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幸好还有王朔：《致女儿书》照妖中国文坛

2007年，王朔出了两本书，说了N吨话。
表面上，中国人正在大谈跟世界接轨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和文化复兴；
事实上，中国文化界盛行假HIGH，文化娱乐化，名人八卦化。
人人生怕落伍，不敢非议流行。人人追求善美，不敢对自己诚实。
明白人不愿说，有声望者委婉地说，权势者官样地说，浅薄者乱说。
敢于巧于善于抨击文化恶势力的，只有一个王朔。
在为公众还原当代文化现实和文化作品价值这一点上，幸好还有王朔。
能将公开的言说推到“快、准、狠”境界的，当属王朔。
他自觉担当了当代文化的独立评论员角色，并且很可能是2007年度中国最佳文化评论员。
他心有伤痛，绝不完美，甚至连新出的两本书，都像自动书写的半成品。但他试着对自己和这个时代诚实，无情剖析自己，并给出了环境的部分真相。
中国的“忏悔录”时代远未到来，王朔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王朔在2007

文/何树青

王朔是一个18岁的老男孩，与他自己的生活有关，与旁观者、娱记和社会无关。国人现在正大谈跟世界接轨的文化“软实力”，“忏悔录”的时代远未到来，王朔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2007年，两个王朔相见。一个王朔，是一直在演北京流氓王朔的那个人；另一个王朔，是18岁的老男孩。
他在前9个月口无遮拦激起的公愤，在第10个月得到了宽恕。面对传媒，王蒙20年前在《躲避崇高》中的判断依然精准：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蛮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心理医生李子勋补了一句：王朔的情商与智商有差距，心理年龄是十八九岁年轻人的心理特征，比如天不怕、地不怕，很冲动，事后又会后悔。
2007年，王朔是个演员，话剧演员。
这当然不是他的独角戏。在文化舞台上，电视选秀先是高潮然后拧巴，电视剧有《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的怀旧和《奋斗》的新潮，电影界有《色，戒》的大起和《太阳照常升起》的郁闷，文坛有80后作家集体加入作协的新戏份，百年话剧和新晋的世界文化遗产也赢得几句台词。
不过，王朔把众多配角的台词都抢了。他成了年度最佳文化评论员。

18岁的老男孩，不一样的F40

他敏感，害羞，内心柔软得近乎软弱。这是王安忆对王朔的印象。7年前在深圳祈愿之夜活动上载过王朔的司机，依然记得王朔的平易近人。直至今日，在占座网，还可以看到这样一张不太爷们的照片：一个胖子站在小板凳上，用一块蓝布认真地擦一辆黑色丰田普瑞斯的车顶。
但把王朔视为平庸善类，就错了。他20岁开写，30岁博得影视“王朔年”的全国性声名，34岁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出4卷本文集的作家，41岁开启金庸恶评，之后渐归沉寂。那时他开始病了。一半消沉和焦虑，一半为亲人陆续病逝所伤。他的圈子更小，更依赖于药，更深思寡言。——这是与主流社会精英不一样的F40，却是性格主导的真实王朔。“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王朔2007年如是表白。
因为王子文的官司，王朔助义拳，于是在2006年12月底抛头露面，打乱了2007年3月鲜花村网站开播时才出来的计划。——这没有区别：他早出来是帮王子文，晚出来是帮徐静蕾，都是为女人。
女人在18岁的老男孩王朔的心中地位崇高。他自称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四个女人，女人于他是一个精神避难所，他瞧不起男人的脏，有点自比贾宝玉。2007年，王朔出了两本书，《我的千岁寒》希望“女孩子儿最好别看”，《致女儿书》却是“写给女性亲属看的”。他把妈妈拉上电视以解心结，把写给女儿的“遗嘱”出版以解另一个心结，把新的作品和计划融入徐静蕾的作品和计划。
这时，王朔是一个18岁的老男孩，与他自己的生活有关，与旁观者、娱记和社会无关。

中年动物为什么凶猛？

中年危机有多严重？赚过大钱和大名、历经各种伤与逝、妄想与恐惧不道德内疚感纠缠在一起、感觉人活着就没什么意义的中年的危机有多严重？王朔一言以蔽之：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亮。
叶京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激发了他久违的“责任”：“共和国一代”在文化地位上不能被生瓜蛋子们遗忘和灭掉。徐静蕾是把他重新导入现实的正面积极因素。他还对女儿有责任，“不要让另外一代人以为人生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还要赚钱生活。他还有价值观的重组、写作的积累和野心。他与严肃文学阵地和少数主流活跃人士保持着低调、稀少、坚固的联系，但他正是那个向一团和气的文化界杀回马枪的人。
“我得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这儿”，王朔明白眼球即权力。媒体来了，娱记来了。娱记敬业精神可佳，但智商不可高估，他们之中有人会为了报道《色，戒》而要求采访张爱玲。
王朔开聊了，公牛闯进了瓷器店。一团和气的文坛，备受追捧的80后，高高在上的大师级导演和作家，假装积极实则扒粪的娱记，一一被王朔撕破了脸。批评然后道歉，让人难分清这是心藏大恶还是心藏大善。
传媒太慢了，王朔说得太快，鲜花村博客那些破折号并不代表王朔写作文体的转型，只是整理录音的电脑录入员为避免标点符号错误而走的捷径罢了。因为，之后出版的《致女儿书》毫不含糊地显示了他对标点符号的精通。
网络搜索“王朔”相关网页，1月22日19:00找到约1,620,000篇，10月24日18:32找到约7,870,000篇，9个月增长615万个相关网页，算是再次走红。
反对者说：不区分过去的王朔和现在的王朔，是把十八岁的乳房和八十岁的乳房混为一谈。理解者说：我必须向他表示我的敬意，尽管我判断适度退却对他也许更为有益。
但王朔不会因他人而封嘴。他是女儿的“私”，也是自己的干将莫邪，自己小炼钢铁，跟世相战斗或调戏。“我是狮子处女座的，月亮星座在天蝎……”，娱记们埋头狂记。

只有一个王朔，幸好还有王朔

不喜欢被人称为“王老师”，也不喜欢别人叫“朔爷”，但王朔门下走狗甚众。石康说：也许王朔是国内最后一个令大群读者热爱的作家了，他的作品为八十年代人提供娱乐的同时，还替那些离开体制、在社会上混的人说了话……王朔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比王朔的声音更为吸引人的声音。
吸引人的声音自然是有的，各界老名人和新名人如云（看看新浪博客就知道），就连抄袭的郭敬明都有死忠FANS。但明白人不愿说，有声望者委婉地说，权势者官样地说，浅薄者乱说。能将公开的言说推到“快、准、狠”境界的，当属王朔。
诺贝尔文学奖眼巴巴望了这么多年，就是到不了内地作家身上。电影电视圈的权与利的潜规则，多少年来都是黑幕。知识分子的祥和面孔之下，总是藏起自我阉割的真相。文化热点的喧哗背后，无人戳穿其中的泡沫。人人生怕落伍，不敢非议流行。敢于巧于善于抨击文化恶势力的，只有一个王朔。在为公众还原当代文化现实和文化作品价值这一点上，幸好还有王朔。
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第一次草稿的开头写道：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致女儿书》有目录没文字，离“忏悔录”还差很远，但至少，这个环境动物以自己为例，给出了环境的部分真相。
国人现在正大谈跟世界接轨的文化“软实力”，“忏悔录”的时代远未到来，王朔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窦文涛说王朔
他早期的小说我迷过，他现在的东西我读了又读

