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6日至8月6日，正值中国僧人的“夏安居”期，也是历史上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高达39度，北京曾出现过40度的高温天气，泾川城里的各种扇子都卖脱销了，大城市里的电风扇和空调据说也供不应求。天热得发了狂，泾河已干枯了，许多农民连玉米、高梁未能种到地里，山上的小麦长了不足一尺高，减产65%。我和王秀成同志骑着自行车，没有一丝凉风，正在改造的312国道上，被大小汽车煽起的灰沙，烫着行人的脸，整个泾河川道象烧透的砖窑，使人喘不过气，冒着这样恶劣的气候，笔者有幸参与了历时两个月的艰难跋涉，徒步调查了泾川境内泾河两岸分布在百里之遥的石窟，调查结束，汇总情况后，面对一叠厚厚的文字记录和几十页类似写生画的500多个石窟位置、地形、山势草图，以及数百幅爱不释手的彩色照片，心情激荡，思绪万千，许多面目全非的石佛残像时隐时现地幻化在梦呓般的眼前；那些面部被毁的泥塑彩绘高浮雕佛及菩萨像和立体壁塑画面在脑海里重重叠叠；那些开凿于偏僻山沟里的洞天福地，层峦叠翠，清静幽雅，奇异的构造再次引起我们探秘的兴趣；遗憾的是这些佛教艺术遗迹史无记载，许多疑团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思索再三，抬起这笨拙的手，拿起这支沉重的笔，顺着梦呓般的思绪和灵感，试推论这千百年前境内佛教弘布盛况，初探佛教文化遗存的、大多且无文字记载的、又无从说起的几百个现存石窟艺术之规模及特点，将其介绍给人们，意在一方面引起我们对这些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亦可为那些对石窟艺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一批信息，以便于对泾川境内现存的几百个(有的学术价值极高)的大小石窟的保护和研究，笔者还认为，泾川佛教文化遗存，是与泾川西王母文化遗产难分高下的文化财富，亦应一并加以学术研究，有助于梳理泾川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探求这些开发之早，渊源之深，变化至大，前盛后衰，衰后而又可能得到保护的古文化遗迹的泉脉所在。
一、丝绸之路开拓与佛教的传入
在无从直接涉足泾川石窟有关问题之前，应先回顾泾川处于丝绸之路咽喉之地位和作用以及佛教东进中原对它的影响，才能研讨这几百个石窟的开凿过程一系列有关问题。
大约在西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受皇室之托，先后两次率百余人和300余人出使西域，起初其目的在于剪除匈奴之羽翼，是为实现武帝的远交国策的军事战略，因此，曾经千辛万苦，翻陇山，渡黄河，越千里茫茫戈壁，出生入死于荒漠之中，历时13年艰苦岁月。当时因欲联盟的乌孙内部为王位继承之事而发生矛盾和纠纷，所以，张骞并非初战告捷，而两次遭到匈奴的生擒和俘获，后经死里逃生，终于公元前126年，以未成“大业”而返回长安。此行虽未完成联盟乌孙之目的，却出人意料地对开拓一条友好的“丝绸之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张骞二度西域不但“大业”告成，使汉王朝势力大为扩展，同时，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这一军事考虑的行为，怎么也没有“想到丝绸一度曾被罗马人当货币使用，更想不到有倾国之貌的埃及英年女皇克里奥波特拉(Cleopatre)以透明丝纱，显露玉体，使崇尚裸体美的罗马大帝恺撒安冬尼们纷纷拜倒，风糜成习，以迄于今。”(窦宋仪《丝绸之路的复兴在人》)，自那以后，锦衣绣服既成为罗马人富室风尚，绸幕丝帘也为教堂习用，比价与黄金相同的丝绸正因为丝绸之故，西方人在对世界之东方民族的文明了解后并没有以“亚历山大征途”或“成吉思汉驰道”等名字来对这条中西陆路大通道命名，而是用“丝绸”象征这个中西来往的彩虹一般的桥梁来命名，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丝绸之路”这一西方人对起始关陇，经河西走廊及其延伸的中西交通要道的专有名称，在我国古代的许多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中是找不到的，这一名称的出现，是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才首先提出“公元前127年至114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 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名为“丝绸之路”。往后，还是一位德国史学家阿尔迫特?霍尔曼在他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也指出：“把这一名称(丝绸之路)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叙利亚尽管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也是其较大的市场之一。