　我家铺子隔壁是银匠谢师的银货铺，小小的一间铺面，柜台后面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是谢师的工作台，后面的货架上全是制作银货的工具，柜台上两个玻璃匣子放着银货。有女人用品手镯、戒指、耳环等首饰。有小孩用的手镯、项圈、长命锁。男人用的牙签、耳挖、胡子梳等。这些都是他亲手做的，他的压花、锻打、錾凿、刻花各种工艺样样精致，特别是小孩手镯上的小斗、簸箕、槟榔锤、女人的耳环、凤钗，男人耳挖、牙签的制作非常精良考究。我小时候戴的长命锁就是他制作的，锁牌上的麒麟送子形象生动，刻工精巧，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由于他的银货做的好，所以生意也很好。

　　现在想来，过去人们对佩戴首饰是很讲究的，一般家庭妇女至少有一对银镯子、戒指、发钗之类。大概和现在年轻人结婚要三金（戒指、项链、耳环）一样。那时候戴金货的人很少，有人要带一个“金镯子”，人们将会刮目相看，便会认为这人不是达官，便是阔少。因为金子的价格太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做首饰的人大部分是拿几个银元交给谢师，把自己要做的首饰式样告诉他，过几天交钱取货，取货的时候把首饰用戥子一称，与货主交来的银元重量相等，货主按说好的加工费付清钱就算完事。这种交易看起来很公平，但实际上谢师谋取了暴利，只是人们不知道罢了。那时候我经常到他的店铺里去玩，谢师加工银货的所有过程我都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有一次他在后院的小房子里熔化银元，只见谢师坐在小凳上烧风匣，地上放一个长方形的小铁炉子，里面火焰熊熊，炉火中放一个长条形的槽形坩埚，里面放了10个银元，不一会儿银元变成了红色，再变的像红色玻璃晶莹透亮，最后变成红色透明的液体。谢师用两只铁钳夹起坩埚摇了几摇，液体中泛上一点黑色的杂质。谢师用一个片状的铁器把杂质挑了出来，再把坩埚放回火中，然后取了五枚铜板放入液体银中。这时谢师烧风匣的速度加快了许多，不一会铜板熔化在银液中，谢师又把坩埚摇了几下，这次挑出的杂质比较多，清除杂质后把液态银倒入一个条形的模具中。银液由红变暗，最后变成银灰色。冷却后从模具中取出，一个宽约1寸，长约5寸，厚约3分的银板做成了，其成色与纯银无异。我当时问谢师：“爷爷，这里面放大板（铜板）干啥？”谢师说：“不放大板，银子太软不能做首饰”。稍停他又说：“出去不要乱说，说了我打你的嘴。”他严厉的警告使我铭记在心，这个秘密一直藏在心里。

　　谢师把银锭用錾子錾为两节，一节用锤在铁砧上锻成薄片，把另一节锻成一个指头粗的长棒，第二天在院子里摆开了一些不常见的工具。一根碗口粗的木桩约一米来高，上面装上了虎头钳，在两米开外的地方支起了一个木架，木架上装有一个齿轮状的辘轳，虎头钳上夹着一块上面有粗细不同小孔的钢板。钢板长方形，约20×10厘米，厚约1厘米，锻好的银锭一头被锻成尖锥状，插入钢板上最大的孔中，然后从辘轳上拉过一根钢丝绳，绳头上有一个类似虎钳的夹头，钳住银锭伸出钢板小孔的一头，然后手搬辘轳上的木棒，转动辘轳，钢丝绳一点一点地绕在辘轳上，从钢板小孔中拉出银丝来，粗细相当于现在的六号铁丝，这种丝可以做手镯、项圈。若要细的可把这种丝的一头锻成细丝，插入更细的孔中，可以拉成细丝，最后经过多次抽拉，可以拉出细线一样的丝来，这种细丝用来做首饰的链条。片状的物件都是靠锻打做成的，浮雕式的图案都有固定的模具，可以冲压成形，细微的花纹都是靠手工錾凿出来的。器物成形后还要锉磨，凡是要锉的东西都是在工作台上进行，下面有一个铁皮做的四方盘子，五寸见方，锉刀锉下来的粉末都掉在铁盘内，积攒一段时间，匠人使用一盏捻子很粗的清油灯，点燃后嘴里含一根五寸长的竹管子，把灯上的火焰吹向铁盘底部，盘子里的银粉末就熔化结成小小的颗粒，下次炼银时放入坩埚中再炼。银匠在做活的时候，一丝一毫的材料都不会白白损失的。银匠铺还有几家，都是一样的做法。解放后，人们都穿一色的蓝衣服，而视涂脂抹粉、佩戴首饰，是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因此谢师和其他银匠都失了业，回老家种地去了。谢师银匠回家后，一年的粮食不够半年吃，生活不下去就到城里捡破烂。后来，他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城里人做了儿子。谢师到城里经常借这种关系到人家家里投宿吃饭。谢师年纪已老，弓背弯腰，满脸皱纹，衣衫褴褛，脸色青灰，精神萎靡不振，显然生活担子太重，使他衰老的那么快。后来听说他神经失常，整天在垃圾堆里转悠。有人说这是报应，说他过去给银子中掺铜太多亏了人，挨饿受冻是罪有应得。

