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斌：丝绸之路西安至泾川段线路研究

　　［摘要］作为丝绸之路起始路线之一，今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间的联系不仅由来已久，且历代因循承续，迄今仍位列中国西北重要交通线路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该段路线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讹之处。本文在收集、整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借鉴以往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实地考察所得，采用宏观讨论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讨论，以期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经研究发现，由于地形地貌以及历史发展等因素影响，今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间的交通线路历经二三千年的发展，大体保持稳定，不过在不同时期，其又各自变化而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 丝绸之路既是古代中国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一条路上贸易通道，也是历史时期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 其对沿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过深远而重要的影响。1887年后，随着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有关“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丝绸之路及其相关研究逐渐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先后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成绩斐然。不过， 这些成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人类以往所有文化现象一样， 任何一条道路均非凭空而来， 其从初始到最后成形无不需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尽管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后，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却都显示，作为丝绸之路东段起始路线之一，今陕西西安经咸阳、彬县至甘肃泾川的交通联系不仅由来已久，且因地理上同属古代关中范畴的关系，彼此还极为密切。为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以便更准确地勾勒出该段道路发展演变的历程， 故对丝绸之路开通前其交通状况亦有讨论的必要。

　　一、丝绸之路开通前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的交通道路

　　今陕西西安，古称长安，其地处关中平原中部，自古即有地利之便。从现存文献来看，早在虞夏之际，伴随周人的兴起， 今关中平原与甘肃泾川之间的的交通联系即已初见端倪。《史记·周本纪》载，夏商之际，周人先由始居地邰（今陕西武功）北迁至泾河中游一带，后又随首领公刘迁于豳（今陕西彬县）。在豳期间，周人“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古公亶父时，周人又“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并于其地开始营建宫室城邑，开辟道路,“柞棫拔矣，行道兑矣”。①及至文王秉政，周人势力渐强，其北伐犬戎，并密须（甘肃灵台西）、阮（泾川东南）、共（泾川北）等国于泾水，灭崇国（陕西户县东）于渭水之南，复迁都于丰邑（今陕西长安区西），逐渐控制了整个关中平原以及泾河中上游地区。而基于“翦商”之故，周人于迁都的同时，也逐步开辟了由岐山之阳通往丰邑的干线道路。武王克商后，周人奄有商地，疆域空前广阔。为维系周天子与各地的联系，其不但广施分封之制，也极重驿传设置。依《周礼·地官·遗人》所记，“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而作为宗周王畿之属的周人故地，其自当不能例外。查诸传世周代散氏盘，其上即有“封于刍道，封于原道，封于周道，封于眉道”之语。由是推之，至迟商朝灭亡之前， 今彬县等泾河中上游地区与关中平原渭河流域之间当已存在着一条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都较为密切的联系通道，且其似乎还应翻越梁山。

　　周部族迁徙图②

　　公元前771 年，西周亡于犬戎入侵，周王室被迫东迁洛邑，原为西周“西垂大夫”的秦襄公因护送有功而获封为诸侯，从此享有“丰岐之地”。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与关东诸国争霸的需要，秦国在东向发展的同时，亦将兼并目标指向活动其西部及北部的西戎诸部， 至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 不但最终发兵攻灭西戎残余———义渠人，完全据有关中周人故地，而且得以进一步向西、向北控制了渭河及泾河上游地区，并于其地设陇西、北地和上郡三郡。置郡以后，鉴于三郡之地“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③秦国一面于三郡设官置守， 一面又在三郡与都城咸阳间开辟道路，加强联系，以保证政令畅通。在此过程中，回中道逐渐成为秦代咸阳与北地郡相互联系的主要通道。

　　所谓回中道，系指经回中宫通达北地郡的道路。囿于文献缺载，具体开通时间已不能究之其详，但种种迹象表明，当不能晚于秦始皇年二十七（前220）。事实上，是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次出巡天下，即“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④

