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宝春：泾川唐大云寺舍利地宫遗址存疑

薛宝春：泾川唐大云寺舍利地宫遗址存疑（原创）

甘肃省泾川县王母宫景区　薛宝春

　　[摘要]1964年12月，甘肃省泾川县出土了唐大云寺地宫瘗埋千年的金棺银椁及14枚佛祖舍利等惊世文物，当年即被评为“全国考古十大重大发现”之一。但是这批国宝在现世后却几经波折，一直以来不为外界所知，直至千禧伊始，才逐渐被外界知晓。因而对于这批文物的学术研究也迟迟少有学者涉足。本文就这批文物，以存疑之名妄自发声，或为谬论，惟期大方学者对这批文物在学术上给予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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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12月，甘肃泾川水泉寺村民在一次平田整地中意外发现了唐泾州大云寺瘗埋佛祖舍利的地宫，并出土了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及14枚佛祖舍利。这一发现虽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没有被及时向外界报道。但这批文物在佛教舍利瘗埋制度上的特殊历史地位是无可动摇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称其“最早将中国传统的棺椁藏制引入佛教，反映了唐代在舍利瘗葬制度上的划时代变革。”1971年被郭沫若鉴定为国宝级文物，藏于甘肃省博物馆至今。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具有着特殊意义的文物发现，就其现有的出土资料来看，对照现存历史文献和同时期瘗埋舍利的地宫出土情况，在诸多方面存在疑点。

　　疑点一：隋代泾州大兴国寺地宫“金瓶”消失为那般？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重新关照一下唐孟诜所撰《泾州舍利石函铭文》。在这篇铭文中，尽管其间多为恭维之辞，但对于隋代大兴国寺舍利塔开掘、迁葬情况及迁葬后的供养人作了一些较有价值的交代。

　　在铭文的开篇部分，孟诜写道：爰有古塔遗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这里的“兹寺”应当是指武则天与5年前下令敕建的大云寺，而非隋大兴国寺。兹者，此、这。特指前边已经提及的。况且此时大兴国寺俨然已经荒废被大云寺替代。前文又没有提及，因而不能当做大兴国寺理解。“之右”交代了古塔与“兹寺”的相对位置，按照大云寺的皇家建制，寺院应当是坐北朝南，因此古塔应当在大云寺的东边。然而古塔已经破败不堪，只剩塔基，但这塔基也“高惟及仞”。古代一仞大约为七八尺，换算成今天的长度，大概在两米左右。但是当年隋文帝在《隋国立佛舍利塔诏》明确规定，舍利塔不能各依喜好，要“所司造样，送往当州”，按照国家统一建设标准样式进行修建。古建筑学家刘敦祯先生认为从隋文帝的建塔诏书和杨雄等《庆舍利感应表》，以及《幽州悯忠寺重藏舍利记》记录来看，仁寿元年的舍利塔是方形的五层木塔。这也说明为什么仅仅在时隔90年后的武周时代，在经历了隋末李世民与薛举的泾州之战之后，大兴国寺作为皇帝敕建，应该是重点打击对象，以致这座古塔“壤甓既零，榛芜遂积”。

　　孟诜看到这种情形意欲修葺，便去一一拜访了附近僧俗中有威望的年长者。当问到主管大云寺寺院后勤事务的维那时，维那婉言向孟诜表露了同样的心愿，“出法言”曰：“以为伊昔拘夷，爰分舍利，甫覃八国，俄遍十方，斯阯腾辉，必是遗好，每将穿究，苦乏资力。”有了这位宗教界高僧的支持，孟诜心下一喜，当即表态说：“勉加开显，当申资助”可见当年大云寺开掘隋代大兴国寺古塔地宫是受到官方同意，并且获得了朝廷资助的。

