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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泾川大云文化的产业基础支持及愿景向往

2013年01月26日 来源:作者原创 点击数:

  泾川由于其不可替代的地域资源优势和独具一格的文化地位,随着国家战略规划的东迁西移,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策持续不断的吹送,即将呈现出其绝无仅有的价值。这不光是近年来地方政府统筹、投入形成的储备,更主要的是:千百年历史底蕴辐射出的光芒,与这个大潮涌动的时代的应对。如何做好挖掘、推出,是目前做精做强我县文化产业的期待所在、核心所在。大云文化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担当和负责任不仅义不容辞,更应首当其冲。

  一、大云文化的地理意义

  自然地理:泾川地处北纬35°11´-35°31´,东经107°15´-107°45´,位于祖国版图的几何中心,这样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一个心脏的部位,一个黄金点,无论从心理、从经济、从任何角度讲,都是一个让人舒服、容易接受的位置。“武皇无路及昆丘,青鸟西沉陇秋树;欲问生前躬祀日,几烦龙驾到泾州”(《全唐诗》),这首诗虽为唐代诗人胡曾所写,但诗的掌故却在汉代,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泾川已经有了一条链接中央政府的官道---回中道;唐代时,泾川作为古都长安京畿区,古丝绸之路穿越其间,大量的人流、物流,组成浩荡的西部景观。两条高等级的干线公路,在打开泾川对外开放窗口的同时,也让泾川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如今的312国道、银武高速公路,和即将建成通车的西平铁路,让今日泾川再次展开低空飞翔。

  远古时代的泾川,除了己经发现的60万年前大岭上古人类遗址和5万年前“泾川人”头盖骨之外,还有大象、披毛犀这些热带动物、植物化石,都在不约而同地、从恰当的角度证实着同一史实:中更新早期,或更早,泾川已经有人类生存、繁衍,热带、亚热带气候化育着生生不息的倾世万物。秦汉时,泾川一带“以谷量马”(《史记·货殖列传》)。唐代诗人李商隐代表泾原节度使撰写的《奏临泾平凉等镇准式十月一日起烧贼野草状》一文说,由于异常丰茂的草木形成的“青纱帐”,给戍边,以至国防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恳请朝廷准许当地政府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焚烧活动予以清除。从另一角度看,泾川的植被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如《诗经·豳风·七月》描写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茶薪樗,食我农夫。”(豳州即包括今甘肃泾川)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记载,“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乾旋坤转,沧海桑田,如今的泾川为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温10°,年日照227小时,降雨 555毫米;海拔950-1406米之间,作为陇上粮仓高地,作为国家品牌“金苹果” 重要组成区,泾川正在释放出历经千万年蛹变后的美丽和神奇,煤炭、石油的面世,又组成了新的时空链接和应对。

  人文地理:无论是浩如烟海的史前文明,还是83朝559个皇帝组成的流光溢彩的浩缈星空(包括区域性的397个“帝”和162个“王”),泾川这块即涤荡着神话,又滋生着坚定;即有和平的屡屡升起,又有罪恶的不断坍塌的土地上,从来都不缺乏潮涌和光砾,从来就没有期待的缺席。“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诗经•皇矣》),公元前11世纪末年,泾川境内已经有两个国家——阮国、共国,从西汉至明代,泾川从郡治到州治所在,名称经历了安定、临泾、泾州,建制级别升迁和称谓变更的背后,是政权嬗变、是政治再造、更是战争的纷呈叠起。约公元1125年的周文王征阮伐密(密须国,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公元前273年,周赧王灭义渠国(泾川辖属义渠国,义渠国,今甘肃宁县境内,);东汉光武帝刘秀、更始帝刘玄谴王师平定临泾;东汉末年,曹操自长安北征安定。皇帝亲征的高级别战争,规模最大、最富诗意的当数公元519年李世民和薛仁杲的圻墌城之战(圻墌城,在甘肃泾川县境内),此战是唐王朝的立国之战,同时也奠定了中国后世版图的基础,更具意味的是交战两方的最高指挥官一个是大唐王朝的秦王,另一个则是大秦国的皇帝。年龄均为18岁。28年后贵为至尊皇帝的李世民视察泾州时,触景生情,挥毫写下了传世之作《经破薛举战地》。以泾川为题材的战争频繁、密集,著名的青石岭战役、羌族起义、吐蕃入侵保卫战等。这些战争的性质我们无需去考量、去介定,无需将其脸谱化,但有一点却必须予以厘清,泾川特殊的地域属性和位置,所赋予的政治禀赋和军事价值,远在交战方赋予的意义之上,远在战争外,有数百年前传来的声音为证:“外阻河朔月,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关中安定,此系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控扼两陲之咽喉,边衢之门户,壮西服而控远夷”。

