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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我泽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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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发帖心情 Post By:2007/10/19 16:26:34 [只看该作者]

  鲁迅是怎么看周作人的呢?



  分手之后,鲁迅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周作人,只是和许广平、三弟周建人私下有过交谈。大致说来,他对周作人的才气和学识是敬佩的。“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做声了。”[8]可见这里有着对其弟的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译力甚深的信任。1927年,鲁迅定居上海之后,北京已沦入张作霖奉军手中,他深为周作人的处境担忧,希望二弟也能南下。有一次,鲁迅从三弟建人那里,看到了二弟周作人的信,便在致章廷谦的信中,提到周作人:

  北新捕去李(小峰之堂兄)王(不知何人)两公及搜查,闻在十月二十二,《语丝》之禁则二十四。作者皆暂避,周启明盖在日本医院欤。查封北新,则在卅日。今天乔峰[9]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云《语丝》当再出三期,凑足三年之数,此后便归北新去接办云云。(卅日发)大约尚未知查封消息也。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互助耳。”[10]

  对周作人的一片爱意,已流入笔端,可见鲁迅的怨恨,在羽太信子身上,对周作人,尚有较深的骨肉之情。章廷谦是周氏兄弟共同的好友,鲁迅写信给他,实则间接致函周作人的,或是让章廷谦转达自己的问候也未可知。鲁迅在受辱后的几年内,对二弟尚有此关切之情,是令人感动的。

  鲁迅对三弟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启孟真昏。”他1932年11月20日回北京省亲时,曾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而谈及羽太信子时,也颇有微辞,对她的行为多有不满。看来,鲁迅与周作人的反目,以及反目后对家事的看法,怨恨是在羽太信子一边的。鲁迅回北京省亲时,在致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后又谣传H.M.肚子又大了,二太太曾愤愤然来报告,我辈将生孩子而她不平,可笑也。”[11]这里,“某太太”系朱安,“二太太”乃羽太信子,“老太太”指鲁迅母亲。此信可见出周氏家族内在矛盾之一斑。这矛盾的原由,在鲁迅眼里,乃羽太信子使然。谈及周作人,只以“颇昏”二字语之,其分寸感是很强的。

  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精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洞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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