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戈：范仲淹与泾州

泾州：即今泾川县北郊暸望

范公仲淹是在庆历二年(1042年)十一月由庆州调往泾州任复置的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沿边招讨使的，与韩琦开府泾州，公兼管环庆路，韩琦兼管秦凤路。公在庆州的职务由好友、知泾州的滕宗谅接充。公又于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份，与韩琦同时被朝廷任命为枢密副使。凡五辞，不允，月底离泾赴阙就道。计公在泾州任职六个月头,实为四个月。

在朝廷调公去泾州任职前，宋军与西夏军又在定川寨打了一仗，宋军败迹，被俘九千余人。西夏军乘胜南侵泾原路的潘原一带，公从庆州派兵邀击，西夏军受阻,大掠后回返巢穴。联想上年(庆历元年、1041年)初春，宋夏在六盘山之西的好水川一战，西夏军得胜后，东至泾州城下。两次战争，西夏军队的主攻目标都是渭州(今平涼市)、泾州一路，引起宋朝廷惊觉，特别重视了泾原路一带的防守。先是准备派文彦博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司使，以代替书生气十足的王沿。但仁宗十分看好公，派王怀德到庆州征求公的意见，欲改调公守泾州。公感觉责任重大，首先请王怀德转告他的谢意，然后说：“泾原地重，第恐臣不足当此路，与韩琦同经略泾原并驻泾州，琦兼秦凤，臣兼环庆。泾原有警，臣与韩琦合秦凤、环庆之兵犄角而进；若秦凤、环庆有警，亦可率泾原之师为援。臣当与琦练兵选将，渐复横山，以断贼臂，不数年间可期平定矣。愿诏庞籍兼领环庆以成首尾之势。秦州委文彦博，庆州用滕宗谅总之，孙沔亦可，办集渭州，一武臣足矣。”(脱脱：《宋史•范仲淹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6页)细读这段话，我们不仅为公谦虚谨慎、胸怀若谷而感叹，也为他经验丰富、统揽全局、谋略远大而敬佩。这实是公为宋朝廷制订的战胜西夏的总体方略，是他戍边经验的总结，是他原多次上呈的战略主张的浓缩。

首先公认识到“泾州地重”。泾州不同于处在群山环绕、川窄路险的延州、庆州，它座落在泾河边上，川宽路平，便于骑兵冲突，易攻难守。正如时任体量安抚使的王尧臣上奏说：“贼之犯边，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并塞地形虽险易不同，而兵行须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栅为扼控，贼来利在虏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敌。”他又说：“鄜延、环庆路皆险固易守，惟泾原自汉唐以来为冲要之地。自镇戎军至渭州，沿泾河大川直抵泾、邠，略无险阻，虽有城砦，据平地，贼径交属，难以捍防。如郭子仪、浑瑊，常宿重兵守之。自元昊叛命，数年由此三入寇。朝廷置帅府于泾州，为控扼关陕之会，诚合事机。然频经败覆，边地空虚，士气不振，愿深監近弊，精择将佐。其新集之兵，未经训练，宜易以旧人。傥一路兵力完实，则贼不敢长驱入寇矣。”(脱脱：《宋史•王尧臣传》第1099页)英雄所见略同，公对泾州地理位置的看法与王尧臣的看法肯定是一致的，才有了“泾州地重”这句话，说明公对泾州周围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对元昊的入侵目的、方向是清楚的，对泾州在防守西夏地理位置重要性是明确的。这就是一位将帅的应有素质。我们还可以推测：仁宗在阅览了王尧臣的奏章，回顾了宋夏几次战事，认识到了泾州的重要性，又看到公在延州、庆州精练士卒、固城修寨，其所设施，有过人之能，才选择他到泾原路任职，加强泾州的防守，以彻底改变宋朝被动不利的局面。