《新周刊》：你跟王朔熟吗?
窦文涛：以前碰见过几回，跟着大伙儿亲切地叫他“王老师”，也没好意思多说话，不算有交往。我真正识得王朔应该还是我们一起做《锵锵三人行》，那五集节目流传甚广争议不绝，搞得我事后还在电视上两次道歉，王老师痛快了，留我在那儿给观众赔不是（笑），后来他玩笑说“你那节目现在是一盏红灯了，也是我的光荣，咱正经小名叫王锵锵”，我给他回信息：“有了王锵锵，才有红灯记”（笑）。其实《锵锵三人行》有错也有冤，那些个狂人狂话是他在别的场合说的，最后全栽我们头上了，我敢说他在那五集节目里说的基本都挺正的，讲国共两党军官子弟的生活，讲当年他经历的电视剧创作，讲作家的文字感觉，有些骂人的话我们都剪掉了，所以当时批评最有力的就一条——说话带脏字。

《新周刊》：王朔上了《锵锵三人行》，你觉得效果如何？还想请什么人上锵锵？
窦文涛：后来我看见有报道说王朔在节目里一个人滔滔不绝，文涛和文道都插不进嘴去。还有批评我主持不力，不遏制王朔，纵容他砸我们的场子。说实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没错，这就是某些人，如其然如其然，他们就是这样看人看戏的，砸场子，这可真是城门楼子（俗语，似驴唇不对马嘴之意），像王老师这么会聊天的人，愿意上锵锵，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这叫砸场子，我这主持人无任欢迎嘉宾都来砸一砸。甭说这本是他的说话习惯，即便他少说，也该请他多说，《锵锵三人行》这两年有变化，从“老友记”到打开门多请新嘉宾，好不好另说，但新嘉宾来了，在情在理我们主持人和老嘉宾都会有个默契，我们少说让人家多说，因为人家只来一回，象这样的“聊天式人物访谈”如今几乎每周的《锵锵三人行》里都有，比如崔健比如白先勇比如一位女律师，讲话都不比王朔少，怎么没人挑剔谁说多了谁说少了？关键在于有的人对王朔的“范儿”不喜欢，或者说他出言不逊的狂狷劲儿吧，有人骂他怎么气焰如此嚣张（笑），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王老师平常可真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有小孩子气，或者说他选择保持孩子气，但有时候又心细如发温柔体贴。我们有个女嘉宾查建英跟我说王朔这人特逗，查建英反对王朔的一些观点，王朔就说查建英你可以在节目里批驳我，可查建英批的一些话王朔听了又不高兴了，就诅咒发誓跟她从此绝交，查建英想绝交就绝交吧，可过不了俩月，王朔又请查建英到他家修好，还专门给她煮了一锅肉伺候着。
　　就连批评我们的报社评论员后来上锵锵也反复说明，王朔可以随意媒体不能随便，他批评的只是我们节目组应该把脏字粗口剪干净，但他都说王朔锵锵的内容很精彩，还赞叹他得看多少书啊满嘴跑知识。我倒觉得王老师看书多也不会太多，因为他自己讲过，跟作家阿城相比，阿城是知道十分只说一分，他是知道一分敢说九分。别的我不懂，但在聊天方面我对他们两个相当佩服，叫他们“老师”是玩笑也是诚心。上次听阿老（阿城）聊天，我发现自己简直都成了屏息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多少妙语多少奇闻多少灵感，就在三五朋友人仰马翻的笑声中消散了，不留一些痕迹，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完了就完了。那评论员还说我原来以为最能说的是你窦文涛，看王朔才知道还有比你更厉害的，我说何止王朔，我幸运的是认识了一些真正有才的人，让我明白我虽然整天恬着脸在电视上晃，其实没多大真本事。比我更会主持节目的人，退出了最火的节目，比我更会说话的人，宁愿躲开聚光灯，在私底下博朋友一乐罢了。我实在很普通，多向人家学习吧，其实这样我最安心。

《新周刊》：那你刚才说的道歉是否有点口服心不服？
窦文涛：我刚才说第一反应是不服，可回家里扒开心看看，又不能不承认我是有点偏心眼儿了，人家批评也有道理。这偏心眼儿打哪儿来的呢？还是因职业成偏好的说话癖，我生活里不是很能聊的人，节目里聊的水平也总恨自己不济，老想求进步，结果自己话还是说不好，倒成了个听人聊天的爱好者。王老师聊天个性感极强口语感极强，富于感染力蛊惑力（笑），当然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比方他的某些想法，比方他要说快了有些南方人不一定全懂，还有人可能不习惯他有时光顾一个人说得痛快；可喜欢的人就特别喜欢听他聊，我就见过一伙朋友兴致勃勃围着他，听他一个人连续侃了几个钟头，什么话到他嘴里都能说得特好玩。我假模假式评一评啊，比如说他在锵锵里侃，我发现在短短一段话里能够事、理、情、趣兼备，末尾还抖出一包袱来，主要还不是刻意做作，那没劲，他是随意挥洒，甚至可以说有点童言无忌，我为什么不打断他？说实话我舍不得打断他，当然不好这么比，但这就像说你特想把一种罕有而奇妙的民间玩艺儿全汁全味地介绍给观众，所以我也老实招供，不怨我们的编导，是我有意地保留了几个脏字，怕全剪干净了会破坏这口语的原味。你瞧我这是琢磨什么呢，一霎时忘了这不是特定观众的艺术电影院，这是给所有人看的电视台，虽然咱也没新闻法，分寸这事我们一向靠感觉把握，但规矩应该是不准出脏字，我错了，确实该道歉，到今天一直剪得干干净净，所以有时候大家看见嘉宾光张嘴不出声，我告你那是他骂人呢（笑）。
　　必须明白不是所有观众都跟我一样的，比如有的观众会联系王朔在其他场合说的一些话批评他，可我就没太注意，这是因为我平常看人看事的基本态度。我有学习能力，但是鉴定能力有严重缺陷，比如看大片，其实说好说坏我都得先问问大家伙儿怎么说，要你们都说坏，我马上也能说出坏在哪里，可我自己刚出电影院的时候实际心里是恍惚的，因为告你个秘密，什么电影我都能看出好儿来，我进电影院一趟花俩钟头我可不吃亏，这片子再不好总有点可看的吧，故事不好看风景，风景不好看美人，说拍奶子多了那咱就看奶子呗，人家那么辛苦找来，这事我可不自己给自己添堵（笑），不开玩笑，真的，我看什么东西其实角度是非常自私的，这个人身上有些我不能同意或暂时不能理解的地方，那跟我没关系，我只看他身上有什么我可以吸取可以学习的好处，这算不算扬其长避其短呢？过去我认为人是统一的，现在我认定人是分裂的，是个组合物，聚合物，不是一个，是一堆，从这堆儿里什么好坏杂碎你都能拣得出来，人没有内在统一，正在分崩离析。
　　书也是这样，翻开一页有一段话滋养了你，那就得谢谢作者了，其他的你管那干嘛扔下就完了又不是干评论的，即便一段话的观点你不同意可说得好玩咱也能受点益，比方说你这儿有书，王老师的新书《致女儿书》，里头有这么段话“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像今天依然能看到那样，最愚昧的人活得最好，是一批傻子支撑着人类，或者用阿谀人民的人爱说的话——是人类的脊梁。”——这话要在电视上，可能我得板起面孔上纲上线批驳这不是反人民反脊梁吗？可我私下里读到这儿真实的反应却是给逗乐了，就像听相声乐了，严肃讲对脊梁的看法我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只是由此多知道了噢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没听说哪位作家在一本给女儿的小书里就能一言兴邦的，一言乱邦更别想。当然有人愿意严肃也可以发表文章反对、争论，这就是我理解的言论自由。反正我承认我有点是非不清爱憎不明，这一直就是我做主持人的一大缺陷。