（三）

　　银匠铺的隔壁是徐师染坊，这也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染坊内外两间，一进门靠墙是一排染缸，大小一样约五六口，缸底下有火道，缸外用泥包裹着，外面粉以白灰。由于长年被染料浸染，使这些白灰变成了油黑色。靠缸的墙壁上固定着一根横木，染房中整天雾气腾腾。店里的伙计和掌柜，四季都系着油布围裙。当时染坊里所染的布都是从陕西运过来的土布，每匹十丈左右，都是白色的，染房里染布只能染蓝色。当时用的原料是叫作兰叶的植物染料，后来有了从外国进口的靛蓝，方形铁皮桶装的，每桶约一公斤，这种颜料使用方便，染色效果也好，所以到民国末年使用植物染料的已经没有了。但操作方法仍然没有什么改进。&

　　货主把布料送来以后，染房老板先量尺码，然后检验布料两头的戳记（戳记是由货主在布两头的布角上盖上自己的印章），验过后把布角折叠成一个小圆蛋，用线绳扎好，把印记包在里面，防止染色时染了有印记的布角，然后放入热水缸内，浸泡一阵，再把布的一头拉出来，淘洗几次，挂在横木上，穿一根绞棒，拧干，再放入第二个缸内，如法炮制，到最后一个缸，布已染成蓝色，再由最后一个缸依次转到第一个缸，漂洗过程全部完成。染一匹布，要在五六个缸内过一次，每次都要用绞棒拧干。所以染房内的伙计个个练的手腕工夫深厚，这就是前面故事里说的，给人上绞刑要用染房伙计执刑的原因。布出缸以后，挂在院中晒干，收布时用一根专用的木棒把布卷在上面，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碾布。

　　布碾子是用一个高约50公分，厚约30公分的大石料做成的元宝形的工具，重约200多斤，碾子下面埋一块1.5米长的大石板，墙上固定一根木棒做扶手，碾布时伙计把布卷压在碾子下，然后用手抓住扶手上到碾子上，两脚踩在碾子的两角上，用力向两面蹬，布卷在下面随着脚力滚动起来，碾子在上面左右运动，像杂技团表演的滚板。有一次我看伙计碾布非常轻松好玩，我便让他们把我扶上去试了一下，那碾子像粘在地上纹丝不动，我才知道碾布也需要冰冻三尺的功夫。碾完以后布上的皱折消失得一干二净，变的平平展展，伙计把布按原样折叠好，写上标签放在货架上等货主来取。货主取货时只需验一下两头的印记就行了。我家铺子里的布匹全是在徐家染坊加工的。一方面离的近是老主顾，另一方面染色质量也好。当时，我们家的染坊是我二爷经营的，可能因为自己弟兄们之间经济来往不好处理的原故，所以从未见在那里染过布。当时染布的颜色虽属蓝色，但有深浅之分，浅的称单蓝，深的称双蓝，价钱也是不同的。这正像现在的平凉醋有单醋、双醋之分；酱油有单酱、双酱；崆峒酒有特曲和双特之别一样。看来以单双区别质量好坏的名称自古有之，并不是平凉人发明的。

