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林：大云寺文化产业园应成为泾川佛教文化的研究中心

　　一、消除历史陈见，正确认识大云寺的历史地位。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记得几年前一位大和尚曾提出过把大云寺改名为大兴国寺的建议，当时我也同意这个建议。原因有二，一、《大云经》历来被认为是伪经。二、大云寺是武则天为自己登上皇帝宝座而下诏修建的。这种陈见由来己久，不仅在一般人中常见，佛教界的高层人士中也有这种看法。后来看到著名史学家杜斗城教授的研究成果《北凉译经论》中考证《大云经》是古印度高僧昙无谶北凉时期在敦煌译出的，时在公元422年左右，距武则天颁《大云经》早260多年。这说明《大云经》是真正的西天真经，而不是伪经。武则天向全国颁《大云经》，只是起了一个大力推广和宣传的作用，应当无可厚非。

　　《大云经》中塑造的王夫人（即净光天女）“其形端严、人所爱敬、护持严戒、精进不倦。” 由于国王生了此女故，“谷米丰熟、快乐无极、人民炽盛、无衰耗病苦优恼恐怖祸难、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邻比诸王咸来归属。”继王位后“威伏天下，阎浮提中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 这充分反映了大乘佛法中男女平等的理念，大乘佛法主张普渡一切众生，当然也包括女人，女人也能成菩萨成佛。佛让净光天女做国王不是要她去享受做国王的荣华富贵，而是要她“受持五戒，教化所属城邑聚落，男女大小受持五戒、守护正法、摧伏外道诸邪异见”普化众生的。

　　女人占众生的一半，而这一半在教化中是难度最大的。《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叫刘全的人，因他的妻子把自己头上的发钗给了化缘的和尚作布施，而被刘全责骂被迫上吊自杀。可怜的女人做了这么一点善事，却招来杀身之祸。倘若要听和尚们宣讲佛法，或经常到寺庙里去拜佛焚香，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难度就在于中国的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束缚。而净光天女在这一半众生中弘杨佛法，那就会是另一种情景，就会少许多麻烦，会有更多的方便，这百分之五十众生的教化也就容易的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云经》的普世价值就更高了。

　　佛法面前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人人都能成佛，法门不二。男人能当皇帝，女人也应能当皇帝，《大云经》把女人推上至高无上的王位，继承皇权，把众生平等理念提到了顶峰，在古印度的佛教教义中可能是正常的，但把它放到这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国度里，是有违孔孟之道的，这可能就是《大云经》被尘封几百年、甚至一千多年来被视为伪经的原因。

　　武则天称帝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后妃曾掌握过皇权，从汉代的吕雉到清末的慈禧，她们随然大权在握，但都不敢自称皇帝。所以武则天称帝是震惊朝野，史无前例的。后人对她的评价也就有天壤之别，有人认为是“千古一帝”，有人则认为是“一代妖后”，不论怎样她当皇帝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大云经》出现，给了她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这就是“君权神授” 。武则天颁《大云经》于天下，在全国建大云寺就是她利用神权、君权和女权向男尊女卑伦理观念的挑战。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她在天授元年七月辛巳颁《大云经》于天下时，就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但她毫不退缩，利用手中的生杀大权，先后“贬邢文伟为珍州刺史、”诏天下立大云寺时，遭到大臣岑长倩的极力反对，被“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蕃。未至，召还下狱。”这些措施是对她权力和权威的宣示。《大云经》的颁发和大云寺的起建，从客观上起到了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和冲击封建礼教的作用，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隋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颁发分发佛舍利、起塔的诏书上指名道姓是颁发给泾州大兴国寺的，可见当时的泾州大兴国寺是一个在佛教界很有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大寺院。它的规模、建筑肯定非同一般，兴建时间肯定在隋代之前的北周或北魏。然而，到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建寺时间只有九十年，供佛舍利的宝塔己经成为“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的残败遗基。按常规如果没有人为因素，一般古塔保存五六百年，甚止上千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兴国寺宝塔是什么原因倒毁的？

　　泾州大云寺只见《旧唐书》“载初元年秋七月…令诸州各置大云寺”的记载，“诸州” 应包括泾州，按当时以金棺银椁瘗埋佛舍利及以散朝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写石函铭文的情况看，这件事应是武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史书没有记载？供佛舍利的泾州大云寺什么原因、什么时间被毁？这些历史悬案都有待进一步考证。

　　总之：

　　泾州大云寺的佛舍利是古天竺高僧从古天竺国带到中国。

　　公元601年( 隋仁寿元年)由隋文帝颁发到泾州大兴国寺起塔供养。

　　公元690年(大周天授元年)武则天颁发《大云经》兴建大云寺时发现古塔遗基，出土佛舍利，又重新起塔以中国式金棺银椁瘗埋供养。

　　公元1964年10月泾川人乔碎成、贾树林、贾林元等农民在泾州古城遗址水泉寺平田整地时，又发现唐代塔基地宫，出土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舍利瓶、佛舍利一十四粒等瑰宝及石函铭文。泾川县文化馆张映文组织萧逢民等及时进行清理和保护，使这批珍贵文物无一缺失和损坏。