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过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道路而获得生丝的。”由此可知，中国的丝绸在昔日的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沿途的历史名城和重镇曾对此起过多大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海运未开之前，“丝绸之路”是中国中原通向西亚或西亚通往中国中原的陆路，其东西段几乎由甘肃境域接通，而这一段又由河西段和陇东段两部分组成。河西段是指甘肃西部的千里河西走廊为主；而陇东段则指由都城长安起始，到甘肃中部的黄河上游一带，根据有关文献史料分析，此段曾有三条道路可以通行。经陇西和陇县的南路和中路暂且不论，现就此三路中，最重要的陇东高原的泾川为主的北路这一主干道的重要线索，来看佛教由“丝绸之路”的东入。
“丝绸之路”陇东段的北路，始从长安出发，是河西走廊武威的唯一的捷径，是沿着陇东黄土高原的泾河中上游泾川这一关陇名城的西北方向，经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海原等地，又入甘肃靖远后，北渡黄河到景泰，然后到达河西走廊东部古城武威，再继续西行。
汉、唐时期的泾州(泾川)，不仅为“古丝绸之路”的关陇咽喉，而且是西出京都长安关中的第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城市。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陇右陷于吐蕃，陇西、陇县的南路与中路均埂塞不通，河西往返京都长安，均以北路为主干道。因此，古泾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是值得今人研究的。
古“丝绸之路”自明清以来，整整冷落了600多年，这一海盛陆衰的历史事实，虽与郑和七下西洋，传布了当时华夏古国科技文明有关，而帝国主义者在丝绸之路的战略争夺，更是扼杀了欧亚陆路交通之命运的这一因素，则不能说不为主要原因，由其是沙俄帝国的直接侵略，引导了大英帝国主义，运用指南针和后舵以及火药这些华夏古国科技文明成就，使他们的轮船才得以远航来华，再用中国发明的火药制成前瞠枪，在中华大地上实行了强盗般的血腥式掠夺，才使文明古国一阙不振，一落千丈，衰败之即，又倍受弹丸之国日寇的欺辱。但是那些张牙舞爪的法西斯，他们万万没想到，一百多年后，昔日的大英帝国的东方明珠香港，又能重归于曾在延安窑洞里崛起的人民中国。前苏联解体后在丝绸之路西端分出五个小国，仅能以其丰富的石油和煤气，与我们在第二座亚欧大陆桥上相互交换，互惠互利。日本人竟拿钱来保护瀚海中的莫高窟，新丝绸之路又正在复兴，复兴后的新丝绸之路又必将再现昔日之辉煌。
从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传布规律来看，在海运未开之前，首先由东来传布佛教文化的沙门弟子和西天求法的比丘们，有意或无意地跋涉了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古道。这应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开端，它对中西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其深远的历史作用。佛教的传入，使以儒道为中心的中国来世文化并未全然湮没，竟在汉唐盛世形成了佛教的黄金时代，同时，儒道在吸收佛教之后，更显得和平化了。这大概是儒道博大精深，能与佛教融合，孕育出儒道佛合流的新文化的特殊缘故。由此说来，“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今中西经济往来的陆路通道，并且在经济往来之前，中西文化交流已由此陆路通道交流着，这一中西陆路文化交流的开端正是以出世为主的印度佛教文化为先导的。因此，佛教东入汉地的弘扬与传布，与“丝绸古道”密切相关。泾川不仅是这古道上的历史名城和门户，同时有可能是陇东佛教文化的中心。
二、佛教的传入与泾州百里石窟长廊
《梵宫艺苑》中说：佛教“传入中国西北地区的时间……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公元2世纪至3世纪佛教已相当盛行。”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后的西汉第十二代皇帝，即平帝刘衍元始年间(公元6年)至东汉和帝刘肇永元期间的100年间，佛教传入中国。这之后的200年间，即经三国，西晋末，就已盛行了的。在莫高窟的323窟里，有一则牵强附会的《张骞出使西域图》，其第二场面榜有这样的笔题：说“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时。”这里所说的“前汉中宗”就是公元前73年——前49年在位的汉宣帝，这时张赛已不在人世40多年了，又怎么往西域大夏国去问佛名号呢?