　　当时染黑布都是在个人家庭进行的，用一种名叫木烈烈（学名不详）的植物和布料放在锅里煮几次，布就会由白变黄，变综色再变成黑色。染绿色是用槐树花苞（槐米）这种染料，现在还在用，以后发明了煮青、煮红、煮蓝等等，各种颜色都有卖的，大大方便了群众。

（四）

　　贾师是泾川城里最老的铁匠，他在我家门口龙王殿台基底下摆摊子，那时候他已有五十六七岁的年纪，头上留着清朝人留过的辫子，只是辫子已经剪掉了，剩下的像现代妇女的长发，约三寸多长，前额剃的光光的，留着八字胡须。他春、秋、冬三季都穿着套裤，就是到了夏天也要穿上一件缝补的厚厚的夹套裤，由于长年打铁，套裤上留下很多被铁屑烧的小孔和黑疤。每天早饭后，他挑着担子来到这里，城里人大部分都在他跟前打制工具，菜刀、镢头、镰刀、门环、水担钩子、锅铲、斧头等都是他的拿手活。另外，他给用旧了的工具上加些钢，叫铺钢，铺钢以后把旧工具经过淬火处理后和新的一样。贾师的信誉好，人缘关系也好，所以他的活很多，总是整天拉着风箱，抡着锤子，很少有休息的时间。贾师抽大烟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的，有一天下午快收摊的时候，贾师还在打铁镢，跟前的人走光了，我正在龙王殿附近玩耍，这时贾师把刚打过的铁镢放进炉火中盖上火盖，烧了几下风箱，然后把一根通火用的铁条塞进炉火中烧了一会，边烧边从大腿上棉套裤的破布缝里取出一个指甲盖大的纸包，又从风箱的抽屉里取出一片锡铂纸和一根二寸多长的小竹筒，他很熟练的把锡铂纸打一个折，把小纸包内一块黑色的东西放在锡纸上，另一只手把竹筒放在口中，从火炉中抽出烧红的通条往锡纸背面一挨，锡纸上冒出一股青烟，贾师把竹筒一头挨近青烟一头用嘴吸，青烟一丝不露地钻进竹筒，送进贾师的喉咙，不到三五秒钟，贾师一口气抽完了这个烟泡。接着深深地吸一口气，闭上眼睛端坐片刻，很迅速地把锡纸和竹筒放进抽屉，端起茶壶品上几口，又静坐片刻，这才慢条斯理地拉起风箱继续干起活来。贾师人们叫他铁青脸，因为他长年打铁烟熏火烤，脸色铁青是正常的，这次见他抽大烟，可能这脸色铁青与抽大烟有一定关系。

　　泾川城里还有几家铁匠铺，本地人除贾师外还有一家，其他两家都是河南人，牛师是最大的一家，还有几家小炉匠，主要是修补小件铁制农具工具或配钥匙等，以康师、刘师、吕师三家为主。康师最多的活是接铧尖，解放后到机械厂当了翻砂车间主任。刘师年纪最大，快解放时已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走路，还摆摊子，不知什么时候寿终正寝。吕师解放后去世，小儿子继承父业，现今仍做小炉匠生意。西场外边，礼门公所隔壁是曹师掌匠，他也支着铁匠炉子，专打马掌，修整马、驴、骡的蹄子，不管多么性烈的牲口，在他的手中都被制服的温顺老实。对于特别性烈的牲口，曹师用一根二尺多长的木棒子，一端有孔，穿着一根五寸多长的绳圈，把牲口的嘴唇套在绳圈内拧上几圈，牲口的嘴唇被绳圈勒成一个圆球，牲口痛疼难忍，只好仰着头不敢乱动，任曹师摆布。这种工具叫“烈鼻”，小时候我们把上这种刑罚叫着“吃烟锅”，因牲口使上烈鼻，像人抽旱烟时嘴里含了旱烟锅一样。牲口老实了，曹师便从其前胸部位，弯下腰去抓住牲口小腿往上一抬，把牲口蹄子放在一只三条腿的木凳上，或铲或削或钉掌，由于他业务熟练，很轻松地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修完一只蹄子。当时汽车很少，运输主要靠牲口，所以曹师的生意特别红火。

