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贺军：佛殿之下 崇圣福焉 略述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

在“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的展厅中有一件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

此套舍利容器共五件，由石函、铜匣、银椁、金棺和舍利瓶层层套置组成。

舍利石函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

既是当地佛教文化底蕴的客观反映，也为舍利瘗埋制度与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佛殿之下　崇圣福焉

略述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

冯贺军：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佛教考古

一九六四年，甘肃省泾川县城关公社水泉寺大队贾家庄生产队农民因耕地偶然发现唐大云寺舍利石函，石函内有铜匣、银椁、金棺及装有舍利的琉璃瓶。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出土地点进行了调查，撰写了《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发表于《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三期。此后由于各种原因，相应的研究停顿，直至二十世纪初，杜斗城《“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跋》（《敦煌学辑刊》，二〇〇五年第四期），赵超、邱亮《甘肃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与佛教塔基考古研究》（《考古》，二〇一六年第六期）等文章相继发表，学术界对其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本文从三个方面略做述说。

大云寺舍利非大兴国寺舍利

武则天执政时期（六九〇年〜七〇五年），和州僧人上《大云经》，薛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大云经疏》中言及武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又作阎浮利、赡部提、阎浮提鞞波，旧译为秽洲、秽树城。“阎浮”为梵语，是树的名字；“提”的意思是﹁洲」，“阎浮提”即盛产阎浮树之洲）主。朝廷颁《大云经》于天下，令诸州置大云寺，为武则天称帝做舆论宣传。

大云寺石函盖上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函周身四面及上部刻有千余字的”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以下简称“石函铭”）。从“石函铭”中我们得知，大云寺右侧残存一古塔塔基，此处常有奇光发出，负责寺院事务的维那（佛寺中一种僧职，管理僧众事务）正法希望朝散大夫行司马孟诜资助发掘，孟诜答应了正法的请求，“于是庀徒具锸，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遽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石函与舍利等经供养后于延载元年（六九四年）再次埋于地下。

阅读链接：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

◎朝散大夫行司马平昌孟诜撰。

◎若夫能仁幽赞，治圣敬以开祥。妙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故难思钜相形于广济之辰，希有殊姿，显自持之运，恭惟瑞景，允应慈猷者焉。爰有古塔余基，在兹寺之右，高惟及仞，袤劣无常，壤甓既零，榛芜遂积。建葺之始，访耆颜而靡详，光影之奇，在休辰而屡警。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以为伊昔拘夷，爰分舍利，甫覃八国，俄遍十方，斯阯腾辉，必是遗好，每将穿究，苦乏资力。诜谓之曰：自香薪既燎，珍塔具修，理契则通，道符乃应。当今圆常摄运，方等装期，阐持线之微言，赞结绳之景化，融之以慧晷，润之以慈云，行使家励四勤，人弘五力，诸佛现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锸，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遽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瑠璃瓶、舍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颖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伫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既而言曰：接神在敬，奉觉以诚，兹理或睽，冥应自阻，愿众等少湔意垢，暂抆情尘，注仰内专，虔恭外肃，同申忏露，共取感通。于是言既逗机，人皆励欸，进力坚猛，谛受精严，复写兹瓶，方下神粒。于函之侧，仍勒铭云：

◎神皇圣帝，地同天合，日拱辰居，川潮海纳，伟哉睿后显号著于铭刊镌矣！康期景度，载于冥纪，乘变之机不测，先物之轨难寻，彰妙本之宿圆，证善权之今发。舍天形而演庆，彩叶大云；怀地品以宣慈，化敷甘露；岂与夫风君絙瑟，火辟轸琴，黄祁出名丹，灵则□大诰，其冲兴校哉。神通者哉，昔八万四千，育王起光明之塔，三十六亿首楞，载平等之龛，乃眷规模，敢忘修措。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广厦清冷，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采涅槃之旧仪，道宴坐之遗则，空说法而为盖，花韫觉以成台。若诸天之赴临，疑列仙之降卫。夫以炎祁递运，流峙或移，不茂委于琱镌，讵永宣乎殊妙，式诠斯祐，用刊于侧庶乎，宸微璺璺，与僧伽而永存，灵彩昭昭，历遐劫而常现。重宣睿感，乃作铭云：

◎满月为容，攒曦表相，一音攸述，万法斯亮，鹤林迁暎，龙步韬威，芳薪罢焫，构璅凝晖，五分余函，千龄翔圣，骈陛慧彩，允□慈政，雪龛曩饰，月殿新封，昔悲双树，今栖四松，念□难留，□□不测，愿言景□,长挥太极。