《新周刊》：既然说到书，如果选一种王朔引为知音，你选写《动物凶猛》时代的王朔，还是写《我是谁》时代的王朔，或者是写《致女儿书》的王朔？请说明原因。或者在你眼里，王朔始终如一，根本就没有变过？
窦文涛：王老师的东西，只要是公开发表的，我大概全看过，有的还不止一遍，我得承认我是他的新老读者之一，这不等于我崇拜他或全同意他，很简单，就是喜欢，于我有益。他早期的小说我迷过，他现在的东西我也是读了又读。只要一个人曾经有一部作品深深打动过我，不管这个人以后怎么样我也丢不下一种好感。就你说的《动物凶猛》时代吧，我二十多岁，本是个老老实实的石家庄孩子当然一肚子不老实，说起来有点没出息，当时看他那些小说的感觉就像终于找到了学习榜样，噢，原来跟女孩不用老憋着，原来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原来能这么跟人贫，原来话可以说得这么好玩！大开眼界。甭管真假，可以说他给我介绍了一种生活，这生活让我怦然心动，当然有人不这么觉得，那就可能还是我心里本来就有这种东西，跟他碰上了。
　　十多年前我刚主持节目，在电视上还不会说人话，后来到《锵锵三人行》，我决心说人话了，可说人话一人也有一人的“范儿”，当时我很有些口花花，喜欢的说挺逗，不喜欢的说像个痞子，残余形象流毒至今。这从根儿上讲，其中一个影响得算跟王朔小说里学的，当然人不是那个意思是我学歪了（笑），就这点说还得跟王老师鸣个谢。不过我后来收敛了，因为人在变，一直在受不同人的影响，也在一直审查自己，觉得那也不全是真的我，就是舒服也不能老演流氓吧——（你看，这个句子里就有王朔语言曾经对我的影响）。
　　其实他如果还复制那种早年的小说，我可能还不喜欢了。到《我的千岁寒》，我的感觉是爱看，甚至看了两遍。你这算杂志访我个人，我不必敷衍，我知道很多人说看不懂，很多人说太差了，可我总不能因为别人都说不懂我明明看懂了愣跟着也说没看懂吧，不能因为好多人说太差了我明明不这么觉得也得跟着说太差了吧，事实是我全看懂了，字字句句看得分明。有人说非得吸毒才看得懂，我倒不这么看，都是中国语言文字有什么看不懂呢？恐怕还是说看懂了可我不懂他写这些个乱七八糟干什么。
　　有的评论是说得挺内行的，我听着也有理，可问题就在我是一普通读者，文学很浅薄，说实话近年基本没读过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也不懂小说该怎么写才算高明，就是说我没背景知识，所以我也不会想到给他排位置，算作品吗？算伟大作品吗？伟大到什么份上？能挤进文学排行榜第几名？还是不入流？这些事我全外行，所以你说它是小说还是散文还是诗？小说该怎么写散文该怎么论？他这算不算文学？我不管这些，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片片文字，我就是走廊地上看见一纸条也会捡起来瞅瞅，上面的字要有用我就记住没用就扔，过去不听说法国一小说家出一新小说都不装订，一页页就装一盒子里，你可以象打扑克一样随抽随看，你跟他怎么聊逻辑谈结构呢？所以应该这么说，他这东西在大家的标准里究竟好不好？我实在不懂，但我个人从中确实得到趣味得到营养，甚至有的地方还有小感动，大概因为作者思考的东西我也正好在学习吧。确实不是给所有人看的，现在谁出书又能让所有人看呢？多少而已，现在是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时代吧，什么人不出书呢？各花入各眼，如果不考虑卖钱，有人看就够了，我一点也没鼓励别人去喜欢这书的意思，只是说价值暂时是因人而异的。

《新周刊》：王朔说这几年找到的思想武器是5本书——《时间简史》、《金刚经》、《坛经》、《杜尚访谈录》与《一个原子的时空之旅》。这5本书你读过么？读后的印象如何？你有没有作为自己思想武器的N本书？
窦文涛：巧了，虽然我们没啥交往，可前四本书也是我这几年业余生活里常看的，后来又看了《一个原子的时空之旅》，西方人特别注意把科学最新发现尽量用通俗的语言让大众知道，历史证明宇宙大发现太重要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每一次新发现都导致全人类世界观改变，一次次把社会推进新世代，甚至印象画派的发生都跟艺术家吸收当时的科学成果有关。我们小时候仰望星空，都会有无穷的好奇，宇宙有边儿吗？边儿外头是什么？十万个为什么都不够，后来长大了，很多人忘了这事了，可我，还有不少人还一直惦记着哪，这不好吗？大科学家都说孩子心中的这份好奇要保持啊，这才是一切探索发现的源头。我也是因为有了这些铺垫，所以看王老师的书能懂，且赞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这么好的文笔把冷冰冰的科普知识描写得那么美，把原子拟人化，带着感情，充满想象力，充满戏剧感。
　　有人会说他那算科学吗？还夹杂着佛、幻觉以及妄想。信不信都好，他有他的精神世界，但这些东西涉及到一种有人以来就没断过的追问，人是怎么回事？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为什么会是这样？想这些事好像没用，可我也总止不住去想，美其名曰想这些可以帮助我转变对命运的态度，痛苦啦，挫折了，失去了，每个人都经常吧？怎么能没有疑问呢？连屈原都《天问》呢我们怎么不问？问就会有答案，只能是个人答案，像屈原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吧那就是他的答案他的世界，你可以不信，但也别小看别人的答案，说到底，这事谁能知道？没准谁对谁错呢？就像说宗教之间你也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他人的信，更友好的态度是试图去了解，至少是广见闻吧。
　　王老师这《千岁寒》，还有那《致女儿书》，都跟他这人似的，开头有距离，实际到后边儿是一通俗易懂善解人意，有的人是给一开头唬住了，比如说《千岁寒》的开头，咱这儿不有本书吗，我没征得作者同意啊，说得不一定对，我给你念：“时——觉悟者释迦族的明珠湮灭物质形式回归能量圈两个五百公转儿后，第三个五百公转儿内。”——这是从释迦牟尼之死说起，他是释迦族王子又是觉悟了的人可以算他们族的明珠了吧，明珠湮灭就是佛死了也叫涅磐，那自然是组成人的物质形式转化了而能量守恒，王朔可能认为涅磐类似于回归宇宙的本质，用物理词儿说他大概认为一切的本质就是能量，地球绕太阳五百个公转就是五百年吧，是指释迦牟尼死了一千多年后，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出现的年头，“时”也是《六祖坛经》的第一个字。——他这样开头其实有种明珠、宇宙、太阳系的画面感，我老觉得王老师老编电影拍电影，所以开头有种电影感，还挺恢宏的一开头，不信你看下一句“大——欧亚陆架中央隆起雪山发源之水越撇越长撇出一江一河流入太平洋，流域地区是唐朝——女士主政时代。”——你瞧，画面移到中国唐朝武则天时代，而且从青藏高原流出长江黄河正是撇成一个“大”字形。所以你再往下看，“师——我该挎弓没挎弓挎着麻绳和柴刀，一顶头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这不是又对“师”这个字做笔划象形联想吗？把这个字部首拆开，左半边一竖一撇就是“麻绳和柴刀”，右半边的形状正是“一顶斗笠，一手提拳一手下垂”……以下依此类推。我喜欢这个文字游戏，而且每段头一个字竖着念就正是《六祖坛经》的头几个字，这让我想起古人游戏笔墨的趣味，但又是新的解码。
　　我知道我挺没羞没臊的，是挺傻帽儿，一知半解还冒充导读呢，谁都知道的事我还假装人不知道再给说一遍，是嫌多余。其实是因为前阵子周围老有朋友跟我说这书从开头就看不懂，我等于在这儿跟这些朋友交流一下，等于小范围分享点读后感。
　　你像王朔现在的书，《千岁寒》、《致女儿书》都显得前后不一，体例混乱，甚至感觉把这年那年没写完的东西都堆一块了，几年前写的东西里头还夹杂着今年新写的评注，这是要干什么？破罐破摔吗？反正没有妨碍我一段段看下去，我也没理会，他这么干成不成我也没资格评价，要说就是外行话了，我联想起一画家老师曾经给我讲过，大概意思是说有个叫塞尚的画家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他的有些画往往是一条线没勾准，就再在旁边勾描，最后就把一条条修改的痕迹留在完成的画上，有的画甚至就像未完成，等于是留下了绘画进行中的主客观状态在画布上。王朔也说要把修改的痕迹留在书上，未完成就未完成在那里，不了了之。但文跟画是不是一个理儿，我就说不来了。
　　还有所谓幻觉和妄想，庄子就在怀疑是蝴蝶梦见我了还是我梦见蝴蝶了，近年的大脑科学研究发现，我们看到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跟大脑本身的设置有关，是真是幻，至少可以存疑，本来就是个哲学命题。即便就是幻觉，文学不一直在写幻觉吗，我们觉得是瞎感觉，可在艺术家眼里也许是很真实的，我举个不太合适的例子，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本来是他一个人喝酒，月光一照，成三人行了，你说是幻觉其实都是他一人的影子，可确实他看见是仨人一块喝了。大众文艺还有个你这幻觉跟大多数的感觉能不能相通的问题，可要是个人写作，没问题，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本来除了某几个特定的时间地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但少数人的事也为人类多元文化添砖加瓦啊，也反映精神探索之一端啊，只要不强迫别人接受都没问题。过去说魏晋玄谈误国，我觉得反倒是现在人人都那么实用，没什么人琢磨终极问题，有点缺乏精神高度，我自认为是很实用主义很势利眼的人了，可环境比我还实用还势利眼，那么多人没信仰，你信仰什么，钱吗？成功吗？我不是说该信仰什么，而是希望自己寻找答案，王朔对不对两说着，他至少是不甘心稀里糊涂接受别人从小灌输给他的答案，而我们每个人一生中确实有多次被蒙骗的铁证。