还有大约出自三国的牟子《理惑论》中也有一则令人难以信服的叙述，说是“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次日问明群臣，“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12人，于大月氏写佛经42章，”这里所提到的孝明皇帝与张骞相距近两个世纪，如果不是两个人的话，武帝时代的大臣张骞决不会在近200年后，又成了孝明帝的大臣。
据国家宗教事务局1980年3月编的《我国主要宗教知识简介》(内部资料)表明，“佛教传入中国，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史书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在接见大月氏王使尹存时，曾亲受其口授的《浮屠经》。东汉时，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于是派人去西域大月氏写佛经42章，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建佛寺。”这里也提到“明帝梦见神人”和派人去西域大月氏写佛经42章的事情，但未点明派去西域的人，这大概是作者看出了牟子《理惑论》中失实之处的缘故。
经查《史记?匈奴列传》，“元狩二年春(武帝在位的公元前121年)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收休屠祭天金人。”《魏书?释老志》说，“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魏书》还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音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蔡音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法门跪拜之法，自此始也。”也有古代汉文史籍中说，在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善见律毗婆沙》里说，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是在阿育王时代，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汉地)。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准确年代，我国佛学界一般公认的佛法东传的时间是：东汉明帝永平10年(公元68上)，实际上中国最早的佛教徒要数汉明帝的异母弟弟楚王刘莫。在近年兴起的网络中还能看到中国的第一个佛教皇帝竟是汉桓帝。据《高僧传?昙柯迦罗传》记载，朱士行是一般公认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出家的比丘。《比丘尼传》还记载，释净捡为中国第一个出家的比丘尼。而佛教的翻译工作早在灵帝、献帝时代始于安世高。……所以佛教踏上东土时，是以悄然温和的姿态，全然不象十字军东征那样充满血腥味儿，更不象基督教给近代中国那样面目狰狞，那样的局促和那样的让人难以接受。
佛教何时东入汉地?汉地何时始闻佛道?从上述所查到的资料和史书记载，似乎让人无可适从。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概念：即佛教东传，始入汉地的具体时间不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
霍去病将军获其祭天金人；是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还是明帝梦见神人；也不论是公元前一世纪，还是公元一世纪；更不论平帝刘衍元始年间，还是和帝刘肇永元期间，也不管他是秦时，还是汉代，求佛的起因总与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虽说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令人有些不可思议，但佛教东入汉地，直至传入中原，却是沿张骞开通的丝绸之路传布的，所以说，丝绸之路是求法之路，也是传法之路，从中亚佛教圣地入西域，经敦煌的陶冶，进入陇东泾州升华和修整，再到汉地的长安腹地，使整个河陇地区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佛教文化带，也形成了甘肃号称“石窟艺术之乡”的美称。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黄土高原，随着丝绸古道佛教传入的文化带，布满着神姿华茂，辉映长河的石窟寺和大小不同，异彩纷呈，灿若繁星的石窟龛。在瀚海戈壁上，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史册的敦煌莫高窟已举世闻名，陇右麦积山石窟寺，永靖炳灵寺石窟寺以及河西走廊的多处石窟寺也正在被世人所了解和熟悉，而如明珠或繁星般镶嵌在“丝路咽喉”