　　资金到位后，孟诜与地方官安定县令陈燕客现场督办，与寺内众僧一起见证了地宫的开掘过程。当挖掘“未倍寻”时，发现了隋代地宫的砖室。寻，是古代长度单位，等于八尺。若以一尺为30厘米估算。“未倍寻”，即不到两寻，也即十五六尺的样子，换算为今天的长度，约为4.5米左右。地宫为砖筑结构，这与近年在其他地区隋代仁寿舍利塔遗址的考古发现的同期地宫形制相符。并随即发现了这次开掘所要获得的佛祖舍利。孟诜记载说：“爰得石函，中有硫璃瓶舍利十四粒”。在这次发掘中，虽然佛祖舍利保存了下来，但是对地宫出土的附属文物、石函题刻及内壁壁画情况等只字未提。至于是否对石函隋代题刻做过记录更是未可知了。然而这其中有一个最大的漏洞就是，据隋著作郎王邵《舍利感应记》“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与其内”的“金瓶”却不知去向。既然是“以琉璃盛金瓶”，那么当年孟诜等在取出舍利之前，必须先取出金瓶，再从金瓶中倒出舍利。只一句“倒瓶伫降”带过，不知为何。

　　究其原因，揣略有三。一是隋代舍利入函时金瓶被人顺手牵羊盗走。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一是当时分派各州的都是皇帝信任的高僧大德，都是首都的皇家寺院派下来的，拥有巨额专项经费；况且舍利自“起行道日”，“任人布施”，即使每人捐资“不得过十文”，自长安西路西来，所经州县富贾大户必然争相捐资，布施肯定不菲。一个小金瓶这点小便宜不值得冒这杀头灭族风险。二是孟诜等人大约向朝廷申请的资金有限，故而私自将这个金瓶扣下，作为这次古塔修葺、舍利迁葬的费用，故而在铭文中含糊其词也未可知。但是依据下文来看，这座隋代古塔并没有被修葺，也没有重建，应当耗资不大。这批舍利在供奉《大云经》的大云寺，对于崇信佛教又急于想利用佛教稳固自己政权的武曌来说，所批费用必然不吝。三是可能对于大周帝国大员的孟诜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金瓶根本不放在眼里，觉得不值一提。可是这种猜测成立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因为即使这个金瓶再怎么不值一文，对于连同佛舍利出土文物来说，同琉璃瓶一样它已是佛之圣物了，怎么可以轻易忽略呢？。

　　或许历史的是一个调皮的孩童，总是让你难以捉摸。也许它仅仅是一个疏忽吧？在此存疑，留待方家解惑。

　　疑点二：隋代泾州大兴国寺地宫与唐代大云寺地宫是同一个地宫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依然从孟诜的铭文入手。在铭文的后半部分，依然多半是称颂之词，不必细究，只看“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已亥，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的话语。这句话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唐代瘗埋舍利的具体时间，“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已亥”；二是瘗埋舍利的地点，“迁于佛殿之下”。后半句表明，这批舍利没有被原地瘗葬，即隋大兴国寺舍利塔地宫被就地废弃，但是也并未另起新塔，而是在佛殿之下重新筑造地宫（根据1964年出土情况来看，唐代大云寺地宫基本参照了隋代大兴国寺塔地宫的形制），并将舍利“迁于”新筑的地宫之中。其中缘由，知识浅陋，尚不得知。尚若此前九州之内没有在“佛殿之下”筑地宫埋藏舍利的先例的话，那么这也应当是唐泾州大云寺在舍利瘗埋制度上的又一个革新，颇可值得探讨。

　　但是，根据上述推断，隋唐两代泾州大兴国寺和大云寺的地宫不在一处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尚若因为笔者粗鄙，误读了文献，得出错误的结论，权当儿戏而已。

　　疑点三：两朝皇家寺院隆重瘗埋佛祖舍利，因何随葬如此寒酸？

　　据文献记载，仁寿元年（601）六月乙丑，隋文帝诏废天下公学，唯留国子学生七十二人，同日颁诏，选派高僧大德三十名，各配带二名侍者及散官一人，熏香一百二十斤，分往天下三十州起塔供养舍利。这与90年后，武则天在全国敕建大云寺的行径如出一辙，无论出于怎样虔诚的因由，其实都是为了利用佛教来管理国家。废学兴佛，其意明了。