  泾川作为西部重要的文化地标,文化资源匹配丰富,元素构成多样,有考古的、宗教的、文学艺术的、民俗风情的、姓氏的,等等,无论那一类门,那一支干,那一元素,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处于前沿,甚至领衔位置。重要的有西王母文化、佛教文化,他们即有形制建筑昭示,又有文献支持和浩荡的信仰推崇,西王母文化无论是作为历史的、神话的、道教的、民俗的、文学艺术的(张怀群《西王母五论》),还是作为一个规模化的文化组织系统,它的扑朔迷离、变幻莫测,它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性,给人们带来敬仰的同时,又有神秘和神圣的暗暗涌动;泾川的佛教属汉传佛教,它从登陆泾川的那一瞬起,身后就有丝绸之路、有国际大文化的映照,随着丝绸之路申请世界遗产意愿的成功实现,泾川以大云寺、南石窟寺、百里石窟长廊为代表的寺窟文化也将导出其卓越的普世价值,并跻身世界主流文化圈地。

  精神地理:以西击犬戎、俘虏五王而著称的西周第五任国王周穆王姬满,作为一位熟稔文稻武略,一位马上开疆拓土、马下安邦抚民的英武君王,他对后世最大的贡献、最具影响力的方面,不在打伐杀略,不在东征西讨,而是对和平外交政策的最大化运用,这是一种双赢战略,一种具备现代文明元素的、国际化的对话方式。他宴会于瑶池,与西王母对歌《白云谣》、《黄竹歌》(见《穆天子传》、《诗经》),即是双方对国是国策意见的交换,又可理解为心灵的倾诉和交流,因为西王母对国家的治理是政教合一的方式,具有西方国家的政治元素,而周穆王是绝对的人治和独裁专制。可以说,周穆王通过与西王母的宴请约会,寻找到了大国之魂、强国之魂,此举不光使他个人的帝王境界得以空前提升,更是国之幸、民之幸也。汉武帝刘彻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享有至高威望的皇帝,他是意识形态领域集偶像与领袖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他先后11次拜谒西王母,连接国都长安与泾川的回中道因此横空出世,它出场的初始身份应该是御用之道,泾川王母宫因此就成为了一座皇家的心灵后花园,它在用它的澄明、清凉秒杀着世俗的污浊和游离物,它的神圣和高端让所有直面它的心灵会瞬间归于宁静,并放送出植物的馨香。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是重复,还是宿命再现,《步虚辞》“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这种神秘的路径我们无法探知,但周穆王姬满与汉武帝刘彻所处时代相距近九个世纪,却出现了让世人叹为观止的默契,俩人极尽长寿,一个105岁,一个年届70岁,一个在位55年,一个在位54年,俩人都是文攻武略、建树丰硕的极品皇帝。对此,我们诠释的路径选择只能是西王母文化,虽然这种解读不是最具权威的,但,也是一个风险较低的说法吧。

  从1990年12月7日开始,台湾西王母信众就踏上了跨越台海、跨越意识形态领域有着一定分界的朝圣之路,这条路虽然漫长、艰辛,但对朝圣者来说,却是一条温馨之路,一条心之路,回山下每年总有他们湖蓝色的身影跌宕起伏,他们或长磕头、或行大礼、或匍匐前行。据著名西王母专家张怀群《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20年》一书说,1990年后的20年余年间,共有遍及台湾全岛的上千个朝圣团,成千上万的以女性为主的朝圣者来西王母祖祠寻根谒祖。

  百里石窟长廊,是泾川的又一佛教文化胜景,从西起的王母宫石窟寺,到东至的泾明乡太山寺石窟之间,约600个窟龛和窟中石井,绵延百里,其石窟群落规模宏大、建筑造像形制多元多样,附属的浮雕壁画一望无际,特别是配套的修禅僧房,以及用于储存粮食及水的仓库窟更是星罗棋布,预计每年有近万人的僧侣从长安、从关外来此闭关、提升(关外,即萧关,宁夏固原东南),因为,这里是有他们心中真正的圣地,永远的圣地。

  2004年5月29日、2012年4月21日,两支神秘人群悄然降临泾川,他们的到来和出现,为沉寂己久泾川陡然增添了一抹暖意和温情,同时,也揭开了泾川鲜为人知的、隐秘的一面,他们分别是以黑龙江阿城市完颜部族代表团和湖北通山县阮氏宗亲会代表团,至此,泾川作为完颜、阮姓皇胄王室真正的宗源地,被正式认祖归宗,这是源与流的完美融合,是血脉文化不可阻挡的潮动,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我们与世界相遇,我们与世界相蚀,我们必不辱使命,得以与众生相遇”。

