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泾河流域石窟图解》导论 10

泾河流域现存的，十六国泾川、三原造像，北魏南北石窟、须弥山石窟、云崖寺石窟、富县石窟、唐代彬县石窟的造像，可以拿到世界审美视野一比各美其美的艺术价值。如果推介，拍摄专题片，写旅游解说词，尽可以和世界上同时期人人皆知的造像相媲美，比较之中，文化自豪感从古至今一直是强壮的。

中国最早的佛像出现在东汉，佛教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传入中国，不是推测，因为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城固等长江流域不断出土汉代铜佛像，其时的铜佛像，不是圆雕，亦非独立的铜立像，而是坐在摇钱树上，与西王母同坐于树的顶端，树干上饰有汉代传统的青龙、白虎、朱雀、人骑、猴等，这是因为早期佛教和黄老神仙信仰难解难分，这是佛中国化的源头证明，佛教借鉴道教名词、仪规、建筑寺庙布局、法器，等等。儒释道并兴，源头上的实物最令人信服，并易被理解。正如江河从青海发源，朝东南大方向同时流淌，有了长江、黄河之分，但都是生命之河，最后都流入大海，殊途同归，儒释道莫不如此。

汉代蜀中的佛教是通过长安进入的，也是从西南夷的陆路和海路传入的，各种推测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古物证。宿白考证说：“成都北茂县出土有永明元年(483年)铭的无量寿佛、弥勒佛共刻一石的造像。茂县这个发现，对我们有另一个启示：从成都自北经茂县，溯岷江而上，过松番、若尔盖，越岷山，过黄河，就到了青海的西宁，然后由西宁可北去张掖，也可西去5世纪时吐谷浑王庭所在地——汉以来的西域长史治所，由此可北去高昌。这条路线是5、6世纪南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有名的炳灵寺石窟就位于这条路线上。”(23页)(《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文物出版社2010年7月)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以此眼光重新认识泾河流域佛教遗产

据多年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考古学家认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

韩伟在《佛教传入中国应在秦始皇时代》一文中认为，“东方史圣司马迁写就的《史记》中有秦始皇‘禁不得祠’的明确记载，它与‘明星出西方’等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从语言学上看，‘不得’就是佛陀的音译，‘不得祠’就是佛寺。秦始皇下令禁止佛寺，足见佛教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因此，我们应把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修正为秦始皇时代。”韩伟认为，把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定与公元后的说法有欠妥当。他分析说：“按照佛教发展史，在佛灭度一百年后，阿育王在公元前4世纪统一印度，把供奉在八个国家的佛舍利分送到世界各地，其时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中期。阿育王与晚出的秦始皇相距150余年，两位伟大人物对历史的影响现在或许仍有低估，到秦始皇统一东方时，处于两大文化圈之间的中国西部地区应该已有佛教传播了。”

20世纪以来的考古资料证明，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地区与印、欧之间早已存在着“先丝绸之路”的交往，佛教在秦始皇时代传入中国极为可能。西北大学教授王建新说：“丝绸之路开通前的东西方交流之发达常常超出人的认识。譬如丝路开通前数千年的铁器、小麦等的传播，以及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拉丁文式符号，陕西岐山发现的周代深母高鼻骨雕人像等。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把铜铁武器在国都铸成12个巨大的金人也透露着复杂的历史信息。”

咸阳是千古一帝的开国之地，甘肃是千古一帝的故乡，是祖上发迹之地。佛缘、地缘、历史都不可分割，而是一个整体。我们只能说，佛教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传入中国内地的证据，该发现的还未发现，地下还有巨大的秘密期待大数据时代的人类去探明，人类可以把天上奥秘渐次识辨，探清地下渺义之途还遥不可及，但终能到达。或许佛教传入中国之历史证据，就在秦始皇陵中深埋，或许在坑儒的同时坑佛。秦始皇对待佛教、儒学的历史真相，秦陵中会有答案。今天能坚信不疑佛教最迟应在秦始皇时代传入中国内地，不是令考古学家开怀大笑的断想，而是以泾河流域遗产实物总展示丰富其证据，特别是2013年12月31日泾川窖藏、二千余粒诸佛舍利发现足以证明，永远发现不尽地下埋着的真实历史，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即不是后人写的而是当时发生的真实历史本来的一半还在地下，一半在图书馆里，即每个朝代的后人笔下的中国通史。这是历史学的通史，是平面的历史、文字的历史，一部真实的不须后人推想的中国通史的真实部分还埋在地下，这是历史自身、历史内幕、历史真实，是立体的历史，物质真实的历史。这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坚信：历史不是历史本来，不是当时的历史实际，历史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正如一些电视剧把近百年老农民的历史的一半已写成虚假历史，更不要说百年前、千年前的历史。只有这些石窟、造像、造像碑、造像塔和地下待发现的无价之宝，才是历史原创，只要识汉字，面对物质的历史，一看即知，不用解释，不存在解密，不存在歪曲，不需要肯定和否定，这就是历史真相。对于历史发生的每一个清晨、正午、子夜里过往社会的细节，历代写史的人、今人、后人知道几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