《新周刊》：你会把《致女儿书》，视为王朔的忏悔录么？如果不是，那是什么？读《致女儿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封总的感受是觉得自己肮脏。怎么看待一个男人把女儿作为告解对象去倾诉的这种心理？一个男人最后发现自己爱或者信任的女人，只有女儿，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
窦文涛：作者的原意只有作者知道，读者看书，翻开往往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各人自己而已，所以我肯定是以己度人有误读。封新城看完觉得他肮脏了，因为他也有女儿，我没女儿，所以说理解也是假的。王朔在书里明说，他的一生很明确，为自己，可这态度唯一绕不过去的是由己所出的女儿，在女儿面前他无地自容的心都有。他小时候跟父母似乎比较陌生，他觉得中国人的孝有问题，因为他从亲身经验认定父母在女儿身上得到的快乐早就抵消了他们的付出，再要求孩子长大了孝养父母没道理，而且他认为赡养老人该是国家义务，这一条在将来老龄化社会里独生子女可能要赡养多位老人的压力下是个思考。
     我同意我如果有孩子，我本人老年要自寻归依不劳烦孩子，最好各走各路，但我的父母我总是骂自己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太少，大概因为我父母一辈子就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一切吧。
     我记忆里他们算是宠孩子的，也可能天性有点软弱，对自己的正确性缺乏信心，爱犹豫，在管孩子方面就常常心软，打孩子总是下不去手。我们家在石家庄是外来户，独门独户，极少走亲戚，跟外人几乎没来往，一家人都比较自闭，父母年轻时吵吵闹闹过一阵，但现在家里人挺亲的，想起父母兄弟总还是温暖亲情。记得我爸到晚年还老提起小时候打过我哥哥一次，我哥都忘了，可我爸为这事后悔了几十年，所以还是什么家庭什么孩子吧。可我不明白的是想起父母为什么总会辛酸难过，这感情里怎么有那么深的痛苦，是对父母为孩子艰辛一生现在一天天衰老的哀伤吗？不清楚，所以有时候我反而瞎想，将来跟我的孩子感情淡一些才好，算了我这没孩子的聊这个实在不靠谱。
     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写的时候坚定只冲着一个人说，冲着女儿说，其实是对自己的写作心态要求近乎苛刻，文学上评价我外行，可这至少是真心文字，拷问自我的文字。我现在也开始自己写了，有空就写。这有几个由头，一是有段时间简直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当然不是忧郁症，我离疯也还远，可得解决这问题，于是先看到王朔书里说他写作也是心理治疗，就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而且我也想王老师那么会说话，会不会跟写东西特别是口语写作的训练有关系？我是不是也得动动笔？同时又看到台湾一个姓侯的艺术家一本小册子，照片上感觉这侯艺术家好像把自个儿饿成灾民了，他真是把自己关起来写，从这儿才知道台湾现有种“自动书写”运动，还有几条原则，大概就是不要有任何杂念，不要有任何要写美文的概念，根本就不要想，脑海里出现什么就当即记下什么。于是我也开始了，是管点儿用，写一通心里能好点，后来也不一定，但挺愿意写，我还不像王老师他可能还免不了有点估摸着早晚得见人的意识，我是纯粹就为自己我也不出书，那是完全诚实。我看了看内容，即便真要给人看那也得等我死了，等我所有认识的人都死光了才行，那也不行，有的人还要死后声誉呢你也不能给人拆台吧。诚实也难，当你在这过程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诚实也不是你能把握的，静看自己的心才明白心乱如麻，一条道有八个岔你往哪儿去，无数念头纷至沓来，你又不能同时写八件事儿。其实我最近正想问问作家王老师这事怎么办呢，哎就看见他这《致女儿书》，原来他早就这么写了而居然也遇到同样问题，甚至有些话都一样，比如“今天情绪太灰了，不想写了”等等。
    所谓这种自我自动书写，或者叫无意识下意识书写，应该不新鲜，凯鲁亚克《在路上》算不算呢？这也是一种写作路子，我写是自己玩，人作家经验、表达比咱高一筹，那流出来的东西也许真有价值。我一个意外的收获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文字表达方式，以前写东西吭吭哧哧总是太费力，因为对文章太有概念太有要求，象王老师他给我的启发是用自己的口语写作，结果这么一写真顺畅，也不假模假式了，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而且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打那儿起我写什么都像在沉默中一个人聊天。这不知道好不好，我也不是文学家，就只觉着合适我挺舒服的这么写。几年前记得我请教过文学家阿城，说胡适不是白话文吗，那我要这么写不就是明白如话吗？阿老当时说这不够，落在文字上还是得收拾，可我既然不给人看也就懒得收拾了。