  二、大云文化溯源

  大云文化以《大云经》为前提,两者互为因果,《大云经》是因、是本、大云文化是延伸、是衍生。

  《大云经》正式以官方身份面世时,其地位、待遇是国教,与宪法对等,它的出场使武则天作为皇帝的女性性别得以空前认定,无论法典、舆论界、民意,共同的理论、思想依据就是《大云经》。实际上,此前的公元421年,《大云经》己经由古印度人昙无谶在地处河西走廊的北凉国敦煌译出(北凉,现在的甘肃武威),经过260年的大浪淘沙,出自同一手笔的“姊妹”篇《大般涅大槃经》《金光明经》、《大方广三戒经》己先后“出阁”(翻译作者同为昙无谶),或在寺院里飘荡,或在流动的佛珠上找到了归宿,只有《大云经》静卧《大藏经》里,不是它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缺乏接应、应对。公元690年,它被唐朝僧人薛怀义从尘封己久的佛经中请出,并推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最高点,因为武则天需要它,大周王朝的皇帝岗位需要它,它因此举世瞩目,因此光芒四射。公元690年,“神圣皇帝”武则天67岁生日的前两个月,《大云经》被颁行天下,其合法身份得到准入,且跃居佛法经典首席,与此同时,一道圣旨从武则天的朱笔下飞向全国,从两京洛阳、长安开始,大云寺建筑潮如雨后春笋,泾川大云寺至此在泾河北岸拔地而起。

  与全国其他大云寺不同的是泾川大云寺的选址,从大周朝散大夫孟诜撰写的《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可知(孟诜,汝州梁人,即今河南省汝州市),这里“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棒芜遂积”,只有一座六七尺高的佛塔向世人昭示着曾经的辉煌与风光,因为它是曾经的大兴国寺原址。就在大云寺修筑工程动工开挖的瞬间,又一震惊全国、乃至世界宗教界的秘密凌厉问世,一十四粒佛祖释迦牟尼真身从隋代舍利塔下地宫回到世人面前。

  也就是说,泾川大云文化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近一个世纪,停在公元601年农历6月13日,这一天又恰恰是一个人60岁的生日,这个人就是有着“弘法护教”治国理念的隋文帝杨坚,就在这天,他下令全国30个州供养舍利子,这个舍子正是不断隐匿、又不断与世人相遇的佛祖舍利。

  三、大云文化的神秘追寻

  《大云经》从地处北回归线附近的古印度踏上西部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展开了与自身命运的纠结,因为这里的粗犷、砥砺,充满了尖锐和高远;因为这里的隐秘和诡谲,充满了向往和期待,“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唐朝张说《乐府·杂曲歌辞·踏歌词》),“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唐朝岑参《白雪送武判官归京》)。还有至今涌动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楼兰国。他们共同接纳《大云经》的同时,一种宿命也从西中国悄然升起,它就是大云文化。

  公元421年至公元690年,《大云经》在哪里?

  二百六九年,是一个漫长的岁月,其间,中国历史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到唐、再到武则天的大周王朝,国家分分合合,人民聚聚散散,大大小小的皇帝也在走马灯似地换。但,有一点从来都没有变,那就是尧舜禅让制后,高度垄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王道皇权思想,这种体制下的中国,匹配的唯一资源就是绝对服从,包括生存权与主体的分离,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道思想出场,并且占据席位时,才有了男权观的出现,但它并不具备法定意义上完整的主体资格,只是皇权思想的一种妥协,一种民间让渡,更是它的一部分,尽管这种权利的再分配表现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出了对家天下草民百姓最大限度的宽容和施舍,但,男权层面的中国并没有因此发生预期的改变,因为,还有一半性别的人连最基本的人格保障也不具备,他们只是一种附属,一种存在的形式,这就是女人。大云文化长达几个世纪的沉寂、失语正在于此。《大云经》主张的是女权,这种权利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权、公民权,而是皇权,这等于是让自汉武大帝刘彻以来请上神坛的“国教”---儒家文化直接下课,即得利益集团不答应,国家元首皇帝也不会答应,因此,它最好、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静静地躺在汉字里,或者安乐死。