　　公元1965年——2012年泾州大云寺佛舍利及五重套函在甘肃省博物馆，经中科院院长历史学家郭沫若亲自鉴定，以国宝级规格进行保护。先后在日本、新加坡、法国、英国、瑞士、科罗地亚、美国及香港、北京等国家和地区展出。

　　公元2007年8月大云寺舍利塔在唐大云寺地宫原址修建，塔高95米，

　　公元2008年5月12日峻工，重现唐风宝塔。到佛舍利归位宝塔地宫之日，即是历史上又一次保护佛舍利工程的完成。

　　泾州佛舍利的供养和保护，源渊清淅、传承有续，泾川人现在所做的工作，将会和隋文帝、武则天一样被载入史册，成为泾川保护佛舍利链条上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

　　二、准确界定大云寺和大云寺文化产业园的定位，是弘扬佛法和佛教文化研究和谐发展的基础。

　　泾川大云寺博物馆的修建，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努力的过程。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曾经到处奔走呼吁、搞征地开发、搞规划设计并日夜守护在这里的张怀群、张光复、赵生金等先生，他们是大云寺博物馆建设的开拓者，先行者，他们为大云寺博物馆的建设立过汗马功劳，人们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更应当感谢泾川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是他们顶住了各种压力，在地方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申报项目、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和资金、成立领导机构、真抓实干才使大云寺博物馆成为今天这样规模庞大、气势挥宏、时代风格显明的建筑群体。它将和隋大兴国寺、唐大云寺一样名炳青史。

　　博物馆建成了，今后怎样发展，现在提出了办好大云寺文化产业园的构想，我认为：

　　大云寺文化产业园（以下简称产业园）应包括大云寺和大云寺博物馆，（或大云寺和产业园）两大部分。一个是弘杨佛法的寺院，一个是研究佛教文化和发展文化产业的实体，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必须作出明确的界定。统一领导，按照各自的性质独立开展各自的工作，发挥各自的作用。统一领导，按照各自的性质发挥各自的作用。又由于泾川新建的大云寺是国有资产，因而不同于一般寺庙，在管理上应与别的寺院有所区别。但无论什么性质，寺院必须有寺院的职能，必须成为名副其实的寺院。泾川大云寺是产业园的核心，没有大云寺，就谈不上产业园的存在，所以必须界限分明。

　　这个问题的提出可能有些为时过早，但是两者的矛盾迟早会表现出来的。

　　因为，佛教有它自己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有它自己的任务和目的，有它自已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有它自己的戒律和制度。佛教寺院是通过僧侣，用各种佛教规定的礼法程序吃斋念佛、修持自身；举办法会道场、讲经布道、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功德园满后，往生极乐世界为最终目标。这是寺院的灵瑰，没有灵魂，就只能是躯壳，躯壳是没有生命力的。

　　佛教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佛教本身，一个是研究者，一个是被研究者，不能认为是一回事。

　　我们的宝塔建起来了，寺院修起来了，佛像供起来了。地宫和殿堂的设施也是前所未有的高规格、高标准、高级别。为什么仍然是门庭冷落的情景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把寺院没有办成寺院，也没有把博物馆办成博物馆。就现在情况看，只能是一个研究院或文管所，这就大大影响了大云寺发展的进程。要办文化产业，必须要有文化资源为支撑，大云寺的文化产业，要靠大云寺来支撑，现在的大云寺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云寺，即是佛舍利归位地宫，仍然不能称为寺院。真正的寺院必须是“三宝”俱全。佛、法、僧三宝缺一不可。佛宝要通过僧来供养；佛法要通过僧来弘扬；佛法的一切礼仪规制，要通过僧来体现；众僧与佛陀之间的各种信息要通过僧来勾通；佛的意志要通过僧来传达，所以僧是佛陀的信使和佛法的体现者，在三宝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有人要为自己的亲人做法事，在自己家里摆好了香案，拱起了佛像，如果没有和尚来念经，这个法事就做不起来。香案和佛像就是虚设。即是你照本诵读了经文，但是你没有受戒，不懂得佛教的法规礼仪，达不到与佛陀沟通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如法”，不如法你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效果，所以三宝中的僧宝是其他人不能替代的。只有佛、法、僧三宝俱全，才能成为真正的寺院。