《新周刊》：王朔一直是个争议人物，你觉得世人对王朔的种种看法（比如说痞子和疯狗和炒作）缘于哪些因素？
窦文涛：其实你发现没有，在今天社会，疯可以获得某种自由，不用那么压抑，有时候我也想当疯子，去那儿发现来晚了，座儿早都给人占了，还排长队呢，我想那我就当傻子吧，也接近本色，没人跟我争（笑）。王朔这新书里好象还提到，真疯了就是不能适应社会了，他自己现在还能应付。我跟王老师来往不多，不知道他是不是曾经想炒作，可我倒是注意到他经常说他至少知道什么叫寒碜，我一度没明白他指什么，没准儿在有些人看来，他所谓的疯样才叫寒碜呢。
　　后来想想有点明白了，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寒碜不寒碜，你也有，拧巴就拧巴在这儿，比如说我是电视台主持人，台里要播我的宣传片，宣传词自然是夸我们自己的，夸我是最佳谈话节目主持人，其实还是你们《新周刊》给的一奖，就象广告似的一天滚动播好几遍，可我一看见就觉得丢人，哪有这么吹自己的，最佳？我是吗？包括做广告这事我也是又想又不想，想是想钱，不想就是怕寒碜，别人做都挺好，到自己就老觉得我这德性上广告好丑，怕朋友笑话。你想不到像我这样在节目里没皮没脸的人在这事儿上倒腼腆，还有让我走红地毯也寒碜，实际现在这都很正常，做了也没人笑话你，就是你自己太把自己当人了，可问题是游戏规则变了，这年头只有你一个人觉得这事寒碜，大家都不觉得寒碜，观众也没意见，没准在别人眼里就你这样什么都不乐意才最寒碜呢，为谁拒绝为谁扛？到最后似乎只是拗不过自己。
　　再比如我作为主持人在各地一些场合经常需要说那些大话雅词儿，可我一说就脸红，为什么？反而当众说我好色我不脸红，那至少是真话，可要说我们胸怀天下，我就不自然，不是这话不对，而是我觉得自己都还没达到，人格修养上实在还没到那个境界，从我嘴里说出来这些词儿我就觉得寒碜，我自己没那么高我干吗要说那么高，当然可以说何必较真呢？把自己当工具当喉舌，说这些话不就是职业行为嘛。可你要把自己当成个说真话的人，就有个口是心非的问题，但谁会要求主持人说到做到呢？钻牛角尖了吧。重新洗牌的时代，你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的方针办？你是弄潮儿？还是老顽固？这种情况下，没准儿像过去那种男孩子会爆发叛逆心理，就觉得假善比真恶更讨厌，没那么好让我装那么好，更寒碜，还不如装恶呢，以恶制恶，我这说痛快了，可说谁呢，说我自己呢吧（笑）。

《新周刊》：你也是电视上的侃爷，在广东电台侃了7年，在凤凰卫视侃了11年。偶尔，会不会侃得有无力感和空虚感（或虚脱感），如王朔在纸上的多年失语？
窦文涛：你是说江郎才尽吧，我算窦娥泪尽（笑）。我当然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才尽还是好听的，好像你原来还有过才似的，我觉得过去见识短还可以原谅，现在学习多了，要再认为自己以前那点东西叫才那就真有点不嫌寒碜了。这些年来我被电视大工业毁得不轻，现在正在恢复元气。其实我喜欢做少而精的节目，对我来说一个精品胜过百个粗制滥造，可电视台对产量需求太大了。我长期做两个节目，一周六天六集，还都以我说为主，我对我说话质量不满意，可要讲数量，估计是说话最多的主持人了，自己都觉得可笑，我得是多大一话痨啊（笑），所以我给组里人打气，咱是薄积厚发以量取胜，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王朔还可以搁笔多年，我一天也不能停，我太想休休长假充充电了，可除非把节目停掉，要不然我的节目连个替班的都没有。
　　我常常惋惜这个节目本来能做得更好，只要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们这些人平常老看电影、艺术作品，有那个美感在心里，却忘了电视节目的制作规律，跟那些门类相比电视节目算快餐，尤其是目前中国电视业还是在求多快好省的初级阶段，象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象大姑娘绣花那么细致那么从容不迫。我们家人的性子都是慢工出细活，那天我翻出中学日记，还看见我把哥哥告诉我的一句话当成了座右铭：“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象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还“永志不忘”呢，可现在艺术品都得改工业品。过去我有个毛病，要做就让我认认真真做，要不我就不做，现在也不得不妥协。这么说你可能有点不理解，比如说《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这俩节目都是我们原创的节目，不是说原创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说最早的时候这两个节目幕前后都是我一个人为主，锵锵是即兴聊天，主持人的话题源于生活，那我就该多生活多看闲书多积累，可后来又有了拍案，这节目我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剪，干两天两夜，这还生什么活呀。我不能背稿吧，背稿就像抄一篇文章，可我的劳动就像自己写一篇文章，可我的节目量却比那抄文章的量还大。前两年有那么一阵儿，真到了除了工作就是睡觉还睡不着简直了无生趣的地步，当时我冲着启明星发毒誓：谁也别想剥夺我的人生，谁也别想把我逼成精神病，再也不能这样活（笑）。领导也重视啊，可节目量不能减，就说找两组人帮你，你不用从头盯到尾，只管主持就行，可能这样肢解了我也好，手工作坊必须进入工业分工，要不累疯了，但伴随而来的是那种一个人的作品感我失去了，而且现在也只能抽出一半身实际还得幕前幕后紧忙乎。讲这故事是想看看这算不算现代大工业对个人劳动产生异化作用的一个案例。该怎么衡量价值呢？如果现在让我回到自编自导自演自剪一周只做一集〈拍案〉节目，我有把握让这个节目不但高收视而且成全台甚至全国精品，但是对电视台来说，这个效益可能不如让我一周卖六集出来。当然我个人怎么着都行，现在也已经初步找到了平衡，可以忙里偷闲苦中作乐了（笑）。