其次,身在边疆“则忧其君”的公，正如他自荐戍边一样，抱着为国解忧解难的志向，欣然同意前往泾原路任职。因为他认识到“泾州地重”，又向朝廷提出建议，让韩琦与他一同前往，共驻泾州。韩琦何许人也？边上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王偁：《范仲淹传》《范件淹全集》第1199页)作为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兼招讨使之一的韩琦虽然比范仲淹年龄小，但比范仲淹在边疆上任职时间长，与范齐名。他们共事关中，功业相等，都是重量级的人物。正如谏官欧阳修上言：“韩琦、范仲淹久在陕西，备谙边事，是朝廷亲信委任之人。况二臣材识不类常人，其所见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范仲淹全集•言行拾遗事录卷第二》第821页)《宋史•韩琦传》曰：“韩琦与范仲淹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脱脱：《宋史》第1151页)但韩琦与范仲淹在对付西夏策略上却相反，韩主攻，反对防守。认为：“元昊虽倾国入宼，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同上)在他建议下，朝廷采用攻策，在庆历元年正月，派大将任福率兵主动进攻，与西夏军在六盘山西麓的好水川发生战斗，以惨败告终。公主守，选将练卒，修城筑寨，意在远略。公反对进行远距离奔袭，朝廷命公会同韩琦一道攻击西夏，公抗命不出兵，好水川之败证明公是对的。既然两人意见相左，公为什么还要建议与韩琦共守泾州呢？这正是公的高人一等之所在，其“材识不类于常人”。解读公的建议内涵：一、两位重臣共守一地，坐实了“泾州地重”之言，同时表现了公的自谦。认为个人智贫力薄，需要两人或多人共同努力。二、说明公的胸怀，以国事为重，善于团结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的人一道共事。三、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攻与守的关系。主守并不完全正确，也有弊端；主攻也并非全错，亦有可取之处；主攻与主守的意见虽然相反，但可以兼收并蓄，相互纠正，共同䃼充，达到取长䃼短之效果。

建议的第三层意思是鄰近两路的统帅相互兼职，既主管本路，又兼管他路，联为一体，形成一道防御西夏入侵的共同防线。这种联防联守、各路相互应援的建议，非常正确。当时朝廷采纳了，但在神宗时期却被废止，这就有了元丰年间的永乐城之败，统帅徐禧被杀，丧师数万。应援之法是徐禧上奏取消的，他却成为废止这项制度的牺牲者。到了公的四子范纯粹知庆州，承继先父的意见，上书朝廷，建议恢复联防应援制度。他说：“自徐禧罢策应，若夏兵大举，一路攻围，力有不胜，而鄰路拱手坐观，其不拔者，幸尔。今宜修明战守救援之法。”(脱脱：《宋史•范纯粹传》第1158页)血的事实教育了朝廷，采纳了纯粹的建议，恢复了由公提议而形成的制度。

建议的第四个内容是在扎紧自已篱笆之后，选将练卒，集聚财力，谋取横山，断贼之臂。为什么主攻方向放在横山呢？横山，就是东起黄河，向西绵延至六盘山，横卧于西夏与宋朝的边界上的一条山岭。公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攻策》中说：“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鄜、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战。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理固明矣。”“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阵法训练岁余，俟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更进兵。”“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是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范仲淹全集》第534页)对于攻取横山，公曾多次上书朝廷，如在《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防者三》等等，都说到此事，在他调入朝廷后，仍念念不忘攻取横山之事。《除枢密副使召赴阙陈让第二状》曰：“如贼志倔强，终难调伏，则臣等选练兵将，于三二年间，仗朝廷威灵，讨服横山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忧，非敢饰让近名，频烦天听，乞圣慈深照。”(《范仲淹全集》第389页)