  武则天与隋文帝、释迦牟尼冥冥之中相遇,大云文化王者归来!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以大兴国寺为基本设施的佛祖真身舍利,在大周王朝之前,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稀有殊姿,显自忽持之运”(《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泾川籍文化学者王金生的白话译文是:“令人惊喜的是无比珍贵的我佛真身舍利在佛光普照神州的良辰显现,它的贵重和美妙都是无与伦比的”),文字和历史为何同时缺席?这一问题有待有识志士的进一步考证。笔者主观认为,形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战争、战乱。隋朝虽然为以后的王朝贡献了大国理念,产生了第一位民选皇帝隋炀帝,是唯一让日本称臣的我国封建王朝,尽管如此,它并未逃脱短暂的悲情宿命。泾川由于地理位置形成的多元、多样文化并存、交叉,这里除了改朝换代必须例行的战争外,如李世民与薛举(薛仁杲)圻墌城之战,还有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在持续不断地上演: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四月,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合兵10余万入侵泾州,泾州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迎战,大破突厥;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燕郡王李艺在泾州造反,李世民命吏部尚书孙无忌讨伐,李艺逃至乌氏,被部下斩杀(乌氏,今甘肃泾川)。由此看出,泾川除了具有滋长勃勃雄心、纠纠英气的野性和豪迈外,还有忍辱负重的禀赋,佛祖舍利自从融入其中以来,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经受着尘世熙来攘往的风吹和涤荡,因此漂浮、模糊。

  武则天与《大云经》的结合,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组织系统,它的坚固和锐利牢不可摧、攻不可挡。公元960年10月,随着泾河北岸的传来的一声震惊世界的惊叹,“圣神皇帝”武则天再次与隋文大帝杨坚和佛祖释迦牟尼相遇(佛经教义,见舍利如见佛祖),这不光是又一美仑美奂组合的产生,更是一次国际化、全球化最高届别会晤,因为,他们三人分别是多项世界性纪录保持者,与此同时,大云文化再次现身,进入公众视野。

  一锨下去,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被铲出,佛祖显灵,真身舍利再次与二十世纪中国史界泰斗神奇相遇,但却与世界失之交臂!

  武周王朝从开始建制,就充满了惊险和悬念,它跟隋文帝治下的隋王朝一样,由于体制、国是等多项指标具有反叛性和实验性,所以,在他们宿命的昙花一现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感慨的材料,大云寺同样也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武则天绝顶的政治智慧让她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最后日子,选择了放弃,也选择了接纳,她放弃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王朝——大周,又接纳了一个久违的身份---妻子,这样,她保全了自己名节,却让一个王朝瞬间瓦解。公元705年,刚刚履新上任的皇帝唐中宗李显,第一件工作就是捣毁大云寺,这位先后两次当政,不被母亲武则天看好的皇帝,性格一向懦弱、斯文,但对大云寺的清洗、封杀却决绝、果敢,泾川大云寺地上建筑物再次消失。随着明洪武年三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公元1370年),有着3000年文明史的泾州古城一夜之间不翼而飞,留下了一个至今无法破解的秘码。由于泾州古城的整体消失,大云寺留存后世的影响也从此绝迹。

  1964年农历10月,泾川县城关公社组织群众在泾河川平田整地时,意外铲出一个洞口,随之,佛祖舍利再次惊艳现世。1971年9月19日,79岁高龄的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当代著名史学泰斗郭沫若面对14粒数量庞大的佛祖舍利群时,不仅对此壮举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一言九鼎:“舍利石函,贵在石函。”但,由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扑朔迷离,泾川佛祖真身舍利现世,这一世界级重大题材,只仅仅停留在了几份国内佛教杂志“内参”上,泾川大云文化被挡在了世界大文化门外的同时,另一宗同一时点、同在省博物馆接受郭沫若鉴定和触摸的武威马踏飞燕却飞出国门,飞向了世界。

  大云寺佛祖舍利十四粒,套函五层,如何破解其中的数字密码?