——陇东泾河黄土高坡上，千百年前的泱泱佛教留下无数生动的僧伽身影和掩埋了千百年之后的石窟寺，随着西部升腾和新丝绸之路的复兴，亦应在21世纪的人们面前以展昔日的雄姿。
地处陇东黄土高原的泾川，不少学者曾指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神秘的地方，至于它文明的开端究竟起于何时或有多少神秘，这里故且不论，就其境内佛教遗存的石窟数量超过敦煌石窟总数这一巨大规模而言，足以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何况如明珠般镶嵌在境内泾河两岸的白垩纪沉积红沙岩上留存至今，并形成一条百里石窟长廊之势。由此可以想见，佛教在古泾州的兴盛是空前绝后的。关于这一点，祝世林先生在《平凉古代史考述》中这样叙述，“北魏时的泾州是很值得研究的。解放后，由于历年来兴修水利，改土治河，使地面发生很大变动，据解放初期文物工作者张映文同志(已故)的考察记载：南石窟沿泾河北岸长15里许，罗汉洞长一里多，丈八寺与太山寺都不是独立的，而是沿泾河两岸开凿连续不断，只是因石质不好，风化太甚，当时可以寻到的遗迹，一些散在的石窟现在连痕迹也找不到了。以此推断，当年自泾州以东沿丝绸之路，曾有连续不断的佛寺，如作为一个整体看，其规模是巨大惊人的，甚至可以超过敦煌、武威。它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丝绸之路商旅往来十分繁荣。
第二，佛教兴盛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十六国时高僧竺佛念曾驻穈于安定，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弟子中道温、僧契是来自泾州的僧人。北魏虽未见有关记载，如此大量的佛文化遗存，应曾经是有大量僧侣的集中地。第三、大量石窟佛寺的营建，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沿丝绸之路东来，一路多是边荒之地，翻越陇山，到达关中，才算到达中国内地，泾州是进入关中后的第一个政治军事中心的大城市，一定是人口集中，经济繁荣。可惜史无记载，详情难知了。
此外，在平凉四十里铺泾河北的阴般[]木县古城曾出土北魏景明帝时禅佛寺的石刻。固原南郊李贤墓出土鎏银壶，玻璃碗、金戒指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精美艺术品；灵台县南去凤翔的古道上发现，数百枚波斯铅饼(货币)却是中西经济交流的可靠物证。”
关于泾川佛教昔日之盛况，虽然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但现有的500多个石窟龛，就是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证，另外，铜佛像之多，也是泾川佛教文化的一大奇观，20世纪60年代，虽以废铜收缴过大量的铜佛像，但现留存于县博物馆内和民间收藏的存量也还不少，稀世精品，自然要
数“归义侯窖藏”中的那尊鎏金铜佛了(现藏于省博物馆内)。
三、透过泾河百里石窟长廊，窥探泾川佛教盛况
泾川的佛教究竟始于何时?史无记载，众说不一，且难以断定，只能根据佛教留存下来的遗迹和遗物以及与佛教文化相关联的各种遗痕来推而论之，难免有臆度之嫌，实属无奈，这样提出一些观点，或者不同的观点，也只是为了求得专家、学者的争呜和斧正，以使泾川昔日佛教盛况有一个较为能使人们接受和信服的文字补充，为后人找补这块缺失部分提供一些线索。
中国的石窟是随着佛教始入汉地不久就出现了，但都是些极小的个人行为，多为僧侣自凿。
较大或较复杂一点的洞窟则是后来佛教逐渐兴盛与发展以及影响的迅速扩大而兴起了佛教石窟寺，并与汉文化融汇后，产生了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文化艺术。佛教初传时期并未有佛的具体形象，当时的佛教僧众认为，佛是神圣和超人的，其形象不是一般人所能造做的，随意造做佛的形象，是对佛的不敬，所以最早的佛教艺术是以某种偶象，如佛塔、法轮、菩提树、莲花等为象征性地代表佛的存在。
石窟艺术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中国石窟艺术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