建议中公还举荐了代替他任庆州知州及兼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两位人选。一位是他的同年、好友、时任泾州知州的滕宗谅(字子京)，另一位是孙沔。对于滕宗谅，我们因《岳阳楼记》而熟知，才堪重任；对于孙沔，大部分人陌生。他是浙江会稽人，中进士第。先在基层任职，后长期在边彊上干事，“凡三知庆州，边人服其能 。”七十岁时，朝廷又起用他知庆州，由庆州徙延州时，卒于道。《宋史》说他“跌荡自任，不守士节，然材猛过人。”(脱脱：《宋史·孙沔传》第1089页)范公慧眼识人，乐以为国荐才，由此可見一斑。

公在泾州期间的作为记载却寥寥，仅知以下几件事：1、公来泾州期间，发现泾原士兵有在庆州防守的，而庆州士兵又有在泾原路防守的，两地道路艰险，兵士给养微薄，回家探亲不易；又不熟悉异地山川地理形势，不利于防守。这种现状不仅环庆、泾原两路存在，而且其他路也存在，便上奏朝廷，请尽量将异地的士兵调回原藉防守，可以达到公私两便。2、公于十二月派原州知州景泰与当路的钤辖李丕谅等六位将领出兵，出奇伏击到山外及原州抢掠后回返的西夏军队，收救人民。3、公又亲领军队赴环庆路的邠州宣示兵势，以安众心。后又经长武返回泾州，策应原州出讨的军马。4、二月乙卯，公听闻保安军上书鄜延路，西夏准备讲和。公根据几年守边的经验，认为西夏人反复无常，不可轻易听信。为此向朝廷上奏《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5、公与韩公协谋，欲收复灵州、夏州、横山之地，因上调而作罢。6、公上调离开泾州时，路过邠州，还与当地官员协商定夺邠州盖造营房的事。等等。(见《范仲淹全集》第741、774页)

时间虽短，记载过少，但仅从这几件事中，看出公的忧患意识与先忧后乐之心。首先，兵民的安危疾苦时时挂在心上，在方便兵民，保护民众安全等方面，用心细緻，措施得当。如前所说奏调兵士回原籍防守、派兵伏击抢掠的夏兵、回收民众等。其次，政治与军事经验丰富，处置国家与民众安全方面，深思熟虑，方法恰当。如公的上书，提出的“不可许者三，大防者三”，说得即有理有节，又便于操作。李梦阳曰“不到穷边处，那知远戍情。”公能做到这一点，是三年守边经验的积累。第三，公以国事为重，并不考虑自已安乐。朝廷根据公的功劳，为公加官封爵，上调朝廷干事。任职枢密副使，是副丞相职务，在其他人看来，盼之不得，然而公宁願作边帅，为国守边，不愿回朝高就，竟上书五次辞谢，谁能做到？联系公在庆州任上辞却厚禄的观察使一事，充分证明公处处事事都在实践先忧后乐之志。第四，尽职尽责，做到极致。回朝路过邠州，还过问决策修建军营事的行为，使笔者想到什么是“鞠躬尽粹”，这就是最好的铨释。

遗憾的是在泾州即今泾川县内，至今未见有范公留下来的遗址、遗迹，仅见其下属张去惑陪同其友滕宗谅游泾川回中王母宫的一块记碑，碑文如下：

康定辛巳岁夏六月，从元帅资政贰卿、颍州陈公以兵镇回中。冬十月十九日，会同幕上庠博士大彭刘君秀之芸、署佐著代郡通守清河张君师秉，陪泾府集贤学士南阳滕侯子京同陟之回之王母宫，登览移刻，诚胜游耳。《传》不云乎：俯仰之间自成陈迹，故书为异日张本。......范阳张叔文题。

滕侯子京即滕宗谅，张君师秉即张去惑。张去惑，字师秉，祖籍河北清河。康定元年(1040年)以著作郎代理泾州通判，后为宁州通判，曾助范公修筑过大顺城、防守过邠州。范公多次举荐他，曾在河东路提点刑狱，人称提刑太博。范公任职邓州时，以《送河东提刑张太博》诗送他。(见《范仲淹全集》第60页)

2017年2月23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