◎中散大夫使持节泾州诸军事守泾州刺史上骑都尉源修业，朝散大夫前沙州长史博陵崔，奉义郎行录事参军卢元纲、参军韦晋，通直郎行司功参军事冠基亮，宣义郎行司户参军李恁、博士郑元礼，奉义郎行司仓参军独孤思礼，通直郎行司法参军张景略、郝师式，参军张守范、参军皇甫充、王僧言，豳州宜禄县尉检校营使汲人赵贞固书，定远将军守左卫泾阳府折冲都尉，宣义郎行许州长社县尉窦少绎，征事郎行安定县尉窦少微，参议郎行同州参军姜昕，泾阳府右果毅游骑将军薛智静，通直郎泾阳府长史赵思一，登仕郎行泾州录事董玄挺，僧大量、僧行恭、僧悟寂、惠觉，上座复礼、除疑、崇道、无着，寺主志筠、处寂、僧嘉庆、小罗汉、僧广法、譓严、师叡、道寂。

唐延载元年（六九四年）大云寺舍利石函及铜匣、银椁、金棺、舍利瓶

石函长五〇·五厘米宽四九·五厘米高四二·五厘米

铜匣长一二·三厘米宽一二·三厘米高一二·三厘米

银椁长一〇·七厘米宽八·四厘米高九·三厘米

金棺长七·五厘米宽五·四厘米高六厘米

舍利瓶高二·六厘米口径〇·五厘米

腹直径二·一厘米

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九六四年泾川县大云寺遗址出土

因为大兴国寺和大云寺均为古代泾州著名寺院，有研究者认为大云寺出土舍利原是大兴国寺安葬的舍利，二寺有承继关系。

大兴国寺是仁寿元年（六〇一年）隋文帝下诏立塔的三十个寺院之一。诏云：

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七，《大正藏》卷五二，页二一三中）

王劭《舍利感应记》云：

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各以精勤，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各执香华，或烧或散，围绕赞呗，梵音和雅；依《阿含经》舍利入拘尸那城法。远近翕然，云蒸雾会；虽盲蹇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一七，《大正藏》卷五二，页二一三下〜二一四上）

由此可知，大兴国寺供奉的舍利只有一粒，而大云寺是十四粒，二者显然不同。且“石函铭”中并未提及大兴国寺，出土物中也没有金瓶，只有盛舍利的琉璃瓶，这种石函、琉璃瓶与舍利的组合形式应出现在隋朝以前。函盖四周刻缠枝西番莲等纹饰，具有典型唐代特征，显然与金棺、银椁一样，是重埋时增添之物。以大兴国寺在当时的影响，仅历时九十余年，塔便颓毁，且为世人遗忘，”建葺之始，访耆颜而靡详“（《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不合常理。合理的解释就是大云寺前身非大兴国寺，出土的舍利自然也与大兴国寺没有任何关系。