　　幸运的是，泾州大兴国寺被隋文帝钦点为第一批在全国供奉舍利的寺院之一。可是就是这样一座皇家寺院，从唐代孟诜所撰的铭文中来看，似乎再没有其他发现，最起码没有什么令他意外的“重大”发现，因而对于地宫内的情况不名一字。但从《隋国立佛舍利塔诏》记载：“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止丁及用库物”的记载来看，虽然隋文帝在兴佛之时，考虑到建国不久，国穷民难的实际情况，不忘爱民，不忘节俭，要求民众节俭随心限额布施。但是这样的规定，以皇诏的形式颁令天下，谁敢怠慢。从长安出发，一路泾川而来，队伍浩荡，“初入州境”，沿途各州府县衙“先令家家洒扫”，“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仪容齐肃。”（王邵《舍利感应记》）。由此，各地方官吏、豪商富贾、普通百姓争相施舍的场面可以想见。“限止十文”的规定，恐怕也是徒有虚名而已。况且还有税收和地方库存做保障，并命令“总管制刺史已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皇帝给当州县尉以上所有公职人员放假七天专司此事，他们能好意思不有所表示吗？何况又是“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停止一切军国民生事务，专门办理此事，节俭修塔的设想只能是在一位封建帝王的慈悲与淫威下化为“江山一片大好”的虚景。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建造的皇家寺塔，不禁令人做庸俗肤浅的妄想：地宫有没有宝藏!?但是从全国至今发现的隋仁寿舍利塔中，地宫中的随葬品的确有点“寒酸”。基本都是石函装铜匣，甬道散落铜钱等代表佛教七宝的小件。但是这与当时佛教瘗埋舍利的制度是相符的。

　　至于唐代，提起舍利地宫，不禁让人做法门寺地宫一样奢华的梦想。但在泾州大云寺地宫中，就目前出土文物情况来看，的确有点令人不太“甘心”。在孟诜的铭文中，除了对地宫发掘及舍利安放做了简单交代外，用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女皇的圣德和所谓瑞相。对我们今天看来有着高超艺术成就的金棺银椁的制作者及其过程，甚至连铜匣、银椁、金棺这些器物名称也只字未提，更不用说随葬品了。参照甘肃省文物工作队1966年发表在《文物》第三期上的《甘肃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对出土文物的清理情况来看，除了我们熟知的金棺银椁而外，随葬品可谓寒酸！只有“十二个金属发钗（其中金钗一、银钗十一）。发钗长短不一，长着8.4厘米，短着4.8厘米。甬道还有‘开元通宝’铜钱五十三个”这极不符合当时大唐帝国的国力和财力。尽管前文维那向孟诜表达了寺内财力的困乏，但既然这项活动上报朝廷，并且得到专项拨款，加之又是在新建的大云寺发现佛祖舍利，对于武则天来说，这不正应和了她是当时之佛，是佛陀转世的传言吗？这是佛祖感应的瑞兆啊!因而，受到武则天额外的御赐也是情理之中。

　　当然，至于是否确有御赐，这些珍宝是否另有藏处，目前尚无文物出土可以佐证，也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资说明。

　　疑点四：1966年《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中所提到的“六十余人姓名”因何未曾面世？

　　发表在1966年《文物》杂志第三期上的《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是目前对于泾州大云寺发掘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官方报告。该文对石函大小及题刻情况做如此表述：函呈方形，高28.3厘米，正、背均宽50.5厘米，两侧49.5厘米。涵盖呈复斗（当为覆斗覆）式；……函之四面刻铭文及“施主”们的姓名等。