　　我认识的匠人还有修房子的泥水匠，做木工的木匠，做饭的大师和剃头匠等，这些人的手艺和现在没有多大区别，所以没有必要再记述。

　　值得一提的是，1925年前后，泾川县城背街南口一家姓章的，不知过去他的家境如何，可能是有钱人家。当时正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萌芽。那时候的泾川小城，还处在一种极其封闭的半原始状态，大部分人们还沿袭着清朝的陈规陋习，过着小农经济的生活。而章家人已经看到了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在外地购买了好几台纺织机械，办起了棉纺厂，不知办了多久就倒闭了。我在那里玩耍时，见到的已经是乱堆在院子里的一堆废铁，大小齿轮机器座子，纺织的线管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机器零件。机器堆里夹杂着棉花和线头，上面布满了蜘蛛网，一派败落景象。虽然这家工厂倒闭了，但它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启示，社会在进步，大机器必然要代替手纺车。这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大、最多的机器。那时候最常见的只有弹花机、压面机和一两台织袜机及缝纫机。这些机器直到解放后还在使用。

（五）

　　解放前夕，在泾川小县城的“街楦子”中，还有一位非常引人注目、自己也以皇室贵胄自居的完颜德德。老人们讲他的祖先是金代皇室的完颜兀术，人们叫他德德娃。那时候，我应该叫他德德爷才对，因为他跟我爷爷的年龄差不多，约60岁了。他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是因为他的衣着打扮太与众不同了。冬天头上戴一顶狐狸皮包裹的大红毡帽，脖子上围着很长的狐狸尾巴，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毛料大袍子，腰里系着长腰带，袍子的前后襟提到了半腿上，宽大的深红裤子，裤脚装在棕色贴花的皮筒靴里，靴子的鞋头像钩子一样向上翘起。穿着这身颜色陈旧、又破又烂的衣服，显得特别臃肿，却又十分威武。加上他脖子上挂的珊瑚珠，腰间佩带的镶嵌宝石的短刀和手里拿的那只又粗又长的白铜烟袋锅，确实不失王公贵胄的风范。春秋季节，他除了把狐皮帽换成瓜笠帽外，再没有较大的变化。夏天天热时，他脱下大袍子，换上了发黄的白色绸大褂。特别炎热时，绸大褂又换成了竹节汗衫，说起这件汗衫，确实是一件稀世珍宝。过去人们说的珍珠汗衫，是用米粒大的珍珠编串成的，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穿。而这件用约2毫米粗、五六毫米长的小竹管编串的衣服，恐怕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人的汗水浸润，那些小竹管变得发红发亮，真有些珠光宝气，所以我把它叫做“真竹”汗衫。这种衣服是我平生唯一见过的一件。由于完颜德德长年穿长袖衣服，他的脸色棕红，身上的皮肤很白净，赤身穿上这件用小竹管编的、能透出肌肤的又宽又大的汗衫，红中透白，分外耀眼。

　　完颜德德的相貌堂堂，圆形脸庞，浓眉大眼，络腮胡子不太浓密，矮胖身材，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四平八稳。平时他胳膊上总是挎着一个竹笼筐，上面有花花绿绿的丝绸布袋，里面装着碎小古玩，他靠卖这些东西维持生计。笼绊上挂一个小木板凳，需要休息或摆摊时，取下板凳就地落坐。此人脾气古怪，不善与人交往，在街上和他打招呼的人也不多，不是知心朋友便不聊天说话。他的主要活动场所在南门外、衙门口和隍庙一带。

　　大概到了50年代，泾川街道上缺了一个“大壑壑”，这位具有皇室血统、又一直保持女真族特色的人物离开了人世，后来有人说他是1960年饿死的，真是天不睁眼。随着时光的流逝，完颜德德的形象在泾川人的心目中淡化了，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果以1960年70岁计算，他应生于1890年，即清光绪十六年前后。令人费解的是在“元灭金，绝宋世”以后的600多年中，女真族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在远离女真人故乡的泾川，这个完颜氏家族却顽强地保存下来。完颜德德不因世事变化而改变族别，不因朝代更替而改变服饰，他是一位真正的女真人后嗣。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没有被同化了的女真族人。因此，我把他称为“女真族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