《新周刊》：王朔说他一直在演名叫王朔的那个人。你是否有同感，也在演名叫窦文涛的那个人？若是，你演得累吗？你的解压之道是什么？独处么？你内心的是非与道德观念，和社会加给你的角色和公众形象，有着怎样的不同？
窦文涛：最早做《锵锵三人行》的时候是1998年，那两年我是轻松快乐的，因为那时候也怪，脑子里没观众，我人在香港，凤凰刚开台不久也没现在这么大影响，跟大陆观众挺隔膜，也没网站，更没有收视率这些东西，大概寄信也挺贵的，观众来信我记得都不多，我只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想说什么说什么，都是自己生活里的事，后来居然讲起黄段子来，到现在还有人叫我“天下第一黄”，不是因为我讲得好，只是因为我讲得早，当时并不是胆儿大，从这事你就可知我当时几乎没意识到观众的反应，可以说一点社会责任感也没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幼稚得可笑。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杂志评我是“生活和工作如一的人”，因为我的节目就是讲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连准备都不用怎么准备。后来大概一两年后，领导让我意识到了观众的存在，我感觉从那时起我的“劳改”就开始了，就是在劳动中不断发现自己的偏差，不断自我改造。
　　后来，也可能是个人经验讲得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又有人告诉我不应该老陶醉在个人小天地里，要关心社会关心大众，咱是听劝的人，一听人家说得对呀，虽然有点勉强但也开始聊忧国忧民，一试，真还挺火，就更上道了，直到最后人家称我为“社会良知”把我吓着了。再后来又有了收视率排名，我投入在工作上的精力以一年翻一倍的速度递增。我心里也渐渐有种感觉，劳改刑期在延长，似乎有期改无期了。
　　我说劳改是个玩笑，主要是学习尽量对我原来不感兴趣的事感兴趣，其实我的劳改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些年也算做出不少观众们认可的节目。可凤凰是个挺有理想的电视台，要求胸怀天下关心公共事务，我的格局跟这个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有时候想做播音员挺好，虽然人说我报新闻不可信，可照本宣科毕竟不大涉及到人的内在思想感情，即兴谈话节目就不同了，它需要真心实意表达自己，你心里没有，装出来的大家一眼就看穿了，所以说到底你要受欢迎就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急，人民就是大多数观众吧，那我的脉博本来没跟大多数跳在一起，能改造得跳在一起吗？还是上班的时候跳在一起，下班的时候不必跳在一起？我是不是太苛求诚实了？过去我觉得我在电视上比在生活里还诚实，当然虚伪的时候也多，而现在我已经慢慢能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两回事了。但有件事我一直较真，觉得《锵锵三人行》、《文涛拍案》一定要“我口说我心”，甭管下了班怎样，录像的时候我得调动全部注意力，让自己变成那个人，对这话题充满热心的那个人，我觉得只要我心里没到那儿嘴上就不能说到那儿，要不你就是玩假的，聊天的生命就在真心真话，这样问题来了，你怎么能保证一年三百多天天天都能跟观众心连心呢？那听上去也是一种很恐怖的现象。不是说佛心就是众生心吗，我有时幻想要修到佛心那就跟每个观众包括他们家里的猫狗都悉知悉见啦（笑），这幻想反映至少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为做好主持人不惜改造灵魂的事。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我私人喜好的事大部分人不一定关心，即兴聊天这种形式又很难避开自我流露。你可以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可你逃不出规律，电视台的规律：抓住大家关心的话题就多人看，只说自己想说的，观众就像你身边的朋友一样少，你说少我也不在乎，多元文化嘛，联合国都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呢，不能保护一下我吗，可收视率不保护你，广告商不保护你，电视台说这是社会公器，我们的责任不是保护你，而是你有责任去为天下苍生鼓与呼，我们还希望你发出声音保护更多更需要保护的人呢！谁说的都在理啊，我这么讲理的人咋能不接受呢，所以转头回来还是问自己，为什么人民关心的我不关心呢？不行，我太自我干脆说自私吧，得改造自己，改造到灵魂深处，我真的试了，现在还在试，费了老大劲，效果不显著，胸怀天下这事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也许我这种凡夫俗子只配给胸怀天下的人当工具，帮他们实现包打天下的理想吧，说是帮，其实是图人家给你那点盘缠，好让你在帮人之外，能继续走你自己那条独木桥。
　　我有时候汗流浃背正改造的时候，也会猛转一念头：我会不会入错行了？男怕入错行，女的就怕嫁错郎，可能本来有些事就该某些人去做吧，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龙生九种人生亿万种，有人天生就是忧国忧民的，人民有他们整天惦记着呢，就连他们都是分派的，有忧一国的有忧一村的还有忧地球的，互相间也常有矛盾，我还知道有人天生就是画画的，有人天生就是体验生活写小说的，甚至有人天生就是品吃品喝潇洒走一回的，都算为人类做贡献，那我本来该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好像离了这行还真没饭吃，那我是不是本应该就是一职业主持人，少想那些个乱七八糟的，别人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只不过咱得尽量琢磨着把人需要我说的话说得漂亮点，底线别昧了良心就行，什么真的假的，这就一工作，空姐的微笑都是真的吗？舞蹈老师让女孩们上台表演要露八颗牙，那是真笑吗？是不是对工作认真就可以了，不必要较真吧。——不行不行，你怎么能跟空姐、舞蹈队的妹妹们比呢，人家不笑都比你好看多了，你得高标准严要求，你的专业就是为观众服好务，老板不是说专业主义激情吗？在台上你必须真心笑，必须把不认识的观众当亲人，这是你的专业情感，真听真看真感觉。专业之外也没什么可拧巴的，你不是说人就是分裂的吗？矛盾理所当然，像多棱镜多个面向组成一个你，像最硬的钻石每个面向都透明都从心出发——你看，我最后绕明白了，可是真明白了吗？
　　我没什么价值，我唯一的价值就是假如有人居然那么稀有，从头到尾看了近十年《锵锵三人行》，那他就等于旁观了一个超长版真人秀，讲一个涉世不深无知无畏的小混混意外跳进电视里，而后在公众监督下，被一步步社会化成人化的过程，这过程现在还在天天进行，而我总觉得没走好，走得不顺，但似乎我们的老板还是对我寄予期望，给我宽容，希望我走下去，那我就再走走看，我从来不能见好就收，就像恋爱一定要搞到无法收拾还没完没了，其实你别以为我发愁，就是这么一犹犹豫豫的性格，我还能欣赏自己这场秀。

《新周刊》：“三人行”在中国电视界延伸出了一类脱口秀效仿者，基本上没有侃得过《锵锵三人行》的影响力的。除了电视平台的原因，你觉得是因为他们的主持人太世故还是不够世故？太主旋律还是太不真诚？或别的原因？
窦文涛：很抱歉，我没看过，基本上我的电视当监视器用，有时看看新闻、看看纪录片频道，据说许多做电视的都不看电视。我是头驴，一向只会低头拉磨，不懂抬头看路，全心全意认认真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而后逃离工作。业余时间看电视怕又会联想起工作，那就又摆脱不了了，平衡又破坏了。我体会人必须别有洞天，拥有一个自己玩的世界，我在里头干什么你别管（笑），但这个世界重要过一切，也终会是一切的源泉，外面世界整天风起云涌，可你心里这块儿千万别失守。

《新周刊》：你的F40心态如何？新周刊做了一期《F40：新中年肖像》：你在历史上从未见过这样一代人——生命的一半是暗，另一半是明；一半是凝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革命的尾声，另一半是开放的先声；一半是被压抑的服从，另一半是被推举的先锋；一半是诗意，另一半是商业；一半是根深蒂固的坚持，另一半是后来居上的放纵；一半是积聚财富的市场掘金客，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这一代人就是F40。你今年正式40岁，你的F40心态如何？你觉得你跟大多数F40一样吗？
窦文涛：不知道大多数，40岁一到，我这头驴好像也摘了眼罩试着抬头看看路了。我最近明白的事是我这四十年都是随波逐流的四十年，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四十年，许多事一开头自己的感觉就是对的，但也没坚持结果倒听了别人的，所以要听别人的，但主意得自个儿拿。看周围人，每个人都在做他要做的事，有人求名，有人求钱，有人求权，有人求官，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道上进步着，你不能看别人要什么你也去跟着要点什么，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我要做的事呢？做我要做的事，这对我现在最靠谱。

王朔答问录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王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
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1991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16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王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当时写，当遗书写，也是一个姿态而已，就是不发表，或死后才发表。这么想你能放开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全部放开，也仍然受限制，所谓的道德观念或是什么的。

问：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王朔：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因为写亲情，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吧，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

问：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这本书也可叫“忏悔录”、“思痛书”。
王朔：你说的是自私的原则，是吧？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也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但是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这是跟别人自私时没有产生过的，差别在这儿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特别重要——有没有罪恶感，对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假如你永远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天经地义也有可能不对。因为没有罪恶感，你会把好多廉价的行为称之为爱，给别人点钱就叫做爱，叫博爱，才不叫呢！就造成满街险象，抓起来一问都是弱者——好人？这种怪事。说实在的，我认为价值观颠倒是造成人无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为例。