　　关于回中道的路线走向，秦代虽因国祚短促，文献载之甚简，然汉承秦制，汉代史籍却多有记述。《史记·匈奴列传》即云，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汉书·武帝纪》亦称，汉武帝曾多次行幸回中宫，通行回中道。如元鼎五年（前112）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元封四年（前107）年冬十月，汉武帝再次“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倘史载不谬， 秦汉回中道显然当起自回中宫而经由陇山至于萧关。根据学术界目前较为一致的观点，秦汉回中宫大致位于今陕西陇县北峡口河谷地一带， 萧关则位于今宁夏固原东南而隶属于则辖有今宁夏南部及陕西、甘肃之泾河上游地区的北地郡。而从地形地貌来看，峡口河相当开阔，利于交通，溯流北去，翻越陇山后，经今甘肃华亭，即可到达今宁夏固原地区。需要指出，回中道只是包括萧关在内之北地郡与回中宫联系的通道，并不能直达秦都咸阳或汉京长安，其还需经雍（今陕西凤翔）顺渭河东往方可成行。

　　二、丝绸之路开通后汉代长安与萧关间的交通道路

　　西汉元狩四年（前119），汉军屡破匈奴，并终于攻取河西走廊之地，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遂宣告正式开通。丝绸之路开通后，西汉与西域诸国联系频密，不但汉使赴西域者“相望于道”， ⑤西域诸国亦是“商胡贩客， 日款于塞下”。⑥而为保障丝路畅通，西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也因此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经由北地郡通往的交通路线即由先前的回中道而新增出两条新道，即长安、漆县、萧关道以及云阳、义渠、高平道。

　　汉代司隶属部西部驿路示意图⑦

　　（一）回中道

　　丝绸之路开通后，随着长安、漆县、萧关道等新道的开通，回中道的地位与作用都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以致至东汉初期，该道虽仍有行者，但已无复昔日兴盛之影响。《后汉书·来歙传》记曰：建武八年（32），来歙率军偷袭略阳（今甘肃庄浪西南），“伐山开道， 从番须、回中，迳至略阳”，衰落之势可见一斑。

　　（二）长安、漆县、萧关道

　　亦因文献缺载，长安、漆县、萧关道的具体开通时间迄今仍无定论， 但作为丝绸之路开通后长安通往河西走廊的主要路线之一———丝绸之路东段北道， 其开通后不久即显然取代了回中道的位置。根据文献记载以及1973 年甘肃金塔县汉代金关遗址出土的相关简牍资料，其路线大致由长安出发，向西直过西渭桥后经渭城，经平陵、茂陵而西北行，至好畤（今陕西乾县东）后越梁山而至漆县（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泾川），最后达于萧关。就路线而言，除西渭桥等个别地段外，其与今312 国道线的线路走向相去不远。

　　西渭桥，汉唐横跨渭河的三座桥梁之一，因位于长安城北中渭桥之西而得名， 同时又因其与汉长安城的便门相对而又称作便桥或便门桥。至唐代时，该桥又因地处咸阳境内，故又名咸阳桥。据《汉书·武帝纪》载，西渭桥始建于西汉建元三年（前138），时汉武帝方于长渭桥，道路曲折迂回，诸多不便，遂于长安城西出南头第一门———章门西出直对渭水处“初作便门桥”以利交通。由于西渭桥有地利之便，故建成后很快即成为长安城西通西域的咽喉要道。

　　关于西渭桥的位置，学术界有三种说法：清《咸阳县志》等文献认为在明清咸阳县东南百步；有学者认为在今咸阳市区移动的林场⑧；也有学者认为在今咸阳西南钓台乡马家寨西约1 里处， 及当地所谓文王嘴之西侧。相较之下，第三种说法似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对此，孙德润等先生已有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不多赘。事实上，1980 年， 孙德润等先生在咸阳地区进行文物调查时，曾从当地村民处得知，1978 年关中大旱时，在文王嘴一带的河床内曾暴露一古桥遗迹。当时有两根油松木柱露出水面1 尺多。有人潜入水中，又发现六根东西向排列，柱周围垒有石头。其人亲往试抱，发现柱粗4尺，顶端两侧为斜面，呈“八”字形，尚未朽烂，十多人推拉而不能移动。⑨值得注意的是，该古桥遗迹的排列样式竟颇类于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壁画墓中的《渭水桥图》，由是，两者有所联系当不属意外。