大云寺舍利非塔下地宫出土

舍利多置放在佛塔地宫之下，扶风法门寺、杭州雷峰塔等考古发掘屡有验证。舍利必埋在塔下，塔下一定有舍利，已成为认知常识。大云寺发现的舍利自然也被认为是塔下地宫所出。但“石函铭”中“爰从大周延载元年岁次甲午七月癸未朔十五日己亥，迁于佛殿之下，崇圣福焉。广厦清泠，曾轩肃穆。基侔象戴，隧拟龙缄”，清楚说明舍利埋在佛殿之下而非塔下。赵超、邱亮举隋李静训墓志”葬于京兆长安县休祥里万善道场之内，即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仿佛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之例，说明当时有在坟墓上建佛殿的例子。在此，还可以补充一例：河北定州静志寺出土的《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记载：”大隋仁寿三年岁次丙寅五月，因葺燕魏塔得舍利四粒，至大业二年丙寅岁十月八日，再扄于正殿之下。迨会昌癸丑岁废寺，明年五月，帝崩，光王立。至大中二年四月日开两寺，即静志、善心，度僧尼各三十人。明年十月，因徙弥勒大像于正面，发旧基，得石函二。“仁寿三年（六〇三年），因为修葺燕魏塔，发现四粒舍利，至大业二年（六〇六年）将其埋在正殿之下。后来，因为要把弥勒像搬移到正面，开挖旧基，舍利石函又重见天日。显然，舍利瘗埋在佛殿之下的情形在隋朝已经出现，且并非孤例。《甘肃省泾川县出土的唐代舍利石函》一文记述出土石函的地室：﹁窖室作券顶，方向正南北，室门南开，作方形，前有甬道，宽约一点五〇、长约二点〇〇米。甬道内有砖砌石台通向地面，甬道两侧壁上原绘彩色壁画，惜经风化，现已剥蚀殆尽。室门系由四块质地坚硬的大理岩做成，门顶呈半圆形，长一米，高〇点六米，厚〇点一九米。门楣正中刻一束腰莲座，莲座上置一香炉，上又刻如意火焰宝珠，莲座两侧刻二幡盖，刻工十分细致，香炉两侧各刻一飞天，梳唐代妇女的﹃抛家髻﹄，面颊丰满圆润，袒露上身，戴项圈、玉环，胸腹肌肉饱满，下着大裙，均面对香炉，作凌空飞舞之状。」石门雕刻天王、力士，形象与龙门石窟奉先寺{一般认为其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年）开凿，至上元二年（六七五年）竣工。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的相似。据此，我们推测地室或与佛殿同时修建，是佛殿建筑的一部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节，盂兰节也称中元节，是佛教重要节日，选择此日瘗埋，当是有意为之。佛殿之下瘗埋舍利，使我们对佛殿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宿白《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文物》二〇〇九年第一期）一文中提出：﹁唐高宗即位之初，对玄奘慈恩寺设计所做的一项改变，对佛教寺院布局的东方化至关重要，将自汉末以来，我国沿用印度制度置浮图于佛寺主院的主要位置，即玄奘所拟的﹃于寺端门之阳﹄，高宗敕令﹃改就于西院﹄。此后，在中原地区兴建的大型寺院，大多以佛殿为主，﹃塔庙﹄形制即趋消失。」将前塔后庙（殿）变成以庙（殿）为主、塔被安置在别院的寺院布局，影响到了舍利瘗埋形式。舍利埋于佛殿之下，或许受此影响而来。

隋唐时期泾州瘗埋舍利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泾川县水泉寺遗址出土一件石函，函盖长方形，与常见的盝顶形不同。函盖与函身石材也不一样。函内有银匣、金匣及装有数十粒舍利的琉璃瓶。石函背面刻有”宝宁寺比丘慧明谨口衣钵之余，仰为七世所生，法界含识，敬造石像一区，琢磨已就，莹芳殊丽……口周天和二年岁次丁亥八月庚子”铭记，从﹁敬造石像一区」内容分析，函身原是一个中空的佛像底座。天和二年（五六七年），北周尚未正式灭佛，可能是建德年间的灭佛活动（即五七四年至五七八年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运动）使得像身与像座分离，唐朝时将像座配盖改成石函，增加了银匣与金匣。《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中记载僧人觉融、守宗：“睹石镌坏像三百余尊，收得感应舍利可及千稞。舍衣建塔，为过去之遗形，化诏口缘，冀当来之佛会此。乃地穿及泉，甃若玉坚，垒成金藏禾，镕宝作棺，固之地平，方命良工砌垒。塔形虽小，胜事甚多。“（《沂山明道寺新创舍利塔壁记》刻于临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宫西壁，时代为大宋景德元年，现存于临朐县博物馆）由此可知，将残坏的佛像埋藏于地下，也是一种供养。水泉寺出土的这件石函，不排除信众主观上将残坏佛像与舍利合二为一、一起供养的可能性。

此外，泾川县博物馆所藏一件北周彩绘舍利石函，石函长方体，中空，正面雕刻双狮、供养人与香炉，造型与上述北周天和二年水泉寺出土石函相似，时间应在北周至隋之间。因其并没有被改造成盛放舍利的石函，定名为舍利石函似欠周妥。称其为佛像底座，庶几更接近事实。

北周天和二年（五六七年）宝宁寺舍利石函

泾川县博物馆藏：一九六九年泾川水泉寺遗址出土

北周彩绘舍利石函泾川县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的泾州，至少有三次瘗埋舍利活动：一次在隋朝仁寿元年，地点在大兴国寺，是政府组织的佛事活动，石函内放置金瓶及一粒舍利；一次在唐朝延载元年，地点在大云寺，由地方官员、寺院僧侣与信众共同参与完成，函内包括铜匣、银椁、金棺及十四粒舍利；另一次在唐朝，地点在水泉寺，具体时间不详，石函内安置银匣、金匣与数十粒舍利。

考古发现的舍利石函，以北魏兴安二年（四五三年）与太和五年（四八一年）河北出土的石函为早（北魏兴安二年石函为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北魏太和五年石函为河北定州华塔塔基出土），此后各地多有发现，它们成为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及相关文物，既是此地佛教文化底蕴的客观反映，也为舍利瘗埋制度与佛教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