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荭：新发现泾川窖藏佛教造像的初步认识

吴荭（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泾川出土的佛教造像数量较多，年代跨度较大，造像特征明显，其来源较为复杂，下面试做分析研究。

一 、造像题材特征及年代判定

此批造像有明确纪年的只有2件，分别为北周天和六年（571 年）佛立像（2013JCGH1 ∶ 75）和隋开皇四年（584 年）菩萨像（2013JCGH1 ∶ 208）。虽然大多造像无纪年， 但整批造像特征相对鲜明，据题材内容、造像特征等，初步分为五期。第一期为北魏—西魏时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段以背屏式造像、龛像为主，数量较少。造像内容为坐佛及胁侍、交脚弥勒菩萨像及二胁侍等。造像特点明显，主尊肉髻高大， 面相长圆，肩宽体壮。佛着通肩袈裟，弥勒菩萨上袒，戴项圈，下着裙，如2013JCGH1∶14+142（图一）。其年代在太和晚期至500年左右。晚段造像形式分背屏式造像、造像碑、造像龛、单层四面造像塔、单体圆雕佛头等。背屏式造像内容为一主尊二胁侍， 主尊有佛像、菩 萨像等，背屏上刻画七佛。造像龛残破，圆拱尖 楣龛，龛楣刻有七佛、忍冬纹等。造像碑有释迦多宝二佛并坐说法、思惟菩萨等内容。四面塔 造像题材主要有一佛二胁侍、 二佛并坐像等。佛像肉髻仍较高大，面部略长，较清秀，颈细， 肩部削瘦。菩萨、弟子面相同佛。佛着双领下垂 褒衣博带式袈裟，略显厚重，下摆呈两瓣或三 瓣式，较长覆座。龛楣上七佛外着双领下垂袈 裟，肩下削。具有明显的北魏晚期—西魏秀骨 清像、褒衣博带风格，如 2013JCGH1∶7（图二）。第二期为北周期， 是这批造像的高峰期， 以单体圆雕造像为主，另有部分造像碑。单体 圆雕造像主要为佛、菩萨像等。像碑内容主要 有三佛、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千佛、思惟菩萨、 维摩文殊、弥勒及胁侍、倚坐佛像及胁侍、骑象 普贤菩萨、供养人像等。单铺组合为一铺五身、 一铺八身等，主尊有佛、弥勒等。由二佛并坐、 坐佛、弥勒菩萨组成的三世题材，交脚菩萨、倚 坐佛构成的弥勒上下生内容，都是此时段较为 流行的题材。单体圆雕佛像主要是释迦，菩萨 像为观音、弥勒等。北周造像整体呈现出壮硕之态，佛像面型 圆短，肉髻低平，螺髻流行。造像重视神态的刻 画，双眼微闭，视线向下，做冥想状。

佛像体态分短粗状和高大修长两种。短粗型造像头大身略短，且身体直立如柱，腹部凸出。四肢与躯体的分离程度较差，圆润丰壮之 风日趋明显。高大修长型造像身材高大，比例适中， 部分造像腿部较长， 整个造像体态优美。略早的造像虽然面部已表现出丰圆的特点，但身体还带有一定的扁平感，躯体的轮廓 线基本不见。典型北周造像注重身体轮廓线的刻画，身体曲线开始冲破袈裟的包裹，显现出肌肉感。除上述特征外，佛像最大的变化在于袈裟衣褶，袈裟样式总体为通肩式，袈裟右角均搭于左肩后。衣褶差别较大，可分四类。第一类是继承北魏西魏以来的宽厚博大的样式， 袈裟厚重，躯体的轮廓不明显。如 2013JCGH1 ∶ 86+183 号造像（图三）、2013JCGH1∶75号天和六年像等，第二类以 2013JCGH3 ∶ 1号 造像为代表，袈裟明显变薄，有贴体感，造像整 体修长[1]。袈裟衣纹自左肩斜射而下，在右侧呈 现出一定曲线感，衣纹简洁舒朗。第三类袈裟 贴体感更加明显，腿部的轮廓线明晰，胸腹部 衣纹自左向右斜过， 双腿衣纹呈半U形，如 2013JCGH3 ∶ 5（图四）。第四类袈裟在胸腹及双腿上呈U形衣褶，如 2013JCGH3∶20。佛像多为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抓握袈裟一角，较为特殊的是个别佛像左手心刻画摩尼宝珠。另外部分佛像右肩部略下刻画出莲瓣形物。