问：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王朔：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但实际上不是，是迁徙来的，而且迁徙之远简直是，在这书里我才上溯到炎黄那儿，其实我得上溯到非洲去，最近复旦大学搞的DNA调查我们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洲来人，跟北京猿人混血的一个都没采到，我们强调自己是龙的传人——爬行动物传人？要不要考证一下个别恐龙和猴子杂交的可能？说给谁听呢彰显自己的无知么？跟这世上所有人一样很没面子么？黄是中间色，肯定是黑白混的别不好意思承认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是非洲，祖宗之法、祖宗的规矩是：真相与和解。你还法哪儿啊？道法自然——岂是君君臣臣所能扮演的？失去了生物狭隘性，我觉得我作为父亲——复制生命接力赛的上一位传手也没有了优越的必要。我可不想当一个野蛮的儒家父亲，愚昧地认为位置靠前判断力就一定准确。孝，实在是弱者之间可怜的互相拴对儿的口头承诺。我的全部经验告诉我，正确的生活态度实在和年龄没关，非和年龄挂钩也一定呈反比关系。父亲所能做的、大发慈悲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恶习传染给孩子，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发问时就学会对他说：不知道，我不懂。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堵住这只自上而下索取的脏手，并且随时准备揭发上一代乃至上上无数代的伪善我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我女儿将来是个天性解放的不背历史包袱的，也不因为她的肤色她的来历使她到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有什么障碍。还是说到那句，就是说我们在精神上实际上是无产者，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没有一个精神特质失去了你就不能称之为人，或者不能称之为中国人这回事。我想跟她说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她后来到国外去念书，她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实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认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让你逾越。不让出身成为孩子成长的累赘我觉得这是我做父亲的义务，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好多格言都是错觉。

问：你是一个懂得推己及人的现代父亲。书里有一句话，“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
王朔：那都是很感性的话。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儒家伦常是保护老人的，是保护落后的，是反自然法则的。你看野生动物有养老的么？老动物们都自觉着呢。实际上养老是个国家福利问题，不是个人的生物义务，生物义务是养孩子，把DNA 往下复制，你让他倒行逆施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反自然行为能力的，你把它规定为法律责任，你因此让他在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上产生罪恶感是不道德的。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丧尽安全感，下意识不自觉——个别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其实都破裂了但还拿铁丝箍在一起假装完好。老实说，我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破裂家庭关系的影响，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其实已经疯了很多年了。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朔：说真的，我特别犹豫，原来我想再写一点，但也不想写了。这里头，我也需要一个勇气，我的勇气也有限。简短点吧，说多了反而言不由衷。最后想对我妈说声：对不起。要是冒犯了谁使谁不痛快了请你这么想：反正咱们也不会永远活着，早晚有一天，很快，就会永不相见。
（摘自《致女儿书》）

圈内人评王朔
刘恒：所有优秀作家灵魂苦难的一种缩影

1、王朔写《致女儿书》，从一开始当作遗书写，到现在正式出版，其中的过程你了解吗？
刘恒：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写作，但是我不了解这本书的创作过程。

2、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成稿的？你会怎么评价王朔这本新书，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还是像一些年轻人认为的那样，垃圾、不值一提？
刘恒：我在书店买的《千岁寒》，这一本省钱了，是朋友寄给我的。我在忙事，书读得不精，但是我感到了它的分量。不论对写作界还是对王朔自己来说，这都是一本重要的书。你所说的年轻人，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是在网络垃圾里拾荒的闲人吗？一个人在垃圾堆里呆久了，有可能视一切为垃圾——包括自己。轻易地把一部作品称为垃圾，并不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有一点儿适度的焦虑就可以了。我经常看到骂这个笨蛋骂那个笨蛋的人，他们骨子里通常对自己是不满意的。我建议那些年轻朋友在骂骂咧咧之余，静下来读读这本书。

3、读《致女儿书》，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主编也是有女儿的人，他的感受是觉得自己肮脏。
刘恒：我的感受出于直觉，准不准不知道。总之，这本书耗了太多心血，有艰辛和艰苦的痕迹，还有非常沉重的伤感。他的早期作品就藏着伤感，现在好像再也藏不住了。他想用精确的文字跟女儿交流，跟这个世界交流，却透露了无尽的茫然。我以为，这是纯粹的写作者的茫然。凡是认真写作的人，都难免如此吧？不过，我们大都不希望以自己的弱处示人，他不。

4、怎么看待一个男人把女儿作为告解对象去倾诉的这种心理？你有孩子吗，是儿子还是女儿？一个男人最后发现自己爱或者信任的女人，只有女儿，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吗？
刘恒：他为自己的文字设定了一个最忠诚的读者。一方面，如果他认为这些文字是有益的，那么他显然希望这位读者优先受益。另一方面，为至亲的人而书写，他似乎希望这有助于保持一种持久的真诚，甚至希望不断地激活灵感，把沮丧和绝望压下去。这种心理只是我的揣测，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作为孤独的写作者，我们从读者那儿得到的支撑很有限，就算他是你最亲最亲的亲人也罢。我有个儿子，跟他女儿同岁，也是属龙的。我儿子读的专业是“国际政治与研究”，对我的文章经常不屑一顾。他不是我的知音，但这并不妨碍我爱他。他女儿会是他的知音吗？我怀疑。

5、还有王朔对父母的那种陌生感，在一代人身上都是这样的吗？我记得我们采访叶京的时候，他提到母亲，突然潸然泪下。
刘恒：两代人的隔膜很普遍，大家的处境有雷同的对方，但是每个人独有的遭遇和经验才能最终说明各自的问题。我跟我父亲很少交流，一句话不投机就干脆闭嘴了，直到他卧床不起临终的时候，我才对他说我爱他。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过世后，我数次在没人的地方痛哭，大半年才平静下来。王朔在书里写到了他父亲的生和死，我能看见他内心深处的悲伤。

6、王朔对《致女儿书》的定义是“阴暗心理小说”，但这是小说吗？
刘恒：你认为它是小说它就是小说，你不认为它是小说它就不是。不仅文体可以跨越，读者作为阅读主体，他的阅读经验也是可以自我跨越的。如果接受“阴暗心理小说”的说法，我们立即就能发现谁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其写作行为本身似乎也焕发了寓言的味道了。假如你乐意，你甚至可以把它定义为“飞翔哲理寓言”或“口吃思想密宗”。总之，读者并不输给作者，你有这个命名的权利。

7、2007年的王朔，年初出了《我的千岁寒》，年底出了《致女儿书》，中间因为一些言论引起了争议。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气数尽了，你怎么看王朔近年来的举动？
刘恒：他在写作，他的写作展现了成果，这跟别的作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他的影响力，这跟他写作早期的强大影响力成正比。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自由而生动的文体，还有一种洒脱的奔放的人生观。他一直都不缺少争议，所有这些争议跟他的影响力也是成正比的，而且相辅相成。他的性格决定了这一切，别人可以拒绝接受这种结局，他自己却必须接受，因为这是他的宿命。我始终找不到答案，他明明是内心柔软的人，为什么屡屡口出强言，伤己而伤人？他是五八年生的，五十而知天命，我以为这是宽容于人的时候了，必须要宽容待人了！大家都生活在各自的局限性之中，可悯而可恕，甚至可敬，还是将满嘴疾言咬住了吧！