　　（三）长安、云阳、义渠、高平道

　　该道始见于两汉之交王莽败亡之际淮阳王刘玄更始年间（23～25），时班彪为躲避关中愈演愈烈的战乱，图》，由是，两者有所联系当不属意外。安城西营建茂陵， 而以往长安城经至茂陵接续经由中携家人自长安出发，往投姑藏（今甘肃武威）。路途之中，其集所见所感而作《北征赋》：“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历云门而反顾，望通天下之崇崇，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直安定以为期……过泥阳而太息，北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之彭阳兮。”⑩该文虽抑郁感伤，但却将其行程路线较为完整地记述下来。即班彪一行离开长安后一路北上，经谷口（今陕西礼泉西北）、云阳（今陕西淳化）、旬邑（今陕西旬邑北）、泥阳（今甘肃正宁、宁县一带）、义渠（今甘肃宁县）等地后至安定郡治高平（宁夏固原），而后再前往姑藏。

　　三、隋、唐长安与泾州间的的交通道路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是时天下一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东西交通畅通无阻，驿传设施更为完备，丝绸之路亦臻于全盛。然而就丝绸之路东段道路而言，隋、唐两代不仅与汉代去之不远，而且还呈现出更为集中的态势。如此间隋、唐长安经今甘肃泾川、宁夏固原通往河西的道路即由汉代的三条而主要集中邠州道上。

　　关于隋、唐邠州道，史载颇多，相关研究亦较丰富，其中以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一文尤称深入。依严先生所论，“隋唐邠州道当由长安西出开远门凡约二十里至中渭桥，据桥置临皋驿，由此再西至咸阳县驿。由咸阳西北行约八十里至礼泉县（今县东北十里泔北镇），置礼泉驿。又四十里至奉天县（今乾县东），置奉天驿。有磁门驿者，盖在咸阳之北，管城驿者盖在礼泉东南，骆驿者盖在礼泉奉天间， 又有鲁店盖亦礼泉东西之地也。又自咸阳西经兴平县驿，又西北偏北七十里至奉天驿。奉天当西北通道之要，唐代中叶，西北有事，常置重兵于此。由奉天北出，经漠谷（今乾县北三里），甚险隘，逾梁山（今乾县西北五里），五十里至永寿县新址（今县东南二三十里），置驿。又十里至永寿贞观旧址，又二十里至麻亭驿（约当今县治），又六十里至邠州治所新平县（今邠县），本名豳州，开元十三年，因字与“幽”形似，改名曰邠。为长安北面要冲，唐代中叶以后，置邠宁节度使以镇之。邠州西北略循泾水河谷上行， 盖泾稾邱堡，八十里至宜禄县（今长武）。县治浅水原，城北五里高墌城为太宗败薛仁皋处。宜禄又西五十里至长武城，在泾水南岸，隋开皇中筑，武德元年废。大历初郭子仪重筑。城据原首，俯瞰大道，至重兵以备吐蕃。长武又西四十里至折墌城，又十里至泾州治所安定县，至德二年更名保定（今泾川北五里），在泾水西一里”。(11)

　　不过，限于时代与资料等原因，严先生上述所论至少有三处需要修正。

　　（一）临皋驿的位置问题

　　如上所引， 严先生认为临皋驿紧邻中渭桥而傍依渭河， 但根据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来看， 此说显然有误。20 世纪50 年代今西安市西郊出土之《大唐朝议郎行内侍省宫闱局丞上柱国公士杜君墓志并序》明确指出，墓主人生前曾于“开元七年岁次庚申，于京城西开远门外七里临皋驿前，予修砖堂塔一所。北连秦甸，斜接上林。南望周原，旁临通漕。左瞻凤阙，右接鲸池”。而唐长安城的开远门遗址在今西安市大土门村， 临皋即在其西7 里，以此推之，唐临皋驿当在今西安枣园村东南一带。