单体菩萨像与佛像相似，立像也分普通丰 壮型与高大修长型。普通丰壮型菩萨身体直立如柱状，躯体与四肢的分离程度较差。身材修长型菩萨的腰部与躯体已呈现出分离感，但身体还保持直立状，曲线仍不明显。

北周菩萨像冠饰、项圈、璎珞等装饰物均繁复华丽。菩萨束高发髻，戴冠。冠有高低之别，有三叶冠、化佛冠、宝珠冠等，忍冬纹、连珠纹等为基础纹饰。冠上多扎宝缯，并下垂于肩部。以圆形项圈为主，上装饰有连珠纹、串穗、 莲花、花蕊、垂铃等。北周较早的菩萨不见璎珞， 如 2013JCGH1 ∶ 41+85。典型期菩萨多挂单重U形璎珞，个别出现双重璎珞。U形底部饰以圆形莲花、方形 物、椭圆形物等。并下坠有流苏，如2013JCGH1 ∶ 76+129（图五）。裙两侧出现垂带，下坠流苏。披帛基本为于胸腹及膝腿 前横过一道或两道的类型。菩萨上袒，着僧祇 支或斜披络腋，下着裙，裙边外翻，系腰带，有 的腰带较为宽大冗长，垂于裙中央。出现链状 金属质腰带，如 2013JCGH1 ∶ 65（图六）。菩萨 一般右手执莲蕾、杨柳枝，左手提握净瓶。第三期为隋代，是此批造像的成熟期。以 单体圆雕造像为主，立像较多，个别倚坐像。造 像尊格有释迦、观音、弥勒等。隋代佛像沿袭北周的样式，螺髻，通肩袈 裟为主，袈裟贴体程度较北周更明显，腰身凸出。衣褶出现两种样式，一是胸腹部及双腿均 呈 U 形样。二是衣褶自胸腹直线下垂，腰际线 明显，腿部轮廓凸出。

菩萨像身体修长，四肢与躯体的分离程度 较高，腰部扭动，身体曲线显露。部分菩萨像一 腿直立一腿弯曲，呈游足状。倚坐菩萨坐于束 帛座上或方台上。

菩萨高髻大冠，化佛冠、三叶冠均较流行。冠上垂环呈 W 形花绳是新出现的样式。项圈与 北周菩萨像相似，上连垂铃略多。另有个别双重 项圈，一圈圆形、一圈长链形。璎珞单重、双重样 式均有。单重璎珞仍延续北周 U 型样式。双重璎 珞一般短重为 X 形，长重 U 形，偶见双重均为 U 形的。新出现璎珞上连缀玉珩的样式[2]。X 形璎 珞交叉处除了圆形玉璧外，新出现兽面纹。出 现项圈与璎珞连接在一起的例子。披帛同北 周，为横于胸腹或膝前两道。菩萨手中持物也 同北周，出现净瓶中插莲枝，莲枝、莲叶等缠绕 左臂的样式。

第四期为唐代，造像形式有圆雕及背屏式造像等。圆雕造像有菩萨、天王等。背屏式见佛坐像。造像丰满圆润，到晚期造像面部臃肿。佛 像着圆领通肩式袈裟，下摆覆座，呈倒三角形。菩萨梳高大发髻，面部丰圆，身躯丰满，呈 S 形， 动态明显。上袒，戴圆形项圈，下着裙，裙边外 翻，束带下垂，双腿上呈现 U 形衣褶，是继承北 周、隋的特点。天王像着铠甲，身体壮硕，肌肉 隆起，表现较为夸张，如 2013JCGH1 ∶ 168+189 （图七）。

