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渐话泾州

　　公元前5世纪，就在孔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劝说各诸侯国的君主实行仁政以减轻天下百姓苦难的时候，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在对世界的思考中觉悟人生真谛、宇宙真相，离开王宫，出家证悟，创立佛教，宣扬苦空无常、缘起解脱，成为觉者佛陀。

　　 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希望变革的时代，东西方同时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东方的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他们几乎同时思考寻求着解除天下人苦难的办法和途径。而佛教教义以其文化历史因素的优越性以及适应人类生存及精神指标的普遍性规律而迅速传播，成为当时最成功的的思想宗教。它与儒道诸教思想有所不同，它直指阶级制度森严、互相杀伐的黑暗现实下一个个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让人们从现实生活的苦痛中释然顿悟，放下，解脱，实现从现实苦难中超然成佛的美妙希望。

　　 佛教一经创立，虔诚的信众迅速膨胀，很快便成为古印度许多国家的国教。伟大的阿育王更成为杰出的护法者。由于诸多王国的大力宣扬推广，佛教迅速传遍传遍全印，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北经巴基斯坦和中亚诸国，向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传播，史称佛教东渐。

　　 把佛陀的教义传到人口众多、文明繁荣的中原地区，是佛教徒美好的心愿和崇高的使命。于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虔诚的佛教徒渐渐多了起来。这些走出本地的佛教徒往往身怀绝技，德高望重；他们一路讲经说法，疗就疾病，每到一地，总是先在当地的上层人物中发展信众。

　　 曾经连接中国和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交流之路又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最为重要的通道。前往西亚和印度的商人许多成为最早的信众，他们和印度本地的高僧一起沿丝绸之路把往来见闻和佛教教义带入中原，又与本土的儒道文化结合成为适合中原本土的佛教文化，即汉传佛教。

　　 从长安出发，地处丝绸之路东段的泾州是帝国最为重要的战略重镇之一，它扼守长安西大门，拱卫京师，防御西北少数民族对京城的威胁和袭扰。历代王朝对泾州的守卫极为重视，政策倾斜，行政级别高，往往派心腹大臣重兵镇守。加之泾州自古自然条件优越，水草丰茂，地域广阔又适宜耕种和放牧，能养活众多人口，这也使泾州更加繁荣。从汉代开始，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屏障，还是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和物资中转站，据史料记载，泾州是帝国当时最重要的军马场。

　　 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使泾州成为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城市关隘和驿站之一。从长安出发西行的商贾旅人，在车马劳顿之后在泾州休整，准备迎接西域的大漠荒寒和万里征途；从月氏、大秦印巴和西域诸国一路东来，历尽艰辛、疲惫不堪的各色人等，在这里放下行囊，洗去万里黄沙的仆仆风尘。不同于西域各地的风情和繁荣使他们感到一股浓浓的汉风迎面扑来。虽然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长安，但如同多年未归的游子回到了梦中的故乡一般，一切都格外亲切美好。家就在村子的另一头，何必着急，不妨先看看家乡的风物变化，嗅一嗅浓浓的乡情和泥土风味。在“上之回所中”的泾州，他们用清澈的泾水从容的洗去疲惫，在身心得到充分的休息后，向目的地长安出发。

　　 在这些人中，就有不少的佛教徒，他们是寻道者和布道者，对他们而言，泾州不仅是驻足休憩之地，也是他们传经布道的极佳场所。优美的地理山川，不正是佛祖安身的好去处么？物阜人众的人文环境不正是弘扬佛法的最好环境吗？外国僧众沿丝绸之路不断内传，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昙摩蜜多等优秀的僧人经泾州到长安乃至中原，中国僧人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经泾州前往西域取经，他们使佛教伦理得以全面发展。

　　 扼守长安第一重镇、通往西域第一关堞的地位，决定了泾州在佛教传入中原过程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可以这么说，佛教在长安和中原盛行之前，已在泾州做了预演。1979年在泾川县玉都镇太阳墩村出土的华盖鎏金铜佛，是国内佛教早期圣物的典型代表，它的出土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现存于县域内凤凰沟内的吊吊塔是汉传佛教初期的代表性石窟，为汉传佛教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最早的物证。这一切说明，泾州在佛教东渐中无可替代的作用。泾州是曾经的佛教圣地，是佛教传入中原的重要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