  民俗学专家张怀群认为,由于“七”是构成佛教文化的主要元素,如:地、水、火、风、苦、乐、命,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前的七佛之说,以及出生后的七步步步生莲、箭穿七鼓等,大量质性、量性资料都在为“十四”这一神秘而又熟悉的数字解密;《隋国立佛舍利塔诏》让各州作七日佛教法事,第一个七为皇室祝福,第二个七为庶民祝福,等等;以上颇富创意的推测和假定,笔者表示完全支持的同时,根据本人史学积累,和近年来对大云文化学术层面的知识掌握,提出几点保留性意见:首先,隋王朝是一个相对“亲民”的政府,通过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又通过政事堂议事制、监察制、考绩制来强化政府的考核机制、监督机制,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取信于民、还政于民,特别科举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资源的再分配,是对东汉、魏晋以来兴盛不衰的门阀制、士族制的一种绝杀,可以肯定地说,隋王朝是一个闪烁着朴素共和思想的政府机构,所以,在分封佛祖舍利的国是活动中,一方面要体现大国风范:通过外交渠道调协的舍利资源丰富,受封舍利的地州覆盖面要广;另一方面为体现全民性、参与性,分封诸州的舍利数量要上规模,因此,泾川的十四粒佛祖舍利只代表数量的宽泛,只是一个概数,不是直接的、具体的,正如古文言文中的“三、九、百、千万”;从隋文帝杨坚个体经验看,杨坚陕西华阴人,又名普六茹坚,刚一出生,就方头阔脸垂耳,头部角质层组成一对犄角,满身隐起鳞甲,在父亲隋国公杨忠和母亲吕氏看来,这是一种灵异现象,暗藏玄机。十三岁前,小杨坚一直由一位尼姑照料。佛教讲缘,从隋文帝杨坚的成长、长大,到后来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不光是一个人的历史、一个大国王朝的历史,更是一部佛教中国经典史。因此,对隋文帝杨坚“弘法护教”下的广施恩泽、敕分佛祖舍利国事活动中的一些细节安排,不能从简单层面的大概念、大文化去揣测、推理,而应该深入到主体隋文帝杨坚本人心理、审美,以及其对佛学知识全面、系统的掌握上去理解、去挖掘。经书记载,“十四”表示“无畏”,即,使众生返照自性,获得解脱;使众生旋转知见,苟遇火难,火不能烧;使众生旋转观听,虽遇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使众生入于罗刹鬼国,鬼自灭恶;使众生六根消复,临当被害,刀段段折坏;菩萨明照十方,使众生不受药叉、诸幽冥所害;使众生不受虚妄声尘系缚;使众生行于险路如行坦途,遇贼不受劫;使性多婬者,不生色念;使怀忿记恨之人不生瞋恚;使一切昏钝无善心之人远离痴闇;使无子众生,欲求男者,令得生男;使无子众生,欲求女者,即得生女;使众生持观音名号者,所得福德与恒河沙数无异。广义的“十四畏”,是指观音菩萨与十方、三世、六道等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令诸众生获得十四种无畏的功德。隋代泾川的地理位置、军事地位举足轻重,泾川代表西部,是封分舍利中最西端地区,佛教主张下的“西方”,恰恰又代表着“希望”、代表着脱离往身后的极乐世界;泾川又是当时国都长安的“护城”、东大门,两者的唇齿关系进一步诠释着泾川的国防价值,因此,有了雄踞西中国的“无畏”泾川,才有无敌天下的大隋王朝。

  现在呈现世人眼前的泾川大云寺佛祖舍利至少有两项指标领先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是棺椁瘗埋舍利第一;二是金棺银椁套函截止目前世界范围内没有第二。有一个问题,这也许不能作为问题,只是笔者的瞎掰活,那就是佛祖舍利使用的石、铜、银、金套函和琉璃瓶,正好组成了又一个神秘的数字“五”,这里的“五”有没有意义,如果有,是什么?从佛学角度讲,有“五身”说,即:现前通达诸法无相,自性清净之离戏智慧分即是法身;由法身的妙力无边清净显现分即是报身;从报身中根据清净不清净所化众生各自信解随机显现分为化身;三身现分毫不混杂分即是现前菩提身;三身无二无别分为不变金刚身。舍利是佛祖往身的遗留物,等同于释迦牟尼佛,它在“五身”的掩映中,发送出无边无量的法力。另外,从中国的神秘文化看,最重要的“五”结构就是“五行”。五行分别处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又有各自的元素和属性。这五种元素,即金、木、水、火、土,“五行相杂以成万物”,天地万物都在这五种元素的基础上形成。

  不管怎么说,“十四”和“五”总有一个最具权威的答案,一个最后的答案,这个答案或者潜伏在历史的某一缝隙里,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或者只有隋文帝、武则天知道,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就像玛雅人贡献的玛雅预言、古埃及人贡献的金字塔一样,我们将永远无法走近、无法去触摸,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会成为今后新兴大云文化产业最大、最主要的卖点之一。

  四、大云文化要素

  舍利文化:舍利梵语音译为“设利罗”,译成中文为灵骨、身骨,是一个人往生,经过火化后所留下的结晶体。佛教专称释迦牟尼遗体焚烧后的珠状物,后也指高僧死后烧剩的骨头。泾川两者兼有,如宝宁寺发掘的比丘惠明舍利,大云寺佛祖真身舍利,其中,大云寺舍利还包括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硫璃瓶,五位一体,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石函史学价值最高,主要在对铭文的承载,实际是对珍贵历史文献的一种担当和责任。大云寺的佛祖舍利为舍利之精品、极品,不是因为其资源的高强度稀缺,而是因为佛祖身份的至尊至贵,其无尚显赫的宗教地位,昭示着世界上1亿多浩荡的佛徒圣僧。隋代泾川以直隶州泾州名位进身全国30个州,并分得和印度佛教最鼎盛期的最高领导人阿育王同时代的隋文帝亲赐的一十四粒佛祖真身舍利。刚刚终结分裂、终结战争,完成中华统一大业的隋文帝,面对新政、面对百废待兴的新王朝,他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开始了复兴梦想,他以文化立国、文化强国为出发点,以科举制代替士族制,从而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政治资源的高度垄断及优先权;以佛陀真身舍利为支撑的佛教文化和传统的儒教等文化互补,形成更为强大的思想基础和战略布局。