第五期为宋代，造像形式单一，多为陶质 圆雕像。罗汉像较多，另有部分弟子像。罗汉结 跏坐式，施禅定印，着交领衫或双领下垂袈裟， 坐于高台或须弥山形台座上。

二 造像渊源及与周边造像的关系

陇东地处丝绸之路东段北道，是平城与西 域交往的重要通道，北魏中晚期，陇东地区在 佛教文化及思想上都受到平城地区的深刻影 响[3]。泾川著名的王母宫石窟、庆阳北石窟娄底 1 号窟， 从中心柱结构到造像内容都与云冈石 窟 6、5 窟极为相似，它们反映了北魏迁洛前后， 陇东地区与平城的紧密联系。除此之外，陇东子午岭地区的诸多小型石窟和摩崖龛像，有太 和十五年（491 年）等明确纪年，造像题材以二 佛并坐、交脚菩萨等为主，也是云冈二期的主 要题材。造像肩部宽厚，体态雄伟。佛着袒右或 通肩袈裟，禅定印，结跏趺坐。衣纹细密，阴线 刻较为突出[4]。与此同时，该地区宁县、合水、泾 川、华亭等地出土的大量北魏佛教造像也与太 和期造像相似[5]。此次泾川一期早段的造像也 以一佛二胁侍、二佛并坐、交脚菩萨等题材为 主，造像肩宽体壮，肉髻高大，着袒右或通肩袈 裟，明显受到云冈的影响。由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于武帝永平二年 （509 年）、三年（510 年）主持开凿的庆阳北石窟 165 号窟、泾川南石窟寺 1 号窟[6]，其造像虽然 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已呈现出褒衣博带的风格，与云冈、龙门石窟北魏晚期风格近似。而 泾川一期晚段造像肉髻高大，面相瘦长，颈长， 肩削，胸部瘦弱，着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袈裟， 符合北魏晚期—西魏全国范围内的秀骨清像、 褒衣博带之风。这些风格的产生与北魏泾川世 家大族有密切联系[7]。另外，北魏重视对泾州的 经营，除上述奚康生外，曾任泾州刺史的抱嶷、 高乘信等也对泾州佛教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他们分别主持开凿了王母宫、嵩显禅寺等[8]。泾川北周佛造像第一类袈裟宽厚博大、躯 体轮廓不明显的样式保留了北魏晚期以来褒 衣博带之遗风。西安东郊灞桥区湾子村出土造 像（BL04-02）也是此类风格。第二类袈裟衣纹自 左肩斜射而下样式，最早出现在南朝造像中，如 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中大通元年（529 年）释迦 佛像[9]。之后这种样式影响到长安造像，如长安 窦寨村出土北周立佛像 （XDH07-001、XDH07- 003、XDH07-004）就是此类袈裟[10]，但北周造像 衣纹不像南朝造像那样细密，而是较为简洁舒 朗的形式。同时南朝造像中于身体右侧形成的 半 U 形衣褶在北周造像中也趋向简化。通体 U 形纹饰最早见于十六国佛像上，再次大量出现 便是成都梁代佛立像及阿育王像。而泾川北周 隋代造像袈裟胸腹及双腿上 U 形衣纹样与上 述成都南朝造像相似，但也有明显差别，其袈 裟轻薄，贴体程度较强，肌肉感突出，U 形分别 出现在胸腹及双腿上。此类风格的源头为印度 笈多造像， 北周隋通过南朝吸收借鉴笈多样 式，并做了一些改变，并非照搬。天和六年（571 年）佛像及无纪年的佛像右 手施无畏印，左手中握摩尼宝珠。这类手持宝 珠的佛像样式在长安北周保定三年（563 年）佛 立像、保定五年（565 年）赵颠造观音像、上海博 物馆藏大象二年（580 年）佛立像、隋大业五年 （609 年）姚长华造佛立像上出现过[11]。另外，无 纪年的此类佛像较多， 如西安碑林藏佛立像、 长安城中查村出土 8 号佛像、西安市博物院藏 佛立像[12]。此类持宝珠的造像目前所见最早的 为四川大学所藏的南朝中大通四年（532 年）释迦立像[13]，广元皇泽寺北周造像中也有，这或许也是从成都向外传播的一种样式。泾川隋代菩萨冠上的 W 形花绳引人注目。W 形花绳在北魏云冈石窟二期洞窟中就已普 遍出现，主要装饰在龛楣上。另外龙门石窟、偃 师水泉石窟北魏窟门及龛楣上也常见[14]。而单 体菩萨像冠中 W 形花绳装饰，在北朝晚期及隋 代较为流行。如青州出土东魏石雕三尊像中胁 侍菩萨、北齐单体菩萨像等[15]、长安北周保定三 年（563 年）菩萨像[16]。长安无纪年菩萨像中此 类冠饰较多见。而这类垂环呈 W 形的花绳装饰 与印度笈多毗湿奴像有关[17]。北周隋菩萨像中出现大量垂铃装饰，这种 垂铃在万佛寺出土南朝菩萨立像及东魏菩萨 项圈中也能找寻到其踪影[18]。菩萨双重璎珞为 隋代常见样式，泾川造像出现新特点，如出现 项圈与璎珞相连的样式、璎珞以玉环及玉珩形 饰物相互连接、X 型璎珞交叉处的兽面纹、菩萨 腰间垂挂组玉佩等。中国传统组玉佩中部分构件出现在菩萨 身上，说明北朝晚期佛教造像中加入了许多汉 文化的内容，组玉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制度的重要代表物。