8、和以前相比，王朔近年来的创作有什么变化？
刘恒：他以前凭借灵感和体验写作，现在则依赖直觉和玄想。他不满足，是大的不满足，所以太累了。他的抱负和认真都超越常人，手段也过于诡异。写作者绝大多数都为写作而苦恼，但是只有少数人不幸陷入绝望。我在他的近作中读出了太深的绝望情绪。他几乎是在挣扎。我无力断言这种绝望的前景。幸与不幸或许也在未定之数，而且世上向来都没有治疗绝望的药方，只能随它去了。阅尽古今文章事，绝望固然可以催生伟大的才思，却也造就了种种大悲剧，不提也罢。我只想说，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章绝望，对生命我们还是彼此都笑着点儿吧。

9、很多人都非常看重王朔的写作，为什么？如果说《致女儿书》这个文本很有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恒：以前，他的写作风格和写作姿态影响了很多人。现在，他自我披露的写作困境是所有优秀作家灵魂苦难的一种缩影。许多作家都依照惯性写作，在重复中也能制造快感。他不想重复，又不想停下来，因此陷入了深渊。他跟语言搏斗，跟自己敏感的知觉搏斗。他对自身的怀疑，让我看见了我自己。我们往往用自嘲给自己解套儿，他却在自嘲之后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执意要跟自己过不去了。他一遍又一遍重写同一个主题，活象西西弗斯在推那个大石头。我读他的《致女儿书》，眼前老晃着那个飞机的发明者，不停地飞起掉下飞起掉下，没完没了！为了飞起来，他的固执和不择手段令人难过。闹不清他为什么要这样，他难道不知道，他本人是他的文章最苛刻的读者，没有任何读者会如此挑剔他的么？读那些叙述王氏家族渊源的文字，隐约感到他所追求的笔法近乎圣经，非人力可为也非人力可得，颓丧和绝望也就注定是躲不掉的了。但是，我必须向他表示我的敬意，尽管我判断适度退却对他也许更为有益。

10 作为同行和朋友，您对王朔有什么期待和忠告？
刘恒：他应该静下来，暂时少写或者暂时不写，尽量少说甚至不说。这都是废话。我的意思是，强大与否无须自我揣摩，当即确认就是了。我坚信，把信息深深地含起来，会更有效地显示力量，因为你本来就有力量！彼此好自为之吧。

跟着老王去忏悔

文/肖锋

《致女儿书》揭开了一代F40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假如我们的心还未被角质化的话。要知道，从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过来，又赶上改革开放急行军大讲狼图腾，我们不是投机分子就是玩世者，鲜有真诚一面，决不改悔也失去了改悔的能力。
老王给我们作了个榜样。此书触及基本命题：世界是怎么来的，你是怎么来的，为何还活在这世上，为谁活，等等。但更主要的，是你如何面对自己。
多数人不敢面对自己，就像贪官非逼到身陷牢狱方忏悔，假惺惺。我们干的那些事挺没劲的，只是戴了个面具假装嗨，不想摘下，太久了，都长到肉里，于是假面具成了真法身。舒不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了。
中国人少有宗教感。译《六祖坛经》、啃《时间简史》的老王，能总结出灵魂就是些带信息的原子，但仍未能用此心成佛。他需要一个牧师，这个假想牧师是女儿，告解。中国人向有宏大情怀，什么修齐治平，什么解放全人类，等如何面对周围的人，你的家人，却没辙了。这本书从根上踹了那个虚假时代一脚。那个时代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整个就是个大笑话。
比如，中国人的家庭，爱是个缺省值。把你养这么大还说不爱？事实上却是一生的交集都来不及说上一个爱字。本人4岁前被抛到农村，大人们搞运动，亲近大自然甚于父母。进城时就是哭，那刻骨铭心的一揍，把文明社会的规矩都从屁股打了进来。打是疼骂是爱。多少年后临到老母走时，她喉咙被分泌物严重堵塞，吃力说出对我的两个愿意。但不管是她还是我，一生交集中都未说出那个字。
比如儿子，我们习惯性地沿用上一辈人的作法，爱字是说不出口的，打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打法呢，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可每次打完都后悔。不禁想起何祚庥那句名言：谁叫你生在中国！
前两天跟一位朋友争论现在的家庭民主自由多了还是少了。我以为，被拉去学钢琴绘画舞蹈，拖着拉杆箱书包上学，没有八九点做不完功课——要知道，在真正民主国家作业超过15分钟家长就可以投诉学校——我们是哪门子家庭民主自由？
本人不幸有俩儿子。闫大有3岁时清楚说过，我不喜欢爸爸了，他老打我。3岁，那呆呆的眼神的样子。这是个钝感的小孩，注定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碰得头破血流。我早早教会他一句成语，叫“吃一堑长一智”。
有次，一年级数学题是这样：东东不小心撕坏图书馆一本书的3到5页，撕坏每页赔2元，东东赔了6元，结果，管理员说不够。那么到底应赔多少元？这道拧巴的破题让他俩做了两个钟，最后，逼得我不得不真撕坏了一本书的3到5页。“数数！该赔多少钱！”我当时的气急败坏正代表了这个社会嘴脸。逼着天真的心灵世故起来。
我们的美术顾问愤愤然道：“现在的艺术生只会算数学题，根本不会画！”按常例，我们的美术顾问进不了大学，计划体制下甚至进不了好的单位，可市场体制下，现在轮到会数学的艺术生找不到工作了。
佛说，断人慧根要下十九层地狱。杀人偿命，不过下辈子做牛做马还你，但断你慧根则使人万世不得超生，比杀人还厉害。我们断了多少孩子的慧根，是否要下十九层地狱呢？！
闫大同受我们影响都不认这个哥哥，跟同学介绍说，“他不是我哥，是憨豆的弟弟。”一次，闫大有被罚门外，也不言语，等出去叫他回来人家已在地上睡着了。在美国这样虐待小孩会被起诉吧。
直到一次，这小子拿回张麦当劳免费票，一个汉堡。那是他当劳动委员的成果，全班只4张，他说：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家里其他三人分食了这个劳动委员的成果。他妈问：将来有钱了，有有也请妈吃汉堡吧。闫大有不好意思道：希望如此。瞧这回答。
一位父亲的忠告是给儿子最好的礼物。《天气预报员》中父对子说：“在这个狗屎人生中，你必须学会放弃。”我试着给儿子们一个忠告，这个忠告源于庄子，经于丹老师的《庄子心得》改编，又经本人篡改，具体是这样编的：老鼠羡慕鸽子，因为鸽子会飞；鸽子羡慕老鹰，因为老鹰飞得更高；老鹰羡慕云彩，因为飞得再高也高不云彩；云彩羡慕大风，因为一下子就把云彩刮跑了；大风羡慕墙，因为墙能把风挡住；而墙羡慕老鼠，因为老鼠打洞，墙塌了。
你们说，这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呀？闫大有抢答：就是说，工兵能取地雷，地雷能把司令炸死。Bingo！答对了。
我现在倒是希望儿子能给我个忠告。忠告或许是：给儿子一个幸福童年将来才会回报你。否则，老东西不会有好下场。

[匿名] 新浪网友
《致女儿书》这本说真话的书，不同于以往“说真话”书的是，王朔的“这种真话”，至少我不敢说。由此是不是可以推论出一个检验真话的标准：大家都敢说的“真话”，不算真话，他敢说，而大家基本都不敢说的，才算。我也有个女儿，我超级爱她，可我不敢在她面前抖搂我的自私我的肮脏我的邪恶，我没那个胆。莫非是我爱得还不够？看这本书，很恐惧，要是我们每个做爹的，以王朔的这本书为做爹的标准，那我做简直就不是个合格的爹，我一头往墙上撞死算了——我也没这个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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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把信息深深地含起来，会更有效地显示力量，因为你本来就有力量!

(这话我也想给王sir说的)

幸好有王sir，我也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