　　研究佛教文化的人，可以是僧人，可以是居士，可以是一般信众，也可以是根本不信佛教的人士，还可能是信奉别的宗教的异教徒。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研究佛教文化的专家学者，但这些人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僧人。同样研究佛教文化的人提出的论点不一定是付合佛教教义的论点，不一定能得到佛教人士的认同。同样，僧人不一定就是懂得佛教文化的学者。二者也不能等同。

　　大云寺是大云寺文化产业园的核心，要给它划出一定的范围，提供必要的设施和条件，要按佛教的规制，修建寺庙和殿堂，聘请高僧大德为主持，进行管理和开展佛事活动，精心守护和供养佛舍利。不然佛舍利就象放在博物馆中一样，只能是一件珍贵的展品。只有通过僧人精心的如法供养，才能使佛舍利显示灵性和神通，才能成为真正的圣物。才会有神气和更旺的人气、才会给人们带来福祉和祥瑞。产业园才能更加兴旺发达。

　　三、大云寺博物馆应成为集中展现和研究泾川境内佛教文化的中心。

　　在大云寺的文化资源中，大云寺博物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象崆峒山一样，AAAA级国家森林公园和佛道教寺庙；法门寺和法门寺博物馆一样，都有两个强大的支撑点，才能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不一定要套法门寺的模式，但法门寺是成功的典范，就泾川的现状看，除办好大云寺博物馆或泾川佛教文化博物馆，才能促进佛教文化产业园的发展，应该别无选择。文化产业的基础是文化资源的深厚底蕴，文化产业的关鉴是旺盛的人气。

　　产业园的基础是大云寺和佛教文化，它们的文化底蕴是浑厚的，用什么来体现？光写在书本上不行，光靠讲解也不行，要有直观的、具象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或像形来表现，不通过博物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把它们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出来吗？

　　要办好大云寺佛教文化博物馆，必须突出自已的地域特色，才能不落俗套、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早在十六国时期佛教就传入泾州，在漫长的兴衰发展过程中，泾川境内留下了非常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据调查统计现有各类石窟近600处，佛教寺庵152个。历代很多帝王、很多高僧兴办泾州佛事的事迹，史书都有记载，佛教遗迹、圣物中有不少属世界之最或中国之最。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跨度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但是，其最大劣势在于非常分散。分散就看不出规模、就没有震撼力。听得到、看不着，就给朝圣参拜、观光旅游、科学考察等带来诸多不便。如何把分散变为集中，把不便变为方便，只有通过博物馆才能实现。

　　泾川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本地原生态的佛教文化遗存。把这些遗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把有代表性的内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复制、照像、雕塑、复原、微缩、临摹等方法，制作出保持原生态特征的作品，把它们按各时代的特征，系统化的展现在博物馆的展厅中，如果做到这个程度上，特色可能己经表现的非常突出了。

　　首先要把泾州大云寺供佛舍利的源渊和传承有续的历史作为重点展现出来，然后是泾川境内的原生态佛教文化遗存。通过这些，使人们了解大云寺的历史，并能在这里一览泾川佛教文化的概貌，看到佛教寺庵在泾川的分布和发展变化情况。可以让观众选择他们感兴趣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

　　二是广泛征集散存民间的佛经、佛像、佛画、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佛教法器，及民间举办佛事活动的老照片等物质的文化遗产。摸底清查各级博物馆中收藏的泾川出土的各类佛教文物，能收回的收回，收不回的复制或照像保存资料。非常重要的要复制，如十六国华盖铜坐佛，实物全国唯一，画像炳灵寺唯一；北周天和二年舍利石套函，在隋文帝分舍利之前，像这些有特别意义的文物必须复制。充实博物馆的藏品，丰富内容，提高品位。

　　三是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近年来经过很多关心大云寺和泾川佛教文化的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己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写出了不少很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全面的对泾川的佛教文化进行了介绍和诠释，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次研讨会提出的研讨课题，都可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答案。那么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呢？我认为除了大云寺还有许多不解之谜外，境内的寺庵大部分只知道寺名，对它们的建寺年代、发展历史、供什么佛像、佛像有什么特点、属那个宗派、由谁主持、寺院有多大规模、有多少僧人、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在泾川佛教史上产生过什么影响等等，都还很不清楚。各寺院之间有什么联系和影响、泾川佛教文化和周边地区的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与全国佛教文化有什么关系都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要把大云寺真正办成泾川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以上问题就需要去逐步解决。我所提到的只是一些浮浅的、表相的问题，随着进一步探索，可能会发现很多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研究工作无穷无尽，任重道远。好在我们有著名历史学家杜斗城先生、著名历史学名俗学家张怀群先生等高端学者，为我们开道领航，有樊晓敏、李晓京、杨宏举、赵毅、魏海峰等一大批后起之秀的勤奋努力，把大云寺文化产业园打造成华夏文明传承保护和创新示范区的目的一定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