中国从三代青铜器上就已普遍出现饕餮兽面形象，之后汉、魏晋、十六国、南朝、北朝 墓葬及建筑构件瓦当、兽面砖中更是常见。至 于佛教艺术中，北魏、东西魏石窟及造像中兽 面形象就已出现，多位于窟门上方、龛楣及造 像碑碑额等处， 且多与花绳类纹饰相连出现。直到北朝晚期才出现在部分菩萨项圈及璎珞 上，而且东西部均见，如青州龙兴寺出土北齐 菩萨像、中查村北周 18 号菩萨背面[19]。隋代菩 萨璎珞中兽面纹饰渐渐多了起来，东部山东诸 城、西部长安地区都有出土，山西地区此类造 像尤多[20]。窟门等处的兽面镇灾降魔的功能比 较明显，而璎珞中的兽面装饰意义更强一些。泾川北周、隋代造像中另一比较特殊的因素 是在部分菩萨裙边上系链状金属质腰带。此类造 像已知的有保定三年（563 年）铭菩萨立像[21]，西安 中查村 17、22 号菩萨[22]，美国明尼法尼亚艺术 中心藏北周天和五年（570 年）造、隋开皇元年 （581 年） 重修的成国乡邑子卅人等造观音立 像[23]，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菩萨像[24]，碑林区政治 干校出土菩萨像[25]，碑林藏西安南郊沙滹沱村 出土菩萨立像[26]等。另外，莫高窟隋 427 窟北壁前部菩萨塑像、420 窟西壁南侧菩萨[27]上均出 现腰带，装饰菱形、圆形、方形饰物。印度 1、2 世纪夜叉女腰间常见这类装饰带[28]。北周隋菩萨像中的装饰物繁复华丽，其中 既有来自印度佛像的影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也很密切。南朝画家郑法士，《历代名画记》记其 “在周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 县子。入隋，授中散大夫”。其画“取法张公…… 伏道张门……气韵标举，风格遒俊，丽组长缨， 得威仪之樽节，柔姿绰态，尽悠闲之雅容”[29]。其 人物画重视对冠、缨、佩带等的描摹，不难想象 其释教人物画也会受到世俗人物画的影响。至 于菩萨裙上金属制腰带， 也与现实生活相关。《周书·李贤传》记“高祖……降玺书劳贤，赐衣 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中厩 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在 《周书·王思政传》等中多次提到受赐“九环金 带”或“金带”之事[30]。菩萨像中中国传统组玉 佩、金属质腰带等的出现，反映了佛教造像中 国化的历程。同时，此类装饰对唐代造像的影 响十分深远[31]。综上所述，泾川北周隋代造像从题材内容 到造像样式都与长安造像关系密切，属于长安 造像体系， 而这其中许多是来自南朝的因素。另外，印度笈多造像的很多特点在泾川造像中 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也应是通过南朝益州地区 传播而来。现实生活中蕴涵传统礼仪文化的组 玉佩及金属质腰带等出现在外来的佛教造像 中，表明了佛教本土化、汉化的进程。

