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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泽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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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民关系一定会导致十羊九牧 发帖心情

Post By：2007/8/22 11:29:26 [只看该作者]

（按：这是一篇《新京报》的约稿，考虑到中国媒体生存环境的现实，我写作时非常克制，但是依然被毙稿。在此和谐盛世，编辑的谨慎我完全能理解。只是觉得有一种刻骨的悲哀。在今天的中国写时评，究竟要用何种言说方式既不惹事又能多少表达一下自己的思想？这条线在哪里？
今天看到刊发的是另一位先生就相同题材所写的评论，写得很不错。但如果让砍柴仿造这种方式评论时事，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我宁愿停笔，专司历史和文化写作））
　　
　　山东贫困县沾化县政府有1名县长，6名副县长外加15名县长助理，笔者对中国官衙里公仆成堆的现象早已视为常态，可22名县太爷还是让我吃了一惊，注意，这仅仅是四套班子之一的政府，还不包括县委、人大和政协。这当然是典型的“十羊九牧”，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当地政府立刻展开危机公关，免掉了13名县长助理的职务。
　　当地政府的对舆论的反应不可谓不快，不过在我看来这免掉冗员职务的简单应对方式连治标都达不到，遑论治本了。这免掉的13名助理不照样还在吃财政饭么？他们没职务了可待遇信许还保留，整个沾化县官多民穷的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造成十羊九牧的体制原因如果没有改变，只要媒体不盯着，保不齐县太爷团队又会重新膨胀。
　　沾化县可算是我国当下公权力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并不始于今天，中央政府早就洞察这一状况并采取许多措施以求得到根本治理，1998年国务院以身作则，主动裁减了整个国务院47%的公务员。可这种表率对下面各级政府起到了多大作用呢？沾化县22个县太爷算是一种回答。
　　中国历代王朝开国时，基本上呈现“精兵简政”的面貌，政府层次少、官吏少，行政成本并不高。可政权一旦延续若干年，官吏的数目往往会成倍增长，老百姓为此承担的赋税也不得不越来越重，直至王朝崩溃，新一轮循环又开始。不要说冗官、冗兵创纪录的宋朝，即使是在开国之初刻意简化组织、精简官吏的明朝，到了中后期官吏队伍滚雪球似地扩大，后期诞生了一个新名词：“添注官”，因为当时各衙门的职数是有限定的，超编的官员便是“添注官”，一个部只能有三个侍郎（北京两个南京一个），后面却可能跟上四、五个添注侍郎。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为什么避免不了这种循环？权力部门总有自我膨胀的冲动，这种膨胀冲动靠官吏群体自身是不可能抑制的，做官拿钱比干别的营生赚钱即体面又轻松，总会有人千万百计钻进来。因为官员的任命、官府财税的征收和支出，都是由官府内部决定，出钱的百姓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只有供养的义务，不能以正常的方法抑制官吏队伍的扩大以及防范赋税的畸重，官自然越来越多。百姓只有到了忍无可忍时以暴力的方式来反抗，使整个社会付出极大的成本。
　　在传统的帝制时代，官员是牧人，老百姓是羊，郡守和知府自称守牧一方。牧人可以决定羊的命运，羊怎么能决定该养多少牧人呢？让牧人内部保持一种降低守牧成本的自觉，何其难也，因此“十羊九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只有在现代的民主国家里，用宪法和法律来保障主权在民，官民关系由牧人和羊真正变成公仆和主人的关系，政府收钱和花钱、聘请员工不能为所欲为，那么哪个业主会当冤大头，花大钱请一个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而服务质量不怎么样的物业公司呢？以沾化县为例，如果当地的40万居民真的能对地方公共事务有决定权，能决定官员的任免，能决定公共财政的支出，这22个县太爷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哪怕想当官的人钻营本领再强。如果当地居民的意见既然对官员的命运没什么影响，那为什么不去想办法弄把交椅坐坐？如此，必定会挤占本应用于保障民生的经费，若还不够的话再乱收费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的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执政党也一再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种宣言式的政治理念，要在付诸实现，必须要有一种精确的、公平的制度设计，民主与法治从来就不应该是个政治口号，而应是普通人能触摸到的一种存在。当政治理念通过民主与法治变成一种强大的制度，能约束所有的权力机构和其中的官员，22个县太爷的奇迹便没有了产生的土壤，也不用当地政府为了应付舆论雷厉风行裁减县长助理。
　　
　　
　　
　　转载：新京报所刊发的成彪先生同题稿件：
　　
　　
　　13名县长助理被免待遇是否还保留？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7-8-14 1:03:50 • 来源：新京报
　　
　　
　　
　　
　　　　《省级贫困县山东沾化有十五个县长助理》一文刊出后，引起了山东省沾化县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免去此前由沾化县委自行任命的13名县长助理的职务。（8月13日《经济参考报》）在舆论为“媒体监督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之际，笔者忍不住要泼上一盆冷水：这13名干部是否仍同样享受原来的待遇？
　　
　　　　众所周知，大凡“×长助理”，都享受“×长”级别待遇。沾化县的15名县长助理，按惯例都应是副处级干部，享受了副处级干部待遇。而今媒体曝光致使13名县长助理被免职，如果这13人没有被降级降待遇，落实在这个省级贫困县百姓头上的负担没有减轻，只是少了13个人做事，岂不是更糟糕？
　　
　　　　在去年各地的“三减”（减人、减层、减线）改革上，各地在党委换届后都报告减少了副书记，却鲜见有人提出多少人不再享受副书记待遇。
　　
　　　　事实上，有些地方减少了市、县（区）副书记职数，就地又转为专职常委，享受的还是副书记待遇。这与中央的“三减”要求是不相符的，这种“换汤不换药”式的变革，既未“减人”，也未“减层”，更没有“减线”。
　　
　　　　以前那种“官多管乱”、“人浮于事”、“职能打架”、“行政超支”等问题将仍然存在。
　　
　　　　“精兵”必须“简政”，“减员”必须“降负”，否则改革没有任何意义，百姓也不需要这样的改革。笔者以为，干部职数的减少要与“高职低任”、“按岗设薪”等改革机制相配套，精简下来的中青年干部可以下放任职，层层级级“放”下去，达到官员总人数减少、行政总负担降低的效果，这样的改革才收到实效。
　　成彪（江苏编辑）相关报道见A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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