　　但就目前所能看到的铭文抄录及石函拓片来看，铭文末尾罗列的官员、僧人名单中，官20人、僧17人中，并未看到1966年《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中“除此之外，在石函上还另刻有马崇礼僧悟玄等六十余人姓名”的题刻拓片及相关更加详细的资料。笔者根据泾川县辑录的《泾川县大云寺文史资料选辑》中所引1966年《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中的拓片资料经过仔细辨识后发现：有文字的拓片5份，分别为石函的顶部及四面。其中第一个（原文附图三）是涵盖题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第二、三、四个（分别为原文附图五、六、七）均为孟诜所撰铭文的正文部分；第五个（原文附图八）有“施主们”的名姓，从“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至“师睿道寂”。与我们今天看到的铭文抄录完全吻合。那么“在石函上还另刻有马崇礼僧悟玄等六十余人姓名”的铭文到底刻在哪里呢？唯一的推断就是石函的底部。

　　那么石函的底部到底有没有刻字呢？如果有，除了这“六十余人姓名”之外，又记录了什么呢？会有地宫随葬物品的清单吗？这些仅凭目前官方公布的现有资料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就仅有的资料，我们也不妨探讨一些其他方面的疑问。在铭文末尾的官、僧题刻中，因何没有文中出现过的维那、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颖川陈燕客的名姓？

　　在古代寺院中，“上座、寺主、维那”共称三纲，共同管理本院事务。但是在这份名单中，却只有“上座复礼”和“寺主志筠”而无维那的法号？此外文中提到过的“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颖川陈燕客”在文尾也没有题刻。

　　分析个中缘由，大概是因为受石函大小的局限吧，石函的书写面积十分有限。原因是：一是整片文章惜墨如金，对舍利的发掘和瘗埋过程仅用一两句话简单带过，大部分篇幅偏向于对于皇帝和释迦、舍利的赞美。二是对于文中出现过的当州官员、本寺维那没有再做复缀。而且对于本州官员明显之只刻录了很少一部分，而采取“客为上”的原则，记录了7位来自周边县区的官员姓名。其中还有已经退休的“前沙洲长史博陵崔撝”，可能是年已古稀仅有待遇没有实衔的朝散大夫孟诜的朋友。僧人法名也明显只有一部分，一个刚刚建立的皇家寺院，不可能只有十七位僧人。而且这些僧人里边，也必然有周边各大寺院的代表。所以这些人物，极为可能是当年瘗埋舍利过程中的德望、出力、资财最多的一些中心人物。尚若石函底部果真还有官、僧、俗施主的名姓，照题刻“中心人物”的第五个拓片的提名方式来看，最多只能题写40个，因而对他们的题刻应该是极为简单的，大约是“地名+姓名（僧号）”的形式，又是在石函底部，所以也只能是些次要人物了。

　　当然，以上论述，只能是凭空的臆断而已。没有题刻有“六十余人姓名”的拓片，一切都是妄言。所以，只能做题刻“六十余人姓名”拓片面世的奢望了。

　　综上所述，甘肃省泾川县隋代大兴国寺和唐代大云寺的学术问题还存在诸多尚未解答的疑惑。而这些问题对于从学术上彻底搞清这批文物及其附属问题和进一步巩固、提升泾川大云寺舍利的文化地位和宗教形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在建设泾川大云寺佛教文化园之前颇为紧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它将为进一步完善和科学大云寺佛教文化园的文化内涵、规划定位、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及建设过程中的文物例行挖掘提供十分有利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1966《文物》第三期

　　2、（隋）隋文帝《隋国立佛舍利塔诏》，张怀群辑《广弘明集》卷第十七

　　3、（隋）王邵《舍利感应记》，张怀群辑《广弘明集》卷第十七

　　4、（隋）孟诜《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文》

　　5、游自勇：隋文帝颁天下舍利考，2002.4

　　6、《仁寿舍利塔的样式》

　　7、李森《青州隋仁寿元年〈舍利塔下铭〉石刻考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