附记：文中插图由孙明霞绘制。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13 年泾川佛教遗址 发掘简报》，图五，《文物》本期。[2] 同[1]，图一

[3] 李静杰《陕北陇东北魏中晚期之际部分佛教石窟 造 像 考 察 》，《麦 积 山 石 窟 研 究 》， 文 物 出 版 社 ， 2010 年。

[4] 甘肃 省文 物工 作队等《陇东石窟》，文 物 出 版 社，1987 年。

[5] 甘肃省宁县博物馆《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2005 年第 1 期；甘肃 省文物 局《甘 肃文 物 菁华》，图 277，文物出版社，2006 年。

[6] 同[1]，图一。

[7] 著名的宣武灵皇后胡氏祖籍泾州，《魏书》卷一三 《皇 后列 传·宣 武灵皇 后 胡 氏 列 传》记 载，灵 太 后 “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 大义”（第 338 页，中华书局，1974 年）。她早年就 与佛教结缘， 上台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崇佛教。大肆开凿龙门石窟，派宋云、惠生去西域求法，传 写佛教典籍。熙平元年（516 年），灵太后耗巨资在 洛阳城内立永宁寺。灵太后之父胡国珍、舅舅皇 甫度都极其崇佛，其舅还在龙门石窟开凿了著名 的皇甫公窟。

[8] 《金石 录》卷 三中 记载：第 三百 八 十 八，后 魏 化 政 寺 石 窟 铭，杞 嶷 造，文 帝 大 统 七 年（541 年）十二 月。卷二一中，又指出：右《后魏化政寺石窟铭》， 《北史》及《魏书》有《宦者抱嶷传》，云嶷终于泾州 刺史，自言其先姓杞，后避祸改焉。今此碑题“泾 州刺史杞嶷造”，疑后复改从其本姓尔。《金石萃 编》、《甘肃新 通志 稿》、《陇 右 金 石 录》 及 陈 万 里 《西 行 日 记》中 记 录 的《敕 赐 嵩 显 禅 寺 碑 记》曰 ：“大魏永平二年岁在己丑， 四月戊申朔， 八日乙 卯，使 持节 都督泾…… （下 残）”《古 今 图 书 集 成》 卷五五三，嵩显寺在唐代又名高峰寺 。高峰寺，在 州南五 里笔 峰山 顶，魏永 平 年 泾、平 二 州 刺 史 高 乘□造，唐开国伯段归文重修。《魏书·奚康生传》 记载，“出为平西将军、华州刺史，颇有声绩。转泾 州刺史，仍本将军。以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 削 除官 爵，寻 旨 复 之”（《魏 书》，第 1631 页，中华 书局，1974 年）。史传又称奚康生“久为将，及临州 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舍其居宅以立寺 塔。凡历四州， 均有建置。死时年五十四”（《魏 书》，第 1633 页，中华书局，1974 年）。而《南石窟 之碑》题称：大魏永平三 年（510 年）岁在 庚寅，四 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 使持节都督泾州诸军事、 平西将军、□华、泾二州刺史、安国县开国男奚康 生造。《南石窟之碑》现存甘肃省泾川县五月宫石 窟保管所。

