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八集政论片《居安思危》观后

黄纪苏

   近三十年来，够得上力作的政论片，中国只出过两部。一部是八十年代耸动一时的《河殇》，另一部是最近流传于体制内的《居安思危》。前者顺九曲黄河浩瀚入海，对中国革命乃至中国文明取一笔勾销的姿态，其嚣张而不失磅礴的气势，将当时服了摇头丸似的空想资本主义时代氛围铺陈得云烟满纸。后者则通过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回放，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世和今生画出一道沉郁悲慨的平行线，中共、中国、乃至中华的来世半隐在那引申出的虚线之中。立场相反的两部视觉作品，以相隔二十年的时间跨度，终于相合为一个令人叹息不置、绕室徘徊的历史轮回。

   中国历史至1840年陡然改道，被迫并入以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为核心的世界近现代史，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由此发生根本转变。能否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等级－竞争体系中死地求生乃至后来居上，便成为一切政党、制度、路线、政策、理论、文化、人格、审美等等的首要试金石。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的经历如出一辙。两国都是扶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杆，从民族危亡的险境中爬起身来；都是以高度军事化的政治手段森严壁垒，抗衡虎伺狼环的外部环境；都是以高度政治化的经济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业化道路上昼夜兼程；后来，又都因集权体制的积重难返而逐渐丧失活力，陷入深刻的危机；最后，又都在危机中左突右冲，改弦易辙，经历了山河巨变。从宏观的相类到微观的相似，两国间高度的可比性为这部以俄为镜、感慨社会主义命运、忧心中华民族前途的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中俄两国的社会主义均属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如前述，世界上诸多苦难民族对它的选择，自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由于没有加盖所谓“程序正义”的图章，自然不为专攻法袍法锤的法学家所理解。不过，国家社会主义在完成民族解放、经济独立的任务之后，的确负有“还权于民”的历史责任。能否顺利完成这一过程，让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脱胎于社会主义集权体制的蝉蜕，又成为社会主义执政党所要经受的一次考验。迄今为止，国家社会主义留下的基本是失败的教训。《居安思危》令人刮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国家社会主义展现了自我批判的一面。讲述特权阶层的第五集最有异彩，它援引苏联解体后所做社会调查：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原苏共代表了劳动者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认为它只代表官僚阶层的利益。这个阶层集各种资源、无边权力于一身而又缺乏来自身外的制约，不数十年甚至不数年即完成由“先锋队”向“新阶级”的转变，便势有必至，理由固然了。险恶的内外环境以及与之配套的准军事体制和英雄主义文化（见于苏联粮食人民委员饿晕、中国领袖三月不知肉味之类感人事迹）只能推迟而不大可能取消这一过程。官僚特权阶层不会永远满足于公款消费，当时候到了，他们的欲望就会从使用权膨胀到所有权，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把人民的财产正式过户到私人名下，完成从书记到老板的转型。影片所引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科兹的话最为沉痛：苏共是唯一在苏联葬礼上致富的政党。作者对于从官僚特权阶层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演化轨迹采取了直面正视的态度，这赋予影片某种灵魂性的气质，使之截然有别于无信仰、无激情、无眼光的三无式“官”样文章。不过同时，对于从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到官僚特权阶层的内在发展逻辑，影片时而轻描淡写，时而避实就虚，这也折射出那个体制本身有限的自我反省空间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

   中俄两国都经历了沧桑之变。如何看待过来人“他年往事成追忆”时的感受，是需要思想者严肃对待的话题。影片所述俄国普通劳动者对前苏联的怀念，以及一些当年反共斗士的追悔之情，与今天许多中国人由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变为否定者、从而同情反右、赞美文革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绪既有来自对今天现实的真切感受，同时也包含了对过去历史入主出奴式的误读，可信却又不可尽信，特别需要治史者理解的态度与分析的眼光。与这种社会心理密切相关的一种思路更是值得警惕：似乎历史只提供流氓资本主义与文革大乱两种选择。于是，为避免再陷火坑就要把油锅想成美国进口浴缸；“浴缸”实在呆不下去时又怎么看火坑怎么像珠光宝气的唐代窖藏。这种让极左极右轮流坐庄的思想方法，已经误导了以往的改革，不应再让它误导对改革的反思，对未来的探讨。

   影片的名字是“居安思危”。与这个“安”字形成耀眼反差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中国已大体完成的事实。近三十年来国家社会主义屡战屡退，在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部门留下溃败的记录。意识形态包括文艺领域尤其如此，在那里，好像连流氓瘪三都比它更具号召力。如今国家社会主义又开始撤离它的太庙――中国革命的列祖列宗如毛泽东、农民起义之类已被迁出最新版上海历史教科书。当它退到中华民族曾经扶之而起，拄之而行的旗杆下的时候，头上的那面旗帜正在落日的残晖中寂寞飘扬，资本的天下暮色四合，已是万家灯火了。《居安思危》是一部体制内的意外之作，它有力的表达出人意表，诚挚的信仰令人感佩。但它过于眷恋国家社会主义的残山剩水，而不能向更广大的民间、更开阔的视野去寻觅社会主义的新机，使人不由想起易代之际的老臣孤忠以及他们那些衔恨泣血的诗篇。

   这部选择了大众传媒形式的作品却成为官僚体制大宅门内的“特供”商品，规定只在“县团级”范围内流传。就这样，影片以其特有的传播方式为其讲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补充了一条有趣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