　　（二）磁门驿的位置问题

　　根据唐人记述， 磁门驿之名显然应来自于秦阿房宫之磁石门。《元和郡县图志》即称“秦慈石门，在（咸阳）东南十五里，东南有阁道，即阿房宫之北门也，累慈石为之，著铁甲入者慈石吸之不得过，羌、胡以为神”。(12)对此，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与宋敏求《长安志》亦有类似记述。依据唐宋咸阳城的位置推算，其地当距今西安西郊三桥镇不远。然严先生却认为，磁门驿应在唐咸阳之北，换言之，即在渭河之北。而理由则是“咸阳东南二十里即有临皋驿，经常建置未废，其西不应另置驿”。然耐人寻味的是，20 世纪80 年代，地处三桥镇的武警指挥学院在校内施工时， 竟无意中发现了秦阿房宫磁石门的遗址。经笔者实地考查，该遗址东距枣园村的直线距离大致为2～3 公里。

　　（三）唐代奉天与永寿间的道路问题

　　对于唐代奉天与永寿间的道路， 学界一般多如严先生所论，乃是由奉天北出，经漠谷，逾梁山，而至永寿县。表面上，此论似无可挑剔，但其不足实显而易见。首先， 唐代奉天城位于今乾县之东而并不与之同址；其次，唐代奉天城北出所对者乃为位于梁山东侧之豹谷；第三，漠谷在梁山之西，即今乾县西北五里之处，其地迄今仍以漠谷为名。也因此之故，不少研究者在论述乃至绘制唐代奉天至永寿间交通路线时都误将其至于梁山之东。查诸唐人记述，唐代奉天至永寿不仅确系经梁山西侧漠谷而行，而且该路线还一度是当时的主干道。如唐建中四年朱泚藉兵变之势围德宗于奉天， 唐将杜希全等率军自邠州南下勤王， 唐朝君臣内部曾就其行军路线而发生争论。关播、浑瑊等人认为：“漠谷道险狭，恐为贼所邀，不若自乾陵北过，附柏城而行，营于城东北鸡子堆，与城中犄角相应，且分贼势。”杞则强调“漠谷道近”，且不会惊扰乾陵，主张经漠谷以解奉天之围。(13)此姑且不论其孰是孰非，但藉此却足证漠谷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地位。而经实地踏查，除因唐末黄巢督军挖掘而形成的黄巢谷外， 今乾县与永寿间仍可经漠谷相互联通。

　　四、小结

　　宋元以降， 中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逐渐东移南迁，加之航海业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遂日渐式微，尽管其原有道路不少仍被保留甚至沿用至今， 但渐渐失去国际商道的地位和作用， 不可避免使之渐次沦落为区域性交通道路。

　　综上所述， 今陕西西安与甘肃泾川间的交通线路历经二三千年的发展，在不同时期虽有所变化，但总体变化相对较小，道路走向基本保持稳定，且其循泾河而上的同时， 却又尽量避开泾河河谷并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至于原因，则应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毕竟，地处关中平原的陕西西安与位于黄土高原的甘肃泾川无论是海拔高度，还是降水数量，以及植被状况都有着较大不同。同时，黄土地带水土流失严重，且泾河自泾川至泾阳段地势落差较大，河谷切割较深，河道曲折迂回，两岸多悬崖陡壁，因此其路线自然要尽量选择相对平坦且坡度较缓之塬面之上或塬之腰线。

　　[注释]
　　①《诗经·大雅·绵》。
　　②史念海编：《西安历史地图集》， 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 年版，第35 页
　　③《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④《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⑤《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⑥《汉书》卷96《西域传》。
　　⑦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135 页
　　⑧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1976 年第11 期。
　　⑨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 号。
　　⑩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23， 第597～598 页。
　　(1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第354 页、第385～391 页。
　　(12)《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
　　(13)《资治通鉴》卷229，唐纪45，德宗建中四年。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西安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