[9] 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 报》，《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10] 西安 市文 物保 护 考 古 研 究 所《西 安 窦 寨 村 北 周 佛教石刻造像》，《文物》2009 年第 5 期。

[11] 岳连 建《西 安北 郊 出 土 的 佛 教 造 像 及 其 反 映 的 历史问题》，图三，《考古与文物》2005 年第 3 期；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 《西安文物精华——— 佛教造像》，图 45、96，世界 图 书 出 版 公 司，

[12]2010西安碑 林博物 馆《长 安 佛 韵—西 安 碑 林 佛 教 造 像艺术》，第 106、108 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古都遗 珍———长安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二八 ∶ 1、 图一六，文物 出版 社，2010 年；西安博 物院 编著 《西安博物院》，图 136、139，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 年。

[13] 霍巍《四川 大学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两 尊 南 朝 石 刻 造 像》，《文物》2001 年第 10 期。

[14] 刘景 龙、赵 会军《偃师水 泉 石 窟》，文 物 出 版 社， 2006 年。

[15] 中华 世纪 坛艺 术馆 等 编《青 州 北 朝 佛 教 造 像》， 图 82、图 156~158，北京出版社，2002 年。

[16] [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论》（二），图 350， 吉川弘文馆，1966 年。[17] 王镛《印度美术》，第 23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4 年。

[18] 袁曙 光《四 川省 博 物 馆 藏 万 佛 寺 石 刻 造 像 整 理 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0 期；中华世纪坛艺术 馆 等 编《青 州 北 朝 佛 教 造 像》，图 85，北京 出 版 社，2002 年。

[19] 中华 世纪 坛艺 术馆 等 编《青 州 北 朝 佛 教 造 像》， 156 图，北京 出 版 社，2002 年；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古研究所 《古都遗珍———长安出土的北周佛 教造像》，图版五九，文物出版社，2010 年。[20] [日]松 原 三 郎 《中 国 仏 教 雕 刻 史 论 》 （二 ），图 558、523、552、554a、559、561， 吉 川 弘 文 馆 ， 1966 年；西安 市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所 编《西 安 文 物 精 华———佛教 造 像》，图 112，世 界 图 书 出 版 公 司，2010 年；西安碑 林博 物馆《长安佛 韵———西 安碑 林 佛 教 造 像 艺 术 》，第 80 页 ，陕西 师 范 大 学出版社，2010 年。

[21] [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论》（二），图 350a， 吉川弘文馆，1966 年。[22] 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古 都 遗 珍———长 安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图版五三、七二，图四 九，文物出版社，2010 年。

[23] 金申 《海外及港台藏历代佛像———珍品纪年图 鉴》，第 160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24] [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雕刻史论》（二），图 523， 吉川弘文馆，1966 年。[25] 西安 市 文 物 保 护 考 古 所 编《西 安 文 物 精 华——— 佛教造 像》， 图 115， 世界 图 书 出 版 公 司，2010 年。

[26] 西 安 碑 林 博 物 馆 《长 安 佛 韵———西 安 碑 林 佛 教 造 像 艺 术》， 第 77 页， 陕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2010 年。

[27]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 图 51、70，文物出版社，1984 年。

[28] 王镛《印度美术》，第 120、121 页，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4 年。

[29]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第 159～160 页， 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年。[30] 孙机《南北朝时期我国服制的变化》，《中国古舆 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 年。

[31] 陕西省博物馆等《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 物》1972 年第 7 期。 来源：《文物》杂志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