  寺庙文化:早期的“寺庙”一词包涵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三月乙酉“分命近臣祈晴于在城寺庙”,元明以后,泛称意义上的“寺庙”一词仍然不是非常流行,明清方志中,祠庙,寺观仍然是各自所属的两大类别。本文笔者运用的寺庙即为新概念“寺庙”,即:用于从事宗教仪式或活动的公开性屋化建筑。寺庙文化,是一个宽泛名词,它是以建筑物为载体的所有文化现象总汇。泾川大云寺前身为大兴国寺,其寺庙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一是庙宇建筑:分为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以地宫为主的地下建筑,包括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舍利子、金银钗,以及彩绘壁画、铭文;地上建筑有隋代和武周舍利塔,大殿。由于自然、人为因素形成的毁坏,加之缺乏相应的史志资料支持,现在对大云寺地上建筑物的掌握是很有限,跟史实与真相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只能透过石函依稀看到那些已经消失的身影,那些曾经的身影,“爰有古塔遗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大周朝《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在法事活动方面,《隋国立佛舍利塔诏》安排具体、详尽:“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十月十五日奉舍利入函这天,“总管刺史己下县尉己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隋国立佛舍利塔诏),实际上,佛祖舍利入函瘗埋享受到的是最高规格的国葬,只有帝王才有的待遇。30州下葬舍利当天,都产生了美丽奇异的天象和故事,隋中央政府官员王劭专门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舍利感应记》。《法苑珠林》、《广弘明集》记载了泾州大兴国寺冥冥之中的神奇“泾州大兴立塔,三处各选旧石,非界内所有,合用为函,恰然相合”;《泾州大云寺石函铭并序》一文再次印证佛祖舍利的天人感应现象,“建茸之始,访耆颜而靡详,光影之奇,在休辰而屡警。”

  考古学文化:我国的考古从东汉始至今日,最初作为单一学科门类,后来逐渐发展、丰富成为一种文化,这不光是内涵和外延的同步提升,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文接纳和投入。泾川大云寺考古主要包括遗迹和迹物两部分。遗迹主要为地宫,遗物相对较多,如石函、铜匣、银椁、金棺、琉璃瓶、舍利子等。大云寺的庙宇、舍利塔实体建筑,因为历经隋、武周两朝修建、重建,以至1370年的全面灭失,这为当前的调查考证带来了困难,也为研究领域提供了极为开阔的视觉空间。首先是横向看,看与隋大兴国寺、武周大云寺同一时间条线的同类同质建筑的考古发现:看形制,看重要文化元素组成;另一重要参照,就是泾州古城地下文化层的文物标本、遗物。有着三千年文明史的泾州古城,历经商周到明洪武三年二十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商、西周、秦、西汉、东汉、魏国、西晋、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魏、隋、唐、大周、后唐、北宋、金、元、明),大云寺作为古城文明的一部分,两者间的应对关系是存在的,也是肯定的;其次,是纵向看,大云寺地宫遗存相对完整,一方面要透过石函铭文去捕捉、网络大量的考古信息,把其中的文献资料完整复原回去,与历史事件、人物、时间、地点等相关元素逐一逐项对接,找共性、找差异,以至结果。1964年农历10月泾川大云寺地宫意外发现,第一时间涌现出的大量遗迹、遗物,受条件限制,其中的部分物件很快氧化,以至消失,如金银钗、彩绘壁画等。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文字记载、通过目击者的记忆描绘去走近、去感受,直接的、面对面的现场感无法得以实现,这也是当前急需复原的主要题材之一。另外,要对地宫内的形制建筑模式、物件摆放位置、石刻画像、壁画内容进行研究,即研究单位物件与地宫的关系,又研究物件与物件、物件与遗迹、遗迹与遗迹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作的后面都蕴藏着大量的考古期待和考古诉求。

  五、大云文化产业思考

  定位: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不同地区不同角度都有不同的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定义是:按照工业化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和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大云文化由于构成元素分布领域的不同,其属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比较突出,作为文化这是一个诗意的质地,一个绝对的亮点,但是,如果将其转换为产业时,就要保持高度警醒,因为,文化产业是一个工业化操作,一个商业过程,由此,就涉及到了产品的设计、成本核算、市场规划和营销。如何实现大云文化的产业化愿景?如何处理好大云文化各构成要素间的再分配、再布局,以此更好地完成其产业化目标实现?这就涉及到了定位。

  大云文化产业定位思路:突出主题、提升功能、创意包装。

  主题的突出实际上就是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大云文化首先是宗教的,其次才是历史的。它的宗教属性决定了它信仰的力量、感召的力量。因为《大云经》和佛祖真身舍利的神奇组合;因为隋文帝杨坚和女皇武则天神话般穿越、相遇,魅力宗教和神奇历史重组,再次挥发出一种魅惑,一种无法抵挡的心灵呼唤,这不光是大云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更是压倒性的品牌魅力所在。

  泾川的寺窟资源相当丰富,规模恢弘,以百里石窟长廊为翼带,以南石窟寺为核心,以大云寺为领导的寺窟集群,组成了西部最为状观的人文景观。随着丝绸之路国际品牌地位的不断凸现,周边相邻西安、洛阳寺窟文化产业基地的持续升级、强劲推动,泾川大云文化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组群带动、板块拉升机遇。大云寺塔、殿、宫三位一体,特别佛祖真身舍利又为寺庙之魂。祭拜功能完整,是大云文化核心产能的基础,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寺院、法事建制,才能使这方面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由于大云寺为重要的古遗迹、遗物分布点区,大量现存文物需要得到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保护,已经遭到毁坏、灭失的又有复原诉求,因此,大云文化的考古研究、学术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其实,拜佛和研究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大云文化产业的包装设计前提,必须是国际大市场,必须瞄准大众化的审美诉求和购买意愿,同时还要具备可操作性和受众认同度。这主要源于大云文化的产业基础配置:佛祖释迦牟尼、隋文帝杨坚、“神圣皇帝”武则天,不光属于中国,尤其属于世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历史上的高度,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位一体,组成了大云文化产业的卖点。

  布局:

  大云文化产业建设必须立足于软、硬件的同步、快速、有效增长,即基础设施规模化,主题文化凝练化,两者的增长预期必须以产业的科学化、系统化战略布局为前提。大云文化的产业布局分为远景布局、业态布局。

  远景布局主要体现在战略性、全局性、协调性方面。首先要立足于长远规划、立足于国家项目资金的对接、立足于建设项目的区域性协调和项目内的相互支持。大云文化目前的园区建设,字面上已经有了画地为牢之嫌,大云文化是世界的、是中国的,是属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心存慈悲、爱好和平的人的。如“印象云南”、“印象刘三姐”,连这么小概念、小概率的地名、人名却在“印象”,似乎成了所有人的事,与所有人相关,不去还不行!大云文化以寺庙文化为主体,类似产业的前期投入规模很大,离开国家的项目支持做起来很有难度。虽然目前我县在财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建筑布局,但后续资金保障已经成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省级相关项目出发,去研究、去破解。汉传佛教从洛阳的白马寺开始,一直蔓延至西到泾川,北魏时期,佛教兴盛全国,把持朝政长达13年的胡太后(名胡充华,北魏宣武帝太后,孝明帝生母,安定临泾人,现甘肃泾川人),由于与泾川的地脉血缘关系,举国家之力,在泾川一带掀起了建窟造佛热,以南石窟寺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基地应声而起,一直到隋大兴国寺、武周大云寺,泾川一直处于佛主流文化最前沿,因此,泾川大云文化产业布局要立足区域群带,放眼全国,着手县内佛教文化资源整合。

  既然文化产业是一个工业化的运作过程,那么就要讲产出,讲产值。大云文化的业态布局实际上就是针对效能的,大云文化产业园内各建筑项目之间、项目内的文化元素表现,不管是相关、相邻,还是软的、硬的,都要纳入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管理,都要以提高产业市场占有率为出发起点,以效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

设想:

  1.设立泾川大云文化研究院

  目前的大云文化产业园区称谓只是为了更好地寻求国家扶持项目,完成项目对接,实际也是一个生产车间的设计,只管产出、产量、产能,即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功能等多项指标的扩大再生产,这样的直接利益,是速度、是效率,但很容易使产业建设落入俗套,一味盖庙造佛修殿,缺乏主题突出,缺乏体裁表现,建议成立大云文化研究院,负责园区总体规划、园区生产的学术、文化支持,以及建设统畴;负责园区一体化市场营销战略确定和执行;负责大云文化的节事策划、故事编撰、影视剧创作等,大云文化研究院为政府下属的企事业机构,研究员组成面向国内、外佛教界高僧、专家,以及历史学者(包括考古学专家),它是大云文化产业园区的中枢组织。

  2.大云文化产业园远景规划蓝本

  大云文化作为继西王母之后又一重要文化品牌,拥有得天独厚的人脉、历史、人文资源,其园区规划应是融入多项多种文化元素的全景式规划,泾川的佛教史总与两个重要的城市有着难以割舍的地缘关系,规模期是北魏都城洛阳,重要期在隋、武周时期。历史在这两个王朝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是轮回、还是重复。隋朝在隋文帝之子隋炀帝时代,两都并存,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武周时代,两都再现,也是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这个冥冥之中的巧合,使两个在中国历史上建树卓尔不凡的王朝,都很匆促地提前告别了历史舞台。泾川大云文化的兴衰交替,以至最后的全面沉寂,与这两个王朝休息相关,他们是大云文化产业园区重要的文化母体;同时,园区规划要尊重本地并存的西王母文化,尊重本地特殊的山水地貌牲征,并对南石窟、百里石窟长廊等同质同类文化作出应对。目前的园区面积已经与其丰富的文化资源无法匹配,只有将泾水、五龙山,以至田家沟生态景区纳入园区,统筹规划。这样即形成了一个前水后山的完美组合,又增添了一个神秘的山水文化元素,至于与无文化附加值的田家沟景区的结合,正好是一种资源互补、一个精妙的配对,也算是对地缘关系的一种友好解释吧。

  3.大云文化产业园运营模式选择

  针对大云文化产业园区多种文化形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业态现状,目前亟待解决的是管理体制的大胆创新和机制条线的多向、多轨制运行。经营当中,即要打破大而全,又要抵制简单化的、单一的;要因时因地治宜,差异化、区别化对待。园区采取“一园两制”,或多制。对佛祖舍利在内的塔、殿、宫,交还佛僧,通过寺院运行;对文物类,交由博物馆管理;对文化艺术部分,通过公司化动作,虽然这种行政的、计划的领导退出,有助于园区各职能区域功能的最大限度发挥,有助于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园区主题的突出、园内各组织的统筹协调、园区的综合服务功能和综合营销水平提升不能地建立在简单的协作配合上,而是科学、有效的管理,是制度体制下的坚强领导,也就是所谓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4.大云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元素的再呈现

  《大云经》、佛祖舍利、隋文帝杨坚、武则天等作为大云文化的基本元素,已经通过历史、考古、佛学等做了交待,还有地宫遗迹的无声倾诉,但这只是一种单方面的单向诉求,缺乏双向沟通、交流,缺乏互动,如何补位于这个时空差形成的历史性缺席?如何让这些沉寂多年的文化元素再次释放出千年不变的鲜活和芬芳?

  strong>(1)编撰故事

  大云寺兴衰沉浮的过程,是神秘的,也是离奇的,虽然在它的身后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历史的身影,但这并不影响组成这个过程中的很多细节有过温暖、有过灵动,甚至人性光芒闪烁的瞬间。这正是它魂的部分。因此,在园区建设中,我们必须对这方面的文字组织工作优先做出安排。一是通过隋、周舍利塔诏、石函铭文进一步挖掘、梳理,从中过滤出情节性东西,之后,创意性展开;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开阔的一面,就是通过深入研究隋唐历史、泾州地方志,以至相关文学艺术类作品,找出线索、找出源头;另外围绕佛学、大云经也是一个路径。二是从民间广泛采集、征集相关大云文化的传说、文物等,这个不能仅限于当地,可以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因为大云文化发展史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真空,有很多实物的、文字的见证物,都在我们的视线外,超出我们的想象是肯定的,也是绝对的。


  当然,编撰故事也不能无边无际,过于离谱,而是应该顺应园区文脉主体、主题,达到转化文化资源,提高产品品位,增加园区文化内涵的目的。

  (2)情景体现

  情景体现实际是历史知识的一种通俗化表现,是已经铅华荡尽的历史的艺术再现。它对渲染园区文化氛围,激发游客情感想象和参与具有重要作用,大云文化开发、建设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思路,同时,也是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出口。比如,如果只是单纯地让游客通过烧香拜佛来完成对大云寺塔、殿、宫、舍利的游览,虽然这是一个心灵塑造的过程,一个神圣的时刻,但从经营角度讲,受理服务的时间短暂,稍纵即失,效益有跟没有一样。大云文化由于其历史文化专业要求水准相对较高,通过游客的体验有一定难度,缺乏可操作性。我们可以让他们着着古装、骑骑马,设计一些富有情趣的简单情节让他们体验体验。但完整的情景体现,我们还是要由剧本创作、舞台编导、艺人演艺来完成。如果将泾水